共找到 106 项 “方州” 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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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秋朝,侯菁菁编著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简介: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硕士),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包括政党团体、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公共部门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MPA教育诞生于美国。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MPA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 MPA意味着超群的能力、胆识、品德……代表着财富、地位、权力、荣誉……预示着希望、成功和辉煌…… MPA创造的奇迹得益于其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灵活性和实用性。MPA教育具有传统教育不可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在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显现出其木同凡响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贯彻于MPA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还体现在高质量的教材里面。因此,学习和阅读MPA权威教材,是了解和掌握MPA精髓要义的捷径;尤其是在我国MPA教育发展尚不能完全满足广大求学者要求的时候,这种求知的方式越发显得必要和实惠。 《公共财政学》分成上、下二册,系统介绍欧美MPA必修核心课程,准确阐述MPA必须牢固掌握的公共管理精髓要义,书中依据欧美最权威、最通行的知识,囊括最普遍、最适用的方法。
作者: 王承文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07月
简介:
本书通过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形式,深入地探讨唐朝中央对岭南和南中国海的开拓经略,从多方面揭示了唐代岭南社会的重大变迁及其深远影响。本书对于研究中古岭南的开发和社会变迁,弄清中国南部边疆和海疆形成的历史过程,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研究涉及断代史、边疆史、民族史、区域史、海洋史、交通史等众多研究领域。
本书主要通过以下几个专题展开研究。
从唐代“南选”制度和奴婢问题看岭南溪洞社会的重大变迁。唐朝“南选”的本质就是要将岭南地方州县官员的选拔,纳入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体制中。其直接影响是六朝以来岭南“溪洞豪族”阶层的*后衰灭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的大量存在,与岭南“溪洞”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唐代后期,中央王朝推行了一系列限制岭南奴婢的措施,促使奴婢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走向萎缩,亦促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唐代奴婢阶层的消长,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古岭南“溪洞”社会的重大变迁。
隋唐中央王朝对交州地区的经略及其影响。以越南现存隋朝《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为中心,考察了交州与六朝至唐初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古交州地方社会的演变和汉文化的传播发展。通过近年在越南新出的隋朝《舍利塔铭》,进一步探讨了隋朝与交州地区的关系和佛教文化的交流。以裴铏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考察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并从多方面揭示了唐代近三百年间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和南中国海的开拓。
从晋唐时代岭南金银生产和流通论岭南地区经济发展。系统地考察了晋唐岭南金银生产和流通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与岭南地域经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对唐宋国家货币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围绕敦煌所藏唐天宝地志残卷公廨本钱的讨论,充分证明了岭南道是唐朝境内主要以金银为法定货币的地区,并且直接影响了唐宋国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唐代北方家族移民与岭南社会文化的重要变迁。唐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的移民,极大地促进了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汉化的进程。通过对唐代名相张九龄事迹以及粤北始兴张氏家族的考察,证明了唐代北方家族移居岭南,对岭南社会文化以及地域“文化意象”的演变,均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岭南南部沿海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杂录》为起点,讨论唐宋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响,以《投荒杂录》的相关记载为基础,详细地考察了岭南南部沿海雷神崇拜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信仰内涵的演变过程,并进而从一个具体方面说明了古代中央王朝“神道设教”的方式及其与岭南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者: 潘运告编著
简介: 魏晋南北朝,都说是艺术觉醒的时代。本文亦认为如此,只是上限要推到东汉末。书法艺术尤应如此。因为通常而论,艺术觉醒要有三条标志:即创作的繁荣,出现有相当功力的作者,对创作有理论的概括和阐释。就书法艺术而言,这三条在东汉末已基本具备。 汉代书体,广泛流行应用的,有小篆、隶书、章草三种。小篆由秦人李斯增损大篆而来,故又名秦篆。隶书亦由秦人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而创新体。因其简易,主用于徒隶故名隶书。隶书早期尚多篆意,后逐渐演变,出现波势,成为汉隶,即八分是也。卫夫人《笔阵图》所说“凶险可畏如八分”,即指此书。章草始创于汉元帝时史游,称“急就”。章帝时齐相杜度进一步发展,因得章帝爱好而得名。有说章帝好此书而诏杜度用草书上事,后来魏文帝亦令刘廙用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便谓之章草。章草乃隶书之捷,“务简而便”,然与今草相比,它字字独立,笔画不相连。这是汉人创制的新书体。前两种书,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或创新,出现了集秦汉书法之大成的杰出书法家蔡邕;章草亦臻于完美,出现了草书大家崔瑗和被后世誉为“草圣”的张芝。 此外汉代还绍传两种迨为失传的古书体。一是古文,这是自仓颉造字至夏、商、周三代所使用的文字;一是大篆,这是周宣王太史籀整理古文而成的书体。这两种书体均因秦统一六国文字而用小篆,几被泯灭。汉代重新振兴,使之得以绍传,并出现了被张怀瓘《书断》评为妙品的书法大家,古文有杜林、卫密,大篆有蔡邕。 作为理论形态的书论,这是书法艺术觉醒的主要标志,这时也出现了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篆势》、《笔论》和《九势》,阐发草、篆、隶的艺术特征和价值。特别是《九势》和《笔论》两文,一者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观点,把作书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特征;一者提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的论断,把作书与抒发情性联系起来,要求作书有一个审美心胸;并要求作书时“沉密神彩,如对至尊”,把书法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都不是把书法作为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这些都表明,书法已摆脱了对文字的依附,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了。 魏晋以后,书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书作和杰出的书家。张怀瓘《书断》评自秦至唐初书,被列为写出神品书二十五人,属魏晋南北朝十五人;被列为写出妙品书九十八人,属魏晋南北朝七十三人。其中就有钟繇、皇象、索靖和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书论书评也空前多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书法美学观点、范畴和概念。如王羲之《自论书》以“意”论书,强调作书要“有意”;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引入“肥”、“瘦”概念评书;王僧虔《书赋》提出“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表述书法创作的想象思维;其《论书》提出“天然”与“功夫”一对概念作为评书标准;其《笔意赞》提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的观点,以与那一时期绘画艺术上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观点相呼应。所有这一些,更不是把书法当作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所有这一些都表明,对于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更明确更成熟了。 汉代绘画艺术,已有很高水平,然尚不能得出已开始觉醒的结论。汉代绘画主要有: 一、帛画。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失。”这是令人非常痛惜的事!那样珍贵的图画缣帛,在兵乱中被军人取为包袱行囊,所剩又半皆遗失。 二、墓中帛画。出土的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帛画。两者构图十分相似,均分天上、人间、地下冥界三部分,显然都为超度或导引死者灵魂升天而作。两者所画人物、神怪、鸟兽及其具体手法虽有不同,前者色彩浓重,冥界阴森可怖;后者手法朴实,色彩明朗。然两画相似的内容构图,反映了汉人相信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天的文化习俗。 三、壁画。汉代盛行在宫殿、寺观、学校作壁画,以表彰功臣、列女,宣扬经史故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描写的壁画,就是一例。