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op of tides

作者：  吴军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简介：这不是一本科技产业发展历史集，而是在这个数字时代，一本IT人非读不可，而非IT人也应该阅读的作品。 一个企业的发展与崛起，绝非只是空有领导强人即可达成。任何的决策、同期的商业环境，都在都影响着企业的兴衰。《浪潮之巅》不只是一本历史书，除了讲述科技顶尖企业的发展规律，对于华尔街如何左右科技公司，以及金融风暴对科技产业的冲击，也多有着墨。此外，这本书也着力讲述很多尚在普及或将要发生的，比如微博和云计算，以及对下一代互联网科技产业浪潮的判断和预测。因为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 诚如作者所言：“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地、有心地学习。经过多年的学习、思考和实践，我认定这样一个规律，就是：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一个人都应该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如此，便不枉此生。”

Dinghuang the Art of Architectural Illustration.I

作者：  岳建仁编著

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建筑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建筑表现是将建筑与绘画二者结合在一起，更着意于艺术表现。建筑形式美的表现则在于设计者的艺术造诣。 　　 岳建仁早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有着多年绘画与设计经历，对建筑与绘画间的共通性有独到的见解。他将中国画的笔墨、章法，西洋画的色彩、构成，融汇于建筑的艺术表现中，并对建筑的形体、比例、虚实、节奏、光影、色调、肌理等有较高的认识。他通过点击鼠标，运用现代电子技术的绘画语言，从整体上表现了建筑和谐的美，表现了建筑的神和韵，使人获得了视觉上的享受，也感悟到一种较高的艺术意境。 　　 作为画家，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作为鼎煌的艺术总监，他的作品为建筑师的设计增添了文化价值，也使全国不少建筑师在商战中获得很大的成功。 　　 现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建筑装饰专业的他，与学子们共同致力于自己心爱的事业。如今他的建筑画结集出版，这标志着他艺术追求上新的开始。

POD—山海关区志1979-2004

作者：  山海关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出版社：方志出版社,2011

简介：山海关位于华北与东北的交界处。本书为社会各界认识山海关区，了解山海关区发展历程提供翔实的资料。

道氏理论

作者：  [美] 雷亚　著，谢飞　译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年8月

简介：道氏理论是道琼斯公司创始人之一查尔斯·道和《华尔街日报》资深编辑威廉·皮特·汉密尔顿市场智慧的结晶。罗伯特·雷亚作为道氏理论的研究者和推广者，他将二位大师的思想与文章加以梳理，在努力实践道氏理论的同时，结合其在股市的操作解读了道氏理论。本书将道氏理论化繁为简，将其中的核心观点一一摘出，使三大假设、三大公理、五个定理清晰化。尽管查尔斯·道始终强调其理论并不用于预测股市，但经过演化的理论仍对实践操作有所帮助，其中精髓更是被誉为“股市技术分析的鼻祖”。当然，股市技术分析一直在演化，如果读者不能完全赞同罗伯特·雷亚的解读，本书下篇还提供了原载于《华尔街日报》和《巴伦周刊》中有关道琼斯平均价格指数的分析文章。《道氏理论（专业解读版）》是初入股市、希望了解股市运作基本规律的读者的必读书，也是道氏理论爱好者的必藏之作。

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英语考试大纲及真题详解:2004-2006

作者：  于华主编

出版社：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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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对话美国电视

作者：  王利芬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6

简介：作者遍访了美国五大广播电视网NBC、ABC、CBS、PBS、CNN。她的采访对象既有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蒂姆?卢瑟特、彼得?詹宁斯、华莱士等，也有《60分钟》、《新闻时间》、CNN国际频道等著名栏目和机构中的总制片人、高级制片人、总编辑、高级撰稿人等幕后人员。 作者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全面呈现了美国新闻类电视节目从栏目创建、主题选择、材料准备，到现场实施、审片原则等制作的各个环节，同时也透露了电视台内部的财务预算、人员招聘等管理内幕。 读者通过这一场场的情景对话，以及作者对自己在国内传媒业经历的感悟，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国电视业的发展现状和运作机制。? ? 作者简介：? 王利芬?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法学学士、文学评论专业硕士和文学博士。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高级记者、编导，《对话》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自2002年3月筹备《经济信息联播》并担任制片人；2003年10月，担任资讯节目工作室主任，任央视经济频道《经济信息联播》、《第一时间》、《全球资讯榜》、《经济半小时》总制片人。 2004年9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和更多>>