《后汉书·二十八将传》对此也有记载说:“永平中,显宗追思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汉书·苏武传》还记载在麒麟阁画功臣像,《后汉书·蔡邕传》、《皇后纪》及《历代名画记》还记载画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列女和经史故事等,都说明汉代盛行作壁画。只是随着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兵乱战火,使那些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古代建筑横遭破坏,赖以存在的壁画也就随之倾圯。 此外还有墓室壁画和砖画等。 关于画家,史料记载甚少。据《历代名画记》卷四载,有两位画家功力较深。一位是汉元帝时毛延寿,“画人,老少美恶皆得其真”;一位是汉桓帝时刘褒,“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至于画论,除杂于其他著述中的只言片语外,专题文字,一篇也无。因此只能把绘画艺术的觉醒放在魏晋以后。 魏晋以后绘画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很有功力的画家。《历代名画记》以三品九等评画,评上品上有晋王廙、顾恺之和南朝宋陆探微,上品中有南朝梁张僧繇,上品下有晋卫协、史道硕。评为中品、下品者更多。这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的画家。这时也开始出现山水画,南朝宋宗炳和王微,可说是这一时期山水画家的代表。 作为标志绘画艺术走向觉醒的画论,这时出现了顾恺之的《画论》、《魏晋胜流画赞》等文字,提出“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这样重大的美学命题,要求着重表现对象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同时要求“迁想”,发挥想象力,采取虚构的手法,以达“妙得”其神的目的。这是绘画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随后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把“气韵生动”摆在首位,要求生动地表现对象的生命活力和神情风韵;同时又提出“骨法用笔”、“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的要求,实际上也就要“神形兼备”。因此,绘画“六法”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绘画美学思想。 在出现山水画的同时,也出现了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这样论山水画的文字。前者提出“澄怀味象”的命题,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因含有“灵”、“道”而显得美,从而揭示了山水和山水画的审美价值。后者认为山水以形“融灵”而“变动”人心,同时进而以此把山水画同地舆图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山水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的,观赏山水画,“异效《山海》”。这就把山水画的独特审美价值揭示了出来。 艺术的觉醒,首先是人的觉醒。当然,这时的“人”,与后来晚明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人”不同。那时“人”的概念较广泛,包括了较下层的市民阶层。晚明名士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讲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都有这方面的内涵。而魏晋南北朝,上可追溯到东汉未,这时觉醒的“人”,主要指上层士族或士族文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是东汉就开始了的与官僚和豪强大地主集团相对立的一个阶层,魏晋以后他们取而代之成了统治者。但也有不少不愿进入统治集团的,如阮籍、嵇康,宗炳、王微;也有做过官又退出统治集团的,如王羲之。 士族文人的觉醒,是以反对儒家名教和谶纬神学的禁锢为前提的。东汉末,以士族势力为主的反对这种禁锢的斗争就很激烈,所以这时蔡邕在书法理论上表现某种觉醒意识,决不是偶然的。魏晋开始,作为那一时代灵魂的哲学——玄学,便提出了两道命题,表示了这种觉醒。一道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这显然是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相调和;但他又讲“崇本以举末”和“绝仁弃义”,这就表现了他不拘礼法而任“自然”的倾向。另一道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比王弼更激进,完全撇开“名教”而纯任“自然”。“自然”是玄学的最高概念,与“无”相等而相当道家的“道”。王弼注《老子》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又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即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力的干预。这用到人生上,就是反对名教束缚,顺应人的情性。 士族文人以顺应人的情性为逻辑起点,在言行上便表现出重感情,重个性,重精神风度、气质神韵、才情禀赋。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一时期的书画理论那样鲜明地表现了艺术的觉醒。像王廙《与羲之论学画》提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顾恺之《论画》提出“以形写神”;谢赫《古画品录》提出“气韵生动”;王僧虔《笔意赞》提出“书之要道,神彩为上”,等等,都只不过是这种顺应人之情性的必然引伸。 士族文人顺应情性,还带有全身远祸、逍遥旷达的思想色彩。因为那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灾不断,战火频仍,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特别是那些名士,又特别是那些上层统治集团的人物,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的感觉就更严重。阮籍著名《咏怀诗》的诗句“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典型地表达了那种危惧心态。东晋宰臣谢安,在他位望通显时致高僧支遁书竟说出如此惆怅之语:“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由此可以知道,在那一时期为什么一些士族文人不愿做官,做了官也想着要致仕。他们要远离朝廷,以免祸全身。然他们又都是文人,不免以诗酒和琴棋书画自娱,藉此以抒发情性也。 他们远离朝廷,避开政治,寄身林泉,愉悦在大自然中,这与玄学思想有关,与当时流传的佛教思想也密切相联系。遁世自然是消极的,却开拓了自然美的新领域,则是一个积极成果。古代山水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使人感到敬畏。《论语·雍也》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也只是将人的道德才能附丽在山水上。汉代帝王封禅祭山不断,使人对山水与敬天事神相联系。魏晋以降,由于士族文人的开拓,山水的美开始被揭示,山水使人感到亲切起来。宗炳《画山水序》所说“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王微《叙画》所说“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是那一时期士族文人揭示山水自然美的一种表述。 书画艺术的觉醒,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那一时期朝廷上层人物,特别是皇帝,不少都是书画爱好者,尤爱书法。若从东汉算起,至宋齐梁陈,共四十八帝,就有二十八帝是书法家。当然,这与书法同时又是文字有关。周礼规定:“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代尉律亦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还是对臣僚子弟的要求,对有权继帝位的皇家子弟的要求自然会更高。所以,这样多君王能书,也就并不足奇。 . 然他们爱书,本身就是一种导向。如汉章帝爱好杜度草书而后世名之曰章草。唐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此书后经崔瑗、张芝的发展,达到完美境地,以至如赵壹《非草书》所写的:“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以至有人专心摹写,“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弄得“领袖如皂,唇齿常黑”,一身都是墨。这种爱草书成风,与章帝好此书不无关系。 有的自己好书,还采取措施推动书法创作的繁荣。如汉灵帝就是如此。《后汉书·蔡邕传》载:“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本汉第七》亦载:“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工笔札。”“万流仰风,争工笔札”,可见当时书法艺术的繁荣,而这正是 灵帝推动的结果。《蔡邕传》还载:“邕以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同僚五六人“奏求正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 立于太学门外。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魏太祖曹操更是爱好书法,其书法成就也比汉代几位皇帝高。晋张华《博物志》称崔瑗、张芝善草书之后,“而太祖亚之”。庾肩吾《书品》称他“笔墨雄赡”;张怀瓘《书断》称其章草“雄逸绝伦”。他还与钟繇、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批把等当时书法家有过从,尝一起议用笔。而且,他像在其他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一样,还以书法用人。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他募求书法家梁鹄的一段佚事云:“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这里还发生了有趣的误会。由于梁鹄在汉末曾做选部即吏部的官,魏武便要他做洛阳令,这位置当然很重要;可鹄误以为是北部尉,而北部乃匈奴居住之处也,这不要他去送命吗?“故惧而自缚诣门”。结果署以军假司马,给他军中一个很高的闲职,因他未任过军职,所以实际只在秘书勤书奉献自己。这是魏武为笼络这位书法家而行的一种特殊政策。赵壹《非草书》贬损书法,认为“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实际上魏武就突破了这一点。 那些君王好书,不一定都有人的觉醒意识,但都把书法作为审美的艺术对待,则是应当肯定的。不然就不好解释为什么汉章帝要诏使杜度用草书上事。按规定,是要用当时的正书即隶书或小篆上事。草书,始于打草稿,后臻于成熟,使人一见如睹丽人,形情就大不同了。今天我们不能见到杜度的草书,然见其师弟子崔瑗、张芝的草书确实感到很美,就是章帝自己的草书,也非常漂亮。这可能就是他沼使杜度用草书上事的真意所在。至于魏武爱梁鹄书,后来书评多有记载,如袁昂《古今书评》赞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显然,魏武感到梁鹄书很美,才会深夜忘寝,观看的以致眼花。而梁武帝好书,还撰写专文,纵论汉魏以来各家书的艺术特色。 把书画艺术作为审美对象,支持乃至推动书画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就为书画艺术的觉醒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我们总结那一时期书画艺术之所以能走向觉醒,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
作者: 姜密著
简介: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阐述宋代“系官田产”的范围、类型、来源及其产权变动。从广义上讲,“系官田产”等同于“官田”,本文取其广义。宋代“系官田产” 表现出类型多样化、来源多元化的特点。从所有权的角度看,宋代“系官田产”的类型可分为完全国有的田产(如官庄、荒田、屯营田、公廨田、没官田、河滩沙涂田、监牧地等)、暂时“系官”田产(在一定期限内由国家托管、但所有权仍属原业主私有的逃田)、由私有转为国有的田产(如户绝田产) 、国家所有而为官员个人经营收益的田产(如职田)、国家所有而为各地学府使用的田产(部分学田)。 第二章论述“系官田产”的租佃关系。首先论述“系官田产”经营方式的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通过量化分析,认为“系官田产”经营方式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宋朝国家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地论述“系官田产”的租佃制度的发展。认为在“系官田产”上契约租佃制进一步发展,租赁中将“凭据”称为“契约”,体现了人们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对法制的呼声日益强烈。“二地主”的增多,也使“系官田产” 上契约租佃制比唐代更发达,同时,包佃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而是政府对既定事实的认可。宋代“系官田产”的定额地租剥削高于唐代,选择定额租是为了降低官府的经营成本、规避风险;选择分成租具有发展生产及解决大量浮客的生存问题等社会意义。关于宋代“系官田产”的佃作者,认为与唐代相比,“二地主”的成分增多,由于宋朝划分主客户标准发生了变化,客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减轻。本章关注了其他学者论述不多的“系官田产”的“ 抑勒”现象,分析了“抑勒”的原因:主要在于有地却无人耕、官府对高额地租的追求及蠲免制度和赋税征收体制不健全等。认为“抑勒”只出现在一小部分田产上,由“抑勒”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加重在“系官田产”的租佃关系中不占主导地位。 第三章论述“系官田产”产权的无偿转化和有偿转化。指出在“系官田产”租佃经营过程中,政府为了节省管理费用,也为了鼓励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在一些地方允许部分田产无偿转化为佃作者的“己业 ”。其中为“己业”的田产中分为有所有权的和仅有使用权的,政府让百姓出钱购买有使用权的部分才意味着将国有产权完全转化为私有产权。文中论述了宋代出卖“系官田产”的过程及其原因,并对佃权转移做了分析。认为出于经济原因的佃权转移是宋代租佃制度发展的表现,一般来说会促进租佃制的进一步发展,而强制性的佃权转移——划佃无疑会阻碍租佃制度的发展。 第四章探讨宋代“系官田产”中“亲邻关系”的变化,从产权关系与亲邻关系相互影响的角度立论。认为当一些私有田产转为国有之后,它们原来的“亲邻关系”并没有消失,政府在租佃或出卖这些田产时,必然面临如何处理“亲邻关系”的问题。从北宋到南宋,与私有田产相比,“系官田产” 的“亲邻关系”相对淡化。文中分析淡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商品经济下人们对更多经济利益的追求、产权(包括所有权和佃权)不断转换,以及户口不断迁移等。并指出“亲邻关系”的淡化使“系官田产”的佃卖更加自由、频繁、迅速,而这些反过来会更加淡化其“亲邻关系”。 第五章探讨宋代“系官田产”的产权变动与地方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 唐朝前期官田一般由国家直接派官员经营和管理,因此在这类土地上,地方州县的政府职能往往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到了五代及宋代随着“系官田产” 的产权变动(即由私有转为国有、再由国有转为私有),地方政府对“系官田产”的管理职能和经济职能逐步增强,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表现得日益活跃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系官田产”的租佃经营和买卖过程中)。 第六章结语:宋代国有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经营方式、租佃关系、亲邻关系、地方政府职能等)都与产权制度的变动有关;“系官田产 ”的产权变动推动宋代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 甘华鸣等著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简介: mab(master of business admin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包括政党团体、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公共部门中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mba教育诞生于美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努力,它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优秀工商管理人才,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神话和奇迹。mba被誉为“天之骄子”和“管理精英”,成为企业界乃至社会敬重和羡慕的特殊人物,甚至在公众心目中被视为“商界英雄”。据统计,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等高层主管,绝大多数都是mba。这一惊人事实是对mba教育成功业绩的最好说明。 mpa教育也诞生于美国。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mpa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 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 mba和mpa意味着超群的能力、胆识、品德……代表着财富、地位、权力、荣誉……预示着希望、成功和辉煌…… mba和mpa创造的奇迹得益于其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灵活性和实用性。mba和mpa教育具有传统教育不可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在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显现出其不同凡响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贯彻于mba和mpa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还体现在高质量的教材里面。因此,学习和阅读mba、mpa权威教材,是了解和掌握mba、mpa精髓要义的捷径;尤其是在我国mba、mpa教育发展尚不能完全满足广大求学者要求的时候,这种求知的方式越发显得必要和实惠。
作者: 方州编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简介: 卡耐基说过:“说话艺术不是低水平的人考虑的问题,而是高水平的人试图办成大事的杀手锏。”看不起说话艺术的人,常犯的通病是:不靠嘴巴打天下,而只靠手脚出苦力。结果是浪费了人生许多大好良机。在人生的胜局中,说话虽然不是万能的,但不会说话是万万不能的。说话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本书就是通过人们言语的交际去论述说话的艺术。 学会说话,非常容易;但学会说让别人爱听的话,可不是一种容易的事。在生活中,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是不容忽视的。难怪台湾著名的成功学家林道安说:“一个人不会说话,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对方需要听什么样的话;假如你能像一个侦察兵一样看透对方的心理活动,你就知道说话的力量有多么巨大了!” 的确,“说话的力量”是巨大的。在生活中,有些人本领极高,可以翻江倒海,可以力拔山兮,但是就因为不会说话,或者只会说让人别扭的话,结果总是让自己活在气喘吁吁的感觉之中;相反,有些人本领一般,但是就是有一张好嘴,结果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这种对比 ,不是简单的,而是无数事实证明的金科玉律。 “生活是一本教科书”,这个话不知道被人重复过多少遍,同样“话说也是生活的艺术”这句话,却不被人知,更不被人所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主题,就想把我们所理解的“说话艺术”与大家分享,以便对你有所裨益。 最后,我们请大家记住一句话: “把你最难说的话,用最巧妙的艺术去试一下,你就会觉得再无什么可以阻碍你的成功欲望了。”
作者: 方州编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简介:揭开你处境尴尬的缘由,皮鲁克斯说:“处世之学是不藏在地下洞穴中的,而是藏在智者的头脑中。只要你善于开掘,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每个人都要活在人群之中,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是最低等的做人之法;又顾自己又顾别人,才是最妙的处世学问,处世之道与人生成功的概率成正比。本书通过数百个个例告诉您善于摸透处世的学问;灵活运用处世的方略,谋划胜局的处世心策;攻无不克的处世兵法和磨砺超人的处世能力。 平凡的生活中蕴藏着深刻的哲理,只有用心去读,才能品味到其中的趣味。平凡的生活中闪现着智慧与学问,只有用心去悟,才能体验到生活的美好。这是一本启发人们如何驾驭生活中的真理的书。它通过一个个生动而有趣的事例,把平凡生活中深藏的学问展示给人们,让人在或感动、或慨叹、或激愤、或敬佩的同时,洞悟生活的明媚与阴暗,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书中的故事丰富多彩,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你明白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如何在生活中更好地为自己、给他人带来快乐。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这都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决定的。但无论如何,你不学会处世,可能再简单的问题,也会更变得复杂;反之,再复杂的问题,也会变得简单。 什么叫处世的学问?希望你静心理解和把握处世技术,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处世高手。 处工民之学不是藏在地下洞穴中的,而是藏在智者的头脑中。只要你善于开掘,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每个人都要活在人群之中,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是最低等的做人之汉;又顾自己又顾别人,才是最妙的处世学问。处世这道与人生成功的概率成正比。
作者: 方州编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简介:“兵法”一词源于《孙子兵法》。尽管此书是一部兵书,但它为后来人们如何做人与社交,提供了重要的兵法。做人与社交的兵法至少包括: (1)如何与自己的上司搞好关系,从而赢得上司的信任? (2)如何施展自己的工作才智,又不遭同行的嫉妒? (3)如何与朋友加大友谊的深度,又不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 (4)如何掌握说话的时机,从而让别人更好地理解你? (5)如何把握住自己“恰如其分”、“距离适当”等方面的做人艺术? (6)如何把大矛盾变成小矛盾,把小矛盾降为零矛盾,从而增添人与人