Distributed systems:concepts and design

作者：  (英)George Coulouris[等]著;金蓓弘，马应龙等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简介：计算机领域经典著作，被誉为是衡量所有其他分布式系统教材的标准，已被爱丁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南加州大学、得克萨斯A&M大学、多伦多大学、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北京大学等名校采纳为高级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分布式系统课程的教材。 华章从第3版就开始引进这本《分布式系统(概念与设计原书第5版》（作者：库鲁里斯），每个版本翻译版印量约为7000册，影印版约为5000册。虽然由于属于高级课程，销量有局限性，但本书在高等院校的师生和研究人员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对于华章教育品牌也具有较大的支撑作用，所以确定继续做这本教材。

量子力学.卷Ⅰ

作者：  曾谨言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13

简介：《量子力学(卷1)(第5版)》是作者根据多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础科学班）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经验而写成，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物理有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量子力学(卷1)(第5版)》还在台湾以繁体字出版，广泛流传于华裔读者中。作为《现代物理学丛书》之一，《量子力学(卷1)(第5版)》是其中仍在出版的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每年都重印发行，《量子力学(卷1)(第5版)》先后做了几次修订，现在m版的是第五版。《量子力学(卷1)(第5版)》第22版（1990）做了大幅度修订与增补，分两卷出版。卷Ⅰ可作为本科生教材或主要参考书，卷Ⅱ则作为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量子力学(卷1)(第5版)》也是物理学工作者的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最后的巫歌

作者：  方棋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2015年10月

简介：
《最后的巫歌》(新版)故事梗概
一
孽龙吞江，梯玛夏七发请虎祖降龙降雨，龙太子提出诉讼，要打神仙官司，等不起的村民卷被而逃。途经芭茅丛生的废弃河床，梯玛见独角蛟囚于高岩，心生怜悯打桩定居，为戴枷的蛟龙求赎。山民认白虎为祖，采伐耕猎于密林，黎爹柱毗邻斩蛟谷拓荒，在黎哈窟（土语：老虎居住的地方）拾到一袋金豆，购地造屋，修建碉楼藏匿钢银。长子妈武娶了美女金氏，去团防队背枪升任中队长，派兵驻守碉楼。半夜杀声四起，十几只羊子尾巴点燃鞭炮冲向石碉楼，秦猎熊借神兵之勇绑架了妈武。妈武侥幸逃回，带团防兵捉拿“线子客”，因功继任团防总队长。黎家老二妈绥因媳妇上吊，自感命不如人，心灰意冷，迷上烟土。
二
虎族来历不明 ，家世复杂，史载败于秦军，沿长江及其古支流逃亡，留有巫歌警世：凡星光照耀之地，人们将经历一万次毁灭、抵抗和同窠厮杀，在血中应验重生。
云端突然响起枪炮，，画着太阳粑粑的飞机被击落，伤兵腰间藏着一张护身符，和夏七发画的一样曲曲绕绕。黎家老三妈貉入伍救亡，士兵站在群岭之巅祭天，立誓保卫祖宗之地，不让日本鬼子通过三峡。鬼子像神兵一样只进不退，妈貉战死，鄂西大捷。乡民在锁蛟岩上凿打阵亡子弟的英名，以煞制煞，镇住被金钩子闪电枷进老岩的孽龙。梯玛叹其起蛟，兴奋将要入海，吞江行洪被禹王制服，劝其悔过脱法。县里紧急向獚水征丁，家国矛盾触发，妈武被杀，黎爹柱坠崖身亡，葬于巴子岩下，传说他是老虎和凡人的种。为避神兵追杀，经夏七发夺回生魂的妈武佯死，星夜投奔獚水乡亲——万县的袍哥大爷汪正明。岳父金绍三对外谎称女婿不治，女儿金氏寡居。
三
秦猎熊继任獚水乡团总，剿灭神兵根据地，出动武力抢亲，掠到美女金氏做二房。传说被神兵杀死的黎妈武归来，汪正明送他8条洋枪发动革命，镇压农民起义的秦猎熊在老宅被刺，弹药被提，县里判决黎家私报劫舍之仇，罚巨款缴库结案。副乡长亲任团防队长，把秦家老三猎牛和妈武任命为中队长。陶九香命令妈武娶二房，26岁的美女金氏随商人张大鑫远走重庆。鄂西恶仗打完，部队紧急开拔，尸骨被野狗刨得漫山遍野，分不清是国军还是鬼子。村民们惶惶不可终日，乡长号召全村总动员，拾捡白骨深葬，呼吁绅民捐款超荐。远近来了九个梯玛，二十四面土布大纛在空中俯视长江，九支牛角号呜呜吹响，雀有窝，鸟有巢，游荡在战场的阵亡者启程回乡。一百多支火把在坡上移动，炮仗响彻夜空，月光从云缝里透出来，碎银似地撒满长江。
四
妈武娶了夏七发的女儿，操办民团，宣传分田废账。猎牛检举妈武图谋不轨，县党部秘令殄灭。游击队员被迫进山。盘踞在渝鄂边境的团阀向锦堂被诛，驻军对獚水乡进行扫庭犁穴式清剿，悬赏巨金捉拿匪首黎妈武。“嗷呜、嗷呜”山上虎哮四起，老巴子飞来飞去下坝，预兆改朝换代。妈武领解放军先头部队走崖路入川，出任新政权第一任乡长。猎牛率乡团队伍袭击乡公所，被解放军活捉，五百俘虏待毙。通讯员路遇老虎，哆嗦着出示“将五百匪徒杀人权上交行署”的红头文件，行署改判猎牛等七个匪首受死。獚水人分田分地，妈武历史不清，被政府逮捕判刑，老宅大半归公。秦家老四隆平抗美援朝归来，烧毁梯玛法器。夏良现施术报复，被废了传承。猎食越来越难，周泰旺套了一个老巴子。夏七发受辱游街，对着自己几十年捉的鬼怪絮叨离情别意，叫儿子舀出月光，以光柱为梯，灵魂爬上天窗消失不见，遗体埋在锁蛟岩对面，等待孽龙修善脱法。
五
夏银美饿死，妈武刑满被释放，带领乡民强行取走几万斤稻谷，被政府公审枪毙，与夏氏每晚在山里游荡。条纹模糊的母老虎到坡下觅食，咬断牛脖子，咬死了乡民。传说是夏氏在向大家报复：白米饭让大家去吃，子弹却让她男人去挨。红卫兵挖了黎爹柱的坟，陶九香花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部化为银丝，跪在八字朝门前，披头散发朝着天际猩红的晨曦用土语唱骂。药死獚水最后一只老虎的周泰望开枪自杀，夏良现秘密给阎王当差，成为“阳无常”，干部们见了他都很客气。
芭茅养虎钳制孽龙，老巴子活五百年全身变白，从斩蛟谷岩洞迁居无人区，夏天翻过几条山脊，到油墨溪来吃喜欢的草。孽龙在梯玛的挽救下，头上的杉树曾经由黄转青，显示出复活的模样。妈武平反，满背皱纹呈水波纹状的陶九香没有被卑琐之物羁绊，拄着锄头在阳光里歇息，白发好像被风吹拂的玉米须子，瞳孔和眼球一样白。孙媳妇恍然大悟：奶奶的魂魄已变成白虎，正浑身雪白地向西方飞奔。
六
虎族是长江中上游最古老的民族，漂泊好战，不知所终。一说携带九州河道图，顺古江河去了世界的边缘，一说在末日里奔白虎星飞升。峡谷的历史进入尾声，繁衍在都市的一个更古坪后裔，作为国际课题《亚洲国家民间信仰之比较》的中方参与学者，开始非同寻常的寻根之旅，亲闻孽龙吞江和夏七发打龙洞的故事，惊疑乡村巫师遇到了真正恐怖的对手：老阴洞结构庞大，报载长度为中国之最，有出口与斩蛟谷相通。湿气和阴魂，还是那么蒸郁不散，那么容易成云致雾，但獚水已进入后峡谷时代，千百年奔腾跌宕的所有痕迹，将被青天白水抹去。
归隐的就这样归隐，到来的就这样到来。
七
小说揭秘流转的集体无意识，展示礼俗乡村的崩解过程，是从古文化摇篮里面创造出来的震撼人心的三峡史诗，迸发出五四以来，文学艺术一直试图发出的中国自己的声音，远远超越了一个民族，传递出一种大作品的气息，具备某种标志性。作者多年从事神话研究，发掘并梳理巫傩经卷，有《酉阳古歌》等若干发掘上榜第一二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前言】
《最后的巫歌》新版序 方棋