作者: 方州编著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简介:社交方与圆的三大独到功用: 功用一:提炼社交精髓。社交艺术是人的一种智慧和能力,绝非是简单的你来我往,请客送礼,曲意逢迎,而是一种交流的艺术,处世的学问。老祖宗告诉我们,社交场上要可方可圆,外表大度圆融,内心见棱见角,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方能在人生的舞台上笑看风云,潇洒自如。 功用二:解读社会关系。好人缘是人生成功的最大资本、最宝贵的资源。社会交往中,我们要不断扩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处理好与交往人群的关系,对上司要“敬”,对同事要“和”,对下属要“慈严并重”,对朋友要“亲”,对爱人要“关爱有加”,此外还必须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甚至因地制宜。只有处理好关系中各方面的关系,你才能拥有一个成功且辉煌的人生。 功用三:规避社交风险。社交不仅有正面的力量,还有负面的力量,在社交的舞台上有很多的“地雷阵”是不能闯的,无视这些禁忌的人就会吃亏。所以聪明的人总是善于观察社交的不得一面,弄清楚什么是不能说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然后以最有效的方法加以调整,化险为夷,使自己在社交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大家对社交有个全新更多>>
Public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作者: 段甲强,李积万编著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简介:MPA这一简洁而响亮的名称,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和不可思议的魔力征服了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也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人的注意。 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硕士),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包括政党团体、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公共部门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MPA教育诞生于美国。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MPA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 MPA意味着超群的能力、胆识、品德……代表着财富、地位、权力、荣誉……预示着希望、成功和辉煌…… MPA创造的奇迹得益于其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灵活性和实用性。MPA教育具有传统教育不可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在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显现出其木同凡响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贯彻于MPA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还体现在高质量的教材里面。因此,学习和阅读MPA权威教材,是了解和掌握MPA精髓要义的捷径;尤其是在我国MPA教育发展尚不能完全满足广大求学者要求的时候,这种求知的方式越发显得必要和实惠。
作者: 《公共政策》编写组编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简介:mpa这一简洁而响亮的名称,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和不可思议的魔力征服了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也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人的注意。 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硕士),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包括政党团体、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公共部门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mpa教育诞生于美国。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mpa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 mpa意味着超群的能力、胆识、品德……代表着财富、地位、权力、荣誉……预示着希望、成功和辉煌…… mpa创造的奇迹得益于其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灵活性和实用性。mpa教育具有传统教育不可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在教育观念、教育 更多>>
作者: 《管理方法》编写组编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简介: mpa这一简洁而响亮的名称,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和不可思议的魔力征服了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也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人的注意。 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硕士),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包括政党团体、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公共部门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mpa教育诞生于美国。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mpa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 mpa意味着超群的能力、胆识、品德……代表着财富、地位、权力、荣誉……预示着希望、成功和辉煌…… mpa创造的奇迹得益于其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灵活性和实用性。mpa教育具有传统教育不可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在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显现出其木同凡响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贯彻于mpa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还体现在高质量的教材里面。因此,学习和阅读mpa权威教材,是了解和掌握mpa精髓要义的捷径;尤其是在我国mpa教育发展尚不能完全满足广大求学者要求的时候,这种求知的方式越发显得必要和实惠。
作者: 夏书章总主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根据新形势下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要求,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公共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培训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并从2001年起在我国开展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试点工作,旨在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专门人才。目前在校学习的MPA学员2001级、2002级接近8000人。2003年的全国MPA报名、考试工作即将开始。 公共管理涉及“从摇篮到坟墓”众多的社会事务,在社会生活中历来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公共管理呈现出两点显著的变化:一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扩大。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传播、人口的增长和流动变化、服务行业的兴起、城市和交通的发展、环境保护的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的普遍化、社会犯罪与治安问题的凸现、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等,公共管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范围扩展,科技含量增加,领域日益扩大。二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公共事务,政府要转向更加民主的管理模式。因此,改革的趋势必然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理顺与市场、社会、企业及政府内部方方面面的关系,权力下放,权力外移,精简机构,虽然政府依然是公共管理最主要、最权威的主体,但一些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也加入到公共管理主体中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上述两点变化,使教育和培训有实践经验的在职公共管理人员的任务更加迫切。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英文名称为国际通行的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英文缩写为MPA。MPA属职业背景教育,招生对象主要为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有学士学位)、有四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学习方式以在职学习为主,强调直接面向公共管理领域实施专业学位教育,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案例分析及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教学目的在于公共管理实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学位论文以专题研究成果、咨询报告、调研报告、政策评估、项目策划、案例分析报告、公共管理问题对策研究等为主要形式。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授予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同管理类其他硕士学位相比,处于同一层次,但类型不同,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培养方式以及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有特定要求和质量标准,区别于教学、科研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强调直接面向公共管理领域实施专业学位教育。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具有跨学科、复合型、应用型的特点,其知识结构以公共管理学科为基础,根据培养方向和管理领域不同,涉及其他相关学科。 MPA教育的产生与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924年,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首开MPA教育之先河,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情况愈加复杂,政府职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公共管理工作日益科学化、专业化。因此,对政府官员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促进了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工作的蓬勃发展。现在,MPA已成为很多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并与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一起,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例如,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近年来也在积极发展公共管理教育,一些高校纷纷设立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MPA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是到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机构工作。在美国,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在韩国,60万公务员中,科长级以上的公务员有1万人,这1万人中的30%通过在职学习获得了MPA学位。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是我国教育领域中继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硕士、建筑学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等专业学位之后设立的又一个专业学位。专业学位的设立和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专业学位有效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要面向21世纪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当前,我国MPA教育事业起步顺利,发展势头良好,已经形成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对干部培训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MPA招生考试采取全国培养院校联考的方式进行,统一命题,统一录取标准。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各招生单位自己命题,自己组织考试)、外国语、管理学、行政学、综合知识(语文、数学、逻辑)。外国语除去年开设的英语、俄语外,2003年将增加日语语种。招考院校也将由目前的24所进一步扩大,将有更多的院校加入到MPA教育的行列中来,这无疑是渴望深造和攻读硕士学位的广大在职工作人员的福音。我们预祝立志报考者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作者: 夏书章总主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英文名称为国际通行的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英文缩写为MPA。MPA属职业背景教育,招生对象主要为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有学士学位)、有四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学习方式以在职学习为主,强调直接面向公共管理领域实施专业学位教育,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案例分析及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教学目的在于公共管理实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学位论文以专题研究成果、咨询报告、调研报告、政策评估、项目策划、案例分析报告、公共管理问题对策研究等为主要形式。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授予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同管理类其他硕士学位相比,处于同一层次,但类型不同,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培养方式以及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有特定要求和质量标准,区别于教学、科研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强调直接面向公共管理领域实施专业学位教育。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具有跨学科、复合型、应用型的特点,其知识结构以公共管理学科为基础,根据培养方向和管理领域不同,涉及其他相关学科。 MPA教育的产生与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924年,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首开MPA教育之先河,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情况愈加复杂,政府职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公共管理工作日益科学化、专业化。因此,对政府官员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促进了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工作的蓬勃发展。现在,MPA已成为很多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并与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一起,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例如,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MPA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是到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机构工作。在美国,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工作,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在韩国,60万公务员中,科长级以上的公务员有1万人,这1万人中的30%通过在职学习获得了MPA学位。 我国自1999年5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设置方案》,2001年正式招生,目前已有两届学生毕业,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我国MPA培养院校从原来的24所,扩大到47所;2004年,又从47所扩大到83所。办学布局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这对广大渴望攻读MPA专业学位的考生是一个福音。 MPA招生考试采取全国培养院校联考的方式进行,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各校自定录取分数线,自主录取。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各培养院校自己命题,自己组织考试)、外国语(英语、俄语、日语任选一种)、管理学、行政学、综合知识(语文、数学、逻辑,结构比例为 4∶3∶3)。我们预祝立志报考者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自2007年开始,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联考科目调整,由原来的外语、综合知识、管理学、行政学四个科目,改为外语、综合知识、公共管理基础三个科目,管理学和行政学合并为公共管理基础。本版考试指南的公共管理基础是在原来管理学和行政学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保留了原来书中的有关内容,同时也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出版的公共管理专著和教材。本书中既注重知识的全面系统,又注重知识在考试中的应用,在内容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力求将重点、难点和考点讲清、讲透,帮助考生在薄弱环节下工夫。
作者: 周长山,林强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 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江田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0年11月6-9日,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承办的“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市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共130余人出席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102篇,论文全文61篇,学者们围绕着广西历史地理、历史政区、政治地理、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考古新发现与历史地理学等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呈现出诸多精辟学术见解和最新学术动态。 一、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 该主题论文共有32篇,涉及广西历史地理诸多领域,其中有关广西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较为丰富。司徒尚纪考察了历史时期广西钦廉地区政区演变情况,认为政区建置兴废和隶属关系变迁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制约作用。熊昭明以汉代合浦港考古为中心,阐述了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陈洪波根据汉墓分布情况与历史文献记载,推断汉代合浦郡治所的确切位置,在今广西合浦县南流江支流西门江流经的草鞋村一带。鲁西奇考释了广西地区所出南朝时期九种买地券,补正了南朝始安郡、桂林郡、齐熙郡的政区变动及乡里制度问题。