十多年前在山区考察，目击一条龙头形状的巨石，张开大嘴俯视田野，颈部以下完全溶入沉积岩，好似受着大山的禁锢。巫师说那厮是蛟，因想干番大事业，行洪毁地犯了天条，被天神囚牢。长江中上游多孽龙吞江的传说，这类喀斯特地形的神话解释，并未引起地质学家的重视，却给了一个不速之客灵感。
三峡是我写作意义上的故乡，也是亚洲古人类的故乡，洪荒天宇，文明发祥，智慧初蕴，几千年后卷入工业化浪潮，仍回响着原始蛮荒深邃的回声。互联网给跨界倾听提供了可能，逝去的文化模式里，或许藏着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叹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传说很久以前，天干得不成样子，村民和动物一起逃往他乡，不知走了多少天，遇到一条没断流的溪沟，大家都争抢着喝水，但是蝴蝶却成群结队，抬着水去浇林子。一只，两只，三只，成百上千只蝴蝶双双飞向天空，相互之间小心翼翼照应着，始终保持水平和一尺左右的距离，如果一只飞快，就在空中停住，等另一只飞上去靠齐，不让一点水洒出来。
天帝出游回来，看到那片林子上空腾起雾气，现出一条美丽的彩虹，对诸神叹息：“力气大的精英不管事，蝴蝶这小东西倒管事。”于是下了一道旨：“蝴蝶抬水，天要下雨。”一时间风涌雷动，瓢泼大雨从天上落下来，田野、山林又恢复了欣欣向荣，人和动物都回了家。
今天，只要蝴蝶密密麻麻来到溪边“抬水”，久旱无雨的状况一定结束，当然少不了会有许多蝴蝶途中力尽，坠倒在地，这是弱者的史诗。本书写了七年，七年当中，我也天上地下，我也焦急不安，敞开封闭的、隐藏的翅膀和蝴蝶一起锲而不舍，抬水飞翔。
真实好似太阳，直视易受灼伤，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认真观察“太阳”的光芒，然后把所见和感受传递给别人，他们既善于感觉又善于表达，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用音符和节奏来表现的称为音乐家；用线条和色彩来表现的称为画家；用故事和情节来表现的称为作家。
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迹留在三峡两岸，观天火之炎炀，听大壑之波声，一个再平凡普通的人，面对如此壮美绚丽、神秘诡谲的东西，也会冲动忘我地选择一种表达方式。
天文造就地理，地理造就作家。
感谢上海文汇出版社鲍广丽女士重新编辑出版这部小说，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董令生编辑，作家出版社雷容、田小爽编辑之前的付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背景设置多有权宜，随着时间的沉淀，决心还之于夔门，借此机会，不少内容也作了增删和修订，希望给读者更多的满足。
感谢巫师的歌谣。
2015年7月19日

新版后记(代)
（第11届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暨世界仪式人类学高级论坛分组发言） 方棋