周运中重新讨论了汉唐间海南岛建置沿革,认为萧梁置崖州是南朝鼎盛时期国力强大的体现,梁末陈初因大陆局势混乱无力再跨海而放弃崖州,陈朝后期与隋朝又因政权实力较强大而重建崖州。江田祥从岭南地方土豪动向的视角,考察了隋朝岭南西部桂州总管府及州郡政区变迁的动态过程。艾冲细致分析了唐代岭南地域的都督府建制演替及其属州的变迁过程,认为这是唐代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及辖区由总管府到都督府、再到节度司三个阶段演变的典型缩影。郭声波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手段,勾勒了唐代三百年间桂管羁縻州置废沿革的大致过程,考证了蕃、述昆、金城、智、文、兰、镇宁等州的地望及辖境。任大熙梳理了唐代岭南东四州的州县变迁。吴宏岐、李采梅在爬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指出明广州府新安县建县的准确时间当为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蓝武分析了明代广西土司设置与分布的时空特点,明代广西土司统治网络的形成,表明了明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与控制明显趋于强化。杨启秋阐述了新桂系治桂策略及其对广西近代地域社会的影响。 在广西历史城镇地理方面。周长山以西江流域城镇体系的早期发展为研究对象,厘清了其规模分布与区位分布的特点,探讨了其形成与发展机制。陈隆文分析了古代梧州城址选择的地理特点,探讨了城市防洪策略、水患与西江流域城市兴衰的关系。 在广西历史文化地理方面。范玉春分析了元明以后西南官话进入广西中北部地区而形成的方言新格局,归纳了广西官话具有地理分布相对集中及流行于中上社会阶层两个特点,探讨了西南官话在广西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语言边界的形成,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广西扩散的一般规律。廖国一、白爱萍探讨了汉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北部湾海域在古代对外文明交往的历史状况及其重要作用。王元林考察了唐宋以后伏波信仰在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的空间扩散,揭示了海洋神灵的地域空间分布与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建构之关系。杨天保从南方稻作文化、佛教来华、妈祖入桂、移民实边与民族融合等视角分析了广西南流江流域文明,认为应重新探究南流江流域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滕兰花、袁丽红分析了近代以来广西南宁骑楼的空间分布与形成机理,认为既是近代以来南宁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体现了两广地缘文化的交融。 在广西历史交通、经济地理方面。韦浩明梳理了古代桂东地区特别是贺江流域的交通系统,指出潇贺古道体系的修筑跨越了整个古代历史进程,认为只有全面考察中原王朝经略岭南的策略及其开发历程,才能整体把握古代岭南交通体系与格局。许桂灵认为明清时期西江水系交通发展,形成了广西城镇体系与树枝状空间分布格局,广西“无市不趋(广)东”的经济区域取向态势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进步。 在广西生态环境与民族关系变迁方面。以大藤峡为中心的桂中地区是明代广西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最为激烈之地,刘祥学通过对明代这一地区民族关系演变根源的全面分析,认为该地区紧张的人地关系是造成民族关系长期紧张的重要根源。郑维宽通过分析清代外来移民的阶段性特点、分布格局及对政治环境的影响,探讨了清代广西移民开发过程的四个阶段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动态关系。 在广西历史地理文献与地理学史方面。马强从中国地理认知史角度探讨了唐宋时期对广西地区的地理成就及地理认知等问题,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地理学对广西地理认识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阶段。 在广西历史自然地理方面。李世杰等人以桂林市会仙岩溶湿地为例,探讨了南方岩溶湿地在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下的环境演化过程。赵湘桂等人利用GIS和湖沼学沉积物方法,分析了桂林会仙湿地的古代气候及水环境情况,提出了一些岩溶湿地生态修复的科学方法。 在广西旅游地理方面。费省论述了华南地方标志花卉旅游价值的区域差异,认为观念、法规与政府介入方向,是影响粤、桂、闽、琼与港澳台地区标花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黄松以桂西地区为典型区域,探讨普适于民族地区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布局的研究新思路,实现特色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陆军分析了广西桂平旅游地质资源类型、分布研究及其景观价值,对桂平旅游地质资源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综合评价。江日青对桂西北游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的具体途径。 二、历史政区、政治地理与地方行政 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学问,这一主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会共收到25篇论文。 先秦秦汉政区地理的研究较为集中。徐少华结合历史文献与青铜铭文等考古资料,认为楚丹阳当涂说论据薄弱,它既不能说明楚为淮夷,周初居于东方亦难以印证楚丹阳当涂说。沈建华分析甲骨卜辞记载的“丹”、“瀼”、“曾”等楚国地名、族名,为楚国郢都从丹阳城迁徙至江汉平原提供了较清晰的研究线索。雍际春对关乎秦人早期起源地和西迁起始地的“伯益封费”地望展开深入讨论,认为伯益之“费”当为季氏之“费”,即今山东费县之费城。马保春认为早商时期的“并”地大约在今山西省太行、吕梁二山之域;晚商至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古并国的一部分可能向东迁至今山东半岛,向西迁徙至关中与陇东泾河上游一带。杨光华从地理典籍的著述方式与刻印传抄的视角对“武落钟离山”地名提出新解,认为廪君巴人发源地应在清江(夷水、盐水)流域。 关于秦郡、道、县设置问题。周宏伟认为楚苍梧郡置于公元前389-381年间,郡域主要为今湖南湘江流域一带,郡治为青阳县(今湖南湘阴青山岛);秦灭楚后苍梧郡成为秦郡,约前219年改名长沙郡,郡治移至临湘县(今长沙市)。章宏伟重新肯定秦有浙江郡之说,此说不仅可重启秦郡研究与浙江省名由来的讨论,还可澄清秦汉时期会稽郡、吴郡的模糊认识。凡国栋对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江胡郡”再作探讨,认为其对应《秦始皇本纪》王翦“定荆江南地”所置之郡,此地楚时属江东郡,即为秦“江胡郡”之前身。何慕结合岳麓秦简与传世文献,通过秦政治局势推测河间、恒山、清河三郡始置于秦统一之前、存在于秦统一之后直至楚汉之际,可能是秦三十六郡中的三个郡。史党社主要考察了秦“道”的兴废、属性及与族群之关系等问题。朱圣钟结合文献考辨出秦汉中郡辖县应为西城、旬阳、上庸、房陵、成固、南郑、褒等七县,西城县为秦汉中郡郡治。 关于汉魏六朝政区地理的研究。郑威探讨了东周至秦、西汉、东汉时期东海郡属城邑的分布情况,分析了东海郡地区内部的城邑体系及其在两汉时期的演变情况。毋有江通过探究北魏在秦巴山地的政区设置状况,探讨了区域特征对王朝兼并统一及王朝政治发展进程的深远影响。尹弘兵厘清了六朝时期三峡地区归乡县、信陵县与巴东县的政区变迁过程。 关于西部边疆政治地理。马剑详细分析了唐宋时期剑南东川(梓州路)地域结构的演变,认为政治地域结构与经济地域结构相互作用影响并具有较大区域差异。李新贵认为唐代设置泾原节度使的根本原因,是唐肃宗、代宗时期对西北藩镇的拉拢、排斥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王开队分析了十三——十八世纪世纪中央王朝在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政区设置,认为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边缘化历程,主要是由当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所造就的。安介生深入探讨了松潘地区独特的地理特征及人文环境对清代这一地区政治进程的重要影响,认为“松潘之例”是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治边实践的一个重要范例。张轲风以西南大区为考察中心,讨论了民国时期西南与华中、华南等大区的交错分离,解析了大区形成的分区特征及其内涵变化。 县级政区及县以下区划是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边界的复原与划分尤为重要。满志敏在进一步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空间数据、复原历史县界的研究中,以1542-2001年上海青浦县界为个例,探索了复原明清时期县界的方法,探讨了县界复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如何获得比较精确的表达、历史文献运用三个问题。胡恒细致梳理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顺、马邑、乐平等四县的行政运作过程,认为政区变革中各种客观地理因素起到何种作用,取决于主观决策群体如何认识与考量,提出行政区划史研究应回归行政运作与地域社会。徐建平通过对民国时期城市型政区的南京市与江宁县地域划分的研究,认为看似简单的地方行政划分过程,实为行政强力与民间意愿之互动及各种力量的大比拼。插花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吴滔以位于苏州府、松江府和嘉兴府交界之处的章练塘镇为例,从水利开发、政区演变、地名学等视角考察了这一插花地归属的历史过程。孙冬虎细致考释了元大都“五十坊”问题,认为元大都坊数一误再误的根源,在于忽略了对《周易?系辞上》“其用四十有九”文句的理解,而虞集很可能是元代后期部分坊名的修改者。 三、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 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是近些年历史地理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 这一主题论文共有21篇。 在环境史学科属性与理论方面,侯甬坚辨析了历史地理与环境史学科之异同,认为历史地理以区域研究为主,把人类活动作为驱动因子,重在研究地理环境变迁,归属地理学;环境史以事件过程研究为主,把人类看成环境的一部分,重在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归属历史学;二者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探索真谛的研究中互为借鉴、促进。蓝勇回顾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反思了早期环境原始性、清代以来环境变化复杂性、环境非直线变迁、环境回归与逆转非完全性四点认识,强调了田野调查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历史灾害地理方面。任慧子、曹小曙运用GIS技术着重分析了公元前1831年至公元1980年中国地震灾害的时空特征,以及对交通系统影响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类型。张慧芝分析了历史时期山洪及由其引发的山崩、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时空特征。 关于华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问题。王尚义论述了四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平城时代,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发史及中华民族形成中的重要意义。潘晟探讨了辽代瑟瑟仪与中古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气候变迁的关系,认为瑟瑟仪的确立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气候变迁有关,但它的更迭与演变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朝权力的变更。张绪良等提倡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演化过程进行研究。葛兆帅研究了黄河南徙与徐州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之关系。李德楠从明代徐州至淮安段的漕运期限规定分析了明代黄运关系,认为漕河管理制度相当程度上受到黄河自然环境的制约。乔家君等从历史视角考察了开封市的产业空心化现象,认为其属于离制造业现象、具有欠发达区的共性特征,提出了开封市产业空心化的防治措施。 关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崔建新以统万城的废弃过程为切入点,认为唐中叶开始恶化的气候环境及多次气候干冷事件,导致统万城城址最终被毁弃。王社教从军事战争、屯垦田亩、屯垦人员方面详细考辨了明代西北延绥镇军屯,纠正了有关延绥镇军屯论述中的一些错误认识。陈新海阐述了明清时期自然灾害、社会灾害与黄河上游地区城市带发展的关系。张莉以新疆奇台县为例分析了近三百年来干旱区水资源利用变化的三个阶段:以开发利用山水河水资源为主、全面开发利用地表水资源及深度利用山水河、全面引用地下水,导致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由早期单纯地表水空间分布变化逐渐向地下水水位降低,引起生态全面恶化。张青瑶通过对清代山西北部忻州、代州,雁北及晋西北三个区域的民众营生方式选择的分析,讨论了环境认知和行为调整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民众营生方式的选择反映了环境认知和行为调整的全过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选择。 关于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张士尊主要探讨了东北地区南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因素的作用。赵珍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研究清嘉道以后东北地区伯都讷围场开垦,探究清嘉道以降官府调整、分配土地资源及初建村镇的本质。 四、历史城市、文化地理 在历史城市地理方面。毛曦在分析中国城市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拓宽研究视野与领域、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三个方面寻求突破。朱悦梅综合分析了吐谷浑王都伏俟城选址的自然地理、地缘政治、交通路线、区域经济、军事地理等要素,认为吐谷浑建置王城实质上反映出游牧民族建都选址的规律与特征。王小红认为唐宋时期成都城市具有水城与园林之城两大特色,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及纷繁的城市游赏聚会塑造了壮美的城市景观。祝炜平等人分析了南宋皇陵与北宋皇陵空间布局、堪舆思想上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还影响到了明清皇陵的布局。李嘎利用比较研究方法,从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城市本体的相关指标、城市腹地发展水平等方面,详细考察了宋至明初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过程,认为至少在元代山东半岛的经济中心城市已转移至济南城。孙靖国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古地图与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总结出明代大同镇州县治所城市、卫所城市、居中应援城堡、长城边堡与腹里收保之堡五种城堡类型,指出因城堡职能与定位不同,导致不同种类的城堡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魏幼红阐述了清代沿江城镇地理空间格局及其特点,认为清代湖北沿江城镇形成了以长江贸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雏形,呈现以汉口为中心、沙市、宜昌两个亚中心并列的线状空间分布特点。 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张伟然从鸟言、禽言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禽言诗作者群的空间特征、禽言诗兴起的时代背景展开论述,认为“禽言诗”的流行反映了南方地域文化的勃兴,可视为中国文学对中国生态文化的直接响应。吴文涛利用历史文献考证出北京古代丰台园林的重要演变线索,厘清了北京南郊园林的地理位置、主要特色及兴衰过程。朱海滨比较了近世浙江的婚俗(礼制婚)与外省婚俗,揭示了浙江婚俗的特征及区域差异,总结了浙江非礼制婚俗(童养媳、典妻婚)地域差异的规律。朱普选认为青藏高原主体葬式大体可分为两个区域,即以卫藏地区为核心的天葬区与青藏高原周边地区的混合葬区,指出这是在各自生活的环境条件、民族习惯、思想观念等影响下形成的。李智君通过对清代民国河陇地区丧礼空间格局及地域特点的研究,认为动荡的边塞环境、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悬殊的经济差异,导致了清代民国河陇丧礼具有显著的空间和人群分异特征。 五、历史经济、人口及交通地理 在历史经济地理方面。吴松弟、方书生运用“港口—腹地”理论从空间角度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变迁,还原前现代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地理实情,剖析中国经济地理的演变规律,形成发展中国自有的经济地理理论。樊如森考述了近代黄河航运,认为近代黄河航运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有了更大的发展,各类水上交通工具都无不各显其能、因地制宜地发挥着内河航运的最大效用。吴海涛论述了历史时期淮河流域运河的时空分布,淮河流域运河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以及对淮河流域产生的深远影响。马琦分析了清康熙五十七年至咸丰三年间黔铅的地理分布及其逐步扩大的趋势。张保见论述了民国时期青海商业及城镇的发展与布局,认为民国时期青海只有一两个中心城镇、区域性小集市星罗棋布的分布格局,是青海经济发展自身选择的结果。 在历史人口地理方面。吕卓民分析了清同治年陕甘回民起义后,大量回民相对集中迁居于西安与兰州之间、以六盘山为中心的偏远地区,这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与回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路伟东基于清末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考察了晚清甘肃城市人口研究的实际状况,认为历史城市人口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等级模式。陈文豪、李宗信主要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今台湾大台中市二十世纪初期漳州籍移民的空间分布及其宗教信仰状况。 在历史交通地理方面。程森以清代漳河草桥的修造及其所在地方州县之间的关系为线索,探讨了华北地区河流生态与交通、国家交通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关系,认为国家交通控制的执行落实到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实为与地方生态环境、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果。 六、其他历史地理问题 在历史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方面。卢祥亮考述了中国古代地图命名三个最主要的词汇——“地图”、“舆地图”、“舆图”的起源和流变脉络。华林甫考证了两幅英档庋藏手绘大黄江圩舆图的绘制日期,此二图均反映了天地会洪兵政权大成国武装与清军对抗形势,具有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钟翀对中国近代以来3000余幅城市地图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考察了我国近代城市地图飞速进步的几种路径。周文业叙述了构建中国文学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宏伟计划,及其在学术研究、课程教学的意义。龚胜生讲述了《中国疫灾史料汇编》及《中国历史瘟疫灾害地图集》的庞大研究计划及课题进展状况。侯杨方阐述了开发清朝地理信息系统及编纂十二册高质量的《清代地图集》,以及绘制县一级行政区划边界及其他专题图集的课题。 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康建军细致研究了《尚书》所反映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知识与地理学思想,探讨了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对立统一等问题。晏昌贵考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所见最早的二十八宿分野资料,从帛书所载地名推知帛书分野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作者为战国魏人,认为此帛书具有特别的文化史意义。张鹏飞补正了郦道元年谱,考证了郦道元生卒年及撰写《水经注》的时间。萧锦华通过考析《元和郡县图志》史料来源及与《括地志》佚文比较,指出《元和郡县图志》中过时失实的旧志内容率多或部分源自《括地志》,须重新审视《元和郡县图志》论述中唐尤其元和时代地理记载的准确性,要谨慎运用《括地志》来考察唐初地方州县行政和自然地理情况。赵炳清认为宋郭允蹈《蜀鉴》是一本具有很高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经世致用之作。朱毅统计分析了近三十年来《历史地理》刊登论文的内容及作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重点及学术队伍的总体情况。 在考古新发现与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黄义军以青白瓷为中心讨论了辽国输入瓷器出土地点的区位特点与空间变化,初步推测青白瓷是从宋登州港海运走私输入辽境的。崔鹏综合考察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销售的北上路线和南下路线,认为较为成熟的消费市场比运输方式、路线更为重要。 在文化遗址保护方面。阙维民认为历史地理学在圆明园遗址学术研究及保护中,可发挥其在学科视野、空间尺度、时间尺度、分析阐述方面的积极作用,能妥善解决许多尚有争议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次年会显示出历史地理学研究动向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专题研究更加深入,时空研究尺度有新的扩展,选题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体现出宏观、中观范围与微观层面研究的结合,传统历史文献分析与遥感、GIS新技术运用的结合,注重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取得了不少较有深意的学术成果,反映出了历史地理学的一些重要研究取向。 在会议期间,中国学术会议在线的两位记者全程参与并录制了部分直播视频( ),敬请参看。
作者: 余蔚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辽金卷
余蔚 著
本卷主要利用宋、辽、金、元四朝史书,辅以文集、方志及金石等考古材料,系统阐述了辽、金两代的地方行政建置,并对其疆域及行政制度作了全面的梳理。
全卷四编,前两编为辽代行政区划研究,后两编为金代政区研究。
*编探讨了辽代疆域及政区制度。其中着重对辽代的道—路体制与州制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辽代的高层区划是五京道与军事路、财政路并行的体制,五京道虽非辽代自始至终*重要的高层政区,但却是实际存在的,并且是后两者的前身。此外,对州的种类划分作了全新的梳理,重点论述了方州形成的过程,并合路、州两级的研究,得出辽代政区是以四级制为主干的多种统辖模式并存的结论。第二编以道及军事路为纲,对辽代州、县建置沿革作了详尽的考述,并列出三个时间断面的政区设置情况,从而使辽代的政区在通代变迁的具体考证之外,更由几个时间上的剖面,配合地图,得到更直观的呈现。
第三编对金代疆域频繁变迁的状况与背景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推导出金代行政区划乃路、镇、州、县四级体制,同时对军事路的建置作了全面的探究。第四编以军事路为纲,对金代统县、县级政区作了具体考述,亦给出三个时间断面,使金代各个层级的政区得以展现其全貌。
本卷通过对辽、金两代行政区划沿革与相关政治制度的全面考述,力求给出两代政区制度的完整面貌及建置沿革的政治背景。因体例及研究便利的需要,本卷将辽、金两代分述,但笔者始终关注两个相承接的朝代之间制度、具体政区的延续性,力求体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作者: 王承文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07月
简介:
本书通过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形式,深入地探讨唐朝中央对岭南和南中国海的开拓经略,从多方面揭示了唐代岭南社会的重大变迁及其深远影响。本书对于研究中古岭南的开发和社会变迁,弄清中国南部边疆和海疆形成的历史过程,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研究涉及断代史、边疆史、民族史、区域史、海洋史、交通史等众多研究领域。
本书主要通过以下几个专题展开研究。
从唐代“南选”制度和奴婢问题看岭南溪洞社会的重大变迁。唐朝“南选”的本质就是要将岭南地方州县官员的选拔,纳入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体制中。其直接影响是六朝以来岭南“溪洞豪族”阶层的*后衰灭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的大量存在,与岭南“溪洞”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唐代后期,中央王朝推行了一系列限制岭南奴婢的措施,促使奴婢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走向萎缩,亦促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唐代奴婢阶层的消长,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古岭南“溪洞”社会的重大变迁。
隋唐中央王朝对交州地区的经略及其影响。以越南现存隋朝《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为中心,考察了交州与六朝至唐初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古交州地方社会的演变和汉文化的传播发展。通过近年在越南新出的隋朝《舍利塔铭》,进一步探讨了隋朝与交州地区的关系和佛教文化的交流。以裴铏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考察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并从多方面揭示了唐代近三百年间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和南中国海的开拓。
从晋唐时代岭南金银生产和流通论岭南地区经济发展。系统地考察了晋唐岭南金银生产和流通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与岭南地域经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对唐宋国家货币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围绕敦煌所藏唐天宝地志残卷公廨本钱的讨论,充分证明了岭南道是唐朝境内主要以金银为法定货币的地区,并且直接影响了唐宋国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唐代北方家族移民与岭南社会文化的重要变迁。唐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的移民,极大地促进了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汉化的进程。通过对唐代名相张九龄事迹以及粤北始兴张氏家族的考察,证明了唐代北方家族移居岭南,对岭南社会文化以及地域“文化意象”的演变,均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岭南南部沿海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杂录》为起点,讨论唐宋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响,以《投荒杂录》的相关记载为基础,详细地考察了岭南南部沿海雷神崇拜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信仰内涵的演变过程,并进而从一个具体方面说明了古代中央王朝“神道设教”的方式及其与岭南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者: 苏祖勤,徐军华著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简介: mpa这一简洁而响亮的名称,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和不可思议的魔力征服了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也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人的注意。 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硕士),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包括政党团体、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等公共部门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mpa教育诞生于美国。在欧洲、北美一些发达国家中,mpa已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办学历史。美国目前开设mpa课程的院校有220多所,在读学员达3万多人。mpa的毕业生主要是去地方、州、联邦政府机构、非营利的公共组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基金会、协会等)、思想库或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在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工作。美国联邦政府中10%~20%的工作人员,公共政策领域中50%~60%的工作人员具有mpa或相近的学位。 mpa意味着超群的能力、胆识、品德……代表着财富、地位、权力、荣誉……预示着希望、成功和辉煌…… mpa创造的奇迹得益于其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灵活性和实用性。mpa教育具有传统教育不可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在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显现出其木同凡响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贯彻于mpa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还体现在高质量的教材里面。因此,学习和阅读mpa权威教材,是了解和掌握mpa精髓要义的捷径;尤其是在我国mpa教育发展尚不能完全满足广大求学者要求的时候,这种求知的方式越发显得必要和实惠。
作者: 徐乐军 著
简介: 晚唐文人仕进心态与其文学创作和所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仕进心态是文人创作最为主要的原动力,文人为求仕而进行的各种干谒行为就是以文学创作成就作为最为重要的媒介,作品中表达了文人渴求仕进的各种诉求;仕进过程中的各种心态体验外化为文学创作,并可能诱发其他各种心态的产生,这样又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同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现实深深影响了文人仕进心态的各个方面。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论述地域因素对文人仕进心态的影响。地域因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自然因素中,因路途遥远而生成的仕进心态更为伤感;社会因素中,良好的地域政治氛围有可能促进文人仕途进取之心,反之,则会妨碍文人的求进之心。地域经济发展状况与文人仕进之心并无必然的联系,但由良好的经济基础生成的文化氛围则是文人求进的重要环境。晚唐域外文人以新罗文人为主,他们的求仕心态可概括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策优惠,渴求登第两方面。 第二章论述阶层因素在文人仕进过程中的影响。晚唐文人分为士族、小姓和寒素阶层。士族文人独重进士,轻视其他入仕之途,且不以入仕谋生为急务,没落士族文人则有狂傲与哀怜心态。小姓文人求仕心态平和,寒素文人希望通过读书入仕,改变自身命运并借以改变家庭门户。 第三章论述文人求第心态。这一心态可从求贡和为了求第而进行的干谒两方面进行考察。文人求贡地方州府时多方努力,积极争取入围。文人们对于干谒行为本身充满矛盾,干谒时则希望通过展示才学、自甘卑微、利用强藩、攀结权阉、哗众取宠等手法获得权要赏识,为仕进铺路。同时,对干谒时的文学作品选择较有针对性,选择诗赋和古文骈文均出自不同的干谒目的。 第四章论述科场成败之际文人的仕进心态。成功之时,文人一般欣喜若狂,踌躇满志,但往往释褐不易,复添新愁。失败时则哀伤不已,期待公道并希望再战文场。部分失意文人的怨恨心态相当强烈,容易引发政治恶性事件或直接导致反叛行为的发生。 第五章论述文官阶层的仕进心态。锐意仕途者勇于任事,尽职尽责,或通过攀附权阉,以图升迁。仕宦难达者多寄心官俸,遭遇贬谪弃官者则心态不一。 第六章,论述晚唐三大政治变故之际文人仕进心态。牛李党争之际,由于牛李两党在文人仕进问题上态度不一,造成文人们人生价值多重选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的做法各具典型意义。唐末战乱中,人民起义中文人多不屑入伍起义军中谋求仕进。藩镇叛乱期间,文人如罗隐等犹疑求进,如履薄冰,卷入战争如杜荀鹤等则心态复杂,不一而足。唐亡后未仕者多出于避乱、避祸、耻事强藩心态,出仕者或出于仕进梦想,或事出无奈,或巧于仕宦,善识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