如果给出对巫歌的定义，应该是仪式活动中的逻辑表述，以吟诵和唱诵两种方法传达，主要用于祭祖崇拜，祈求丰产和禳灾还愿，为巫师家传或师传。巫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与原始人对声音的崇拜有关，是南方古文化的延续和衍变，残存于中国长江中上游边远山区。
中国的书面文学始于殷商，甲骨卜辞古奥艰深，不乏音乐舞蹈的元素：“今夕奏舞，有从雨。”（《殷墟书契》卷三24页，罗振玉）“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片，郭沫若）蕴含节律动作。文学起源于巫术，萌芽于神话，发祥于仪式。巫歌不仅是说出来，而且是舞出来，唱出来的，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作为权威手段促进发展。
先秦诸子直接从原始巫歌和神话中汲取营养，思想原典百家争鸣，光耀后世，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石。我们引经据典，一直在继承和模仿，扩展改造未得成功。起点如此难以超越，因为老祖宗来路深远，伟大的创造与上古智慧、祭祀文化与仪式系统有关。《左传》里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为神话著作。《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八索》是八卦之说，《九丘》是九州之志。但是倚相之后，谁也没有见过这些巫王遗书，根源和奠基方面大打折扣。
原始崇拜与信仰催生文学，《礼记效特性》记载了伊耆氏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要求土、水、昆虫、草木服从人的意志，不要危害农事；土返回田里，水流回沟中，昆虫不要发作，草木长回山泽。这就是原始巫歌。伊耆氏一说是神农，一说是帝尧。蜡(zha乍)是古代年终时的一种巫祠，始于伊耆氏时代，可见巫歌的作用及其与祭祀的关系。先秦古籍文史哲不分，歌舞乐融汇，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墨子公孟篇》云：“儒者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仪式流绪明显。古代君子精神气质何来？孔子概括“兴於诗、立于礼、成于乐”。天地之道即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礼乐文明即仪式文明，巫歌纲领性地解释世界，原为庙堂表述。
商周巫觋位居高层，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务实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崛起，巫觋渐受排斥，在官方舞台沦落失意。两汉以后，巫祠全面退出国家祀典，成为纯民间的谋生活动，黄金历史一去不返，最终遁入山区，失散求存于边疆村落，与少数民族的筮占和祭祀传统一起，构成华夏巫史的古风余韵。
秦以后，诸子百家失去舞台，改行研究方技术数：医经、房中、天文、历谱、五行、蓍龟等等，学问无一不从巫。士大夫们总结有道才有理，有理才有气，有气才有象，有象才有数，曰东方神秘文化，作为习俗渗透并塑形于华夏，和四书五经组成古代知识分子的左右手。只因世俗解读，传统走低，积淀实用，唯见纬书与符命，阴阳与灾异，话本志怪滥觞，缺乏崇高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是故，认识中国需要读巫，弄解儒释道与“巫”的渊薮：
甲骨文把“儒”写作“需”或“濡”，象形会意“斋戒祈雨”。《礼记 檀弓》载：“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胆而奚若？’”又载：“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夫子就是孔子，曾以治丧相墓闻名。儒者出自巫史，六七百年秉持殷周旧礼，把原始仪典引申为社会秩序，通过对祭祀的世俗梳理和解读，建构了华夏道统。《尚书．舜典》规范乐官职责：“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圣人以风、雅、颂分类集纳地方乐调、王朝正声和祭祀舞诗，标准为音乐性质，巫歌影响是也。君子以圣人为师，学识来自天地，来自吟诵与唱诵，此其一。
佛教在中国以适应性行方便法，吸纳民间神祇、原始咒术和礼仪，充实道场的内容和形式。台湾灵鹫山连续20年举办水陆法会，每年先以黄豆献纸马，纸马携符前往邀请诸佛菩萨，途中黄豆洒落，信众争相收藏祈丰，“跑马发符”，是为入乡随俗。巫师也接受轮回思想，贵州侗族山区以拜忏、踩灯、做牛角道场、玉皇会、千人会、万人缘、倒白虎、开财门等“红坛”活动诠释经文，称为文教。武教承担驱鬼保胎、求嗣求雨和冲傩还愿，表演上刀梯、捞油锅。“文武两教”并行，进行灵魂的中国式表达。大量疑伪经如《咒魅经》、《天公经》、《救疾经》在形成和流传的过程受到巫俗影响，反过来对中国本土信仰产生作用。此其二。
道教源于黄老之学，以八卦符号说明万物运动，将散漫的巫术程式化、系统化，社团斋醮离不开天干地支，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升降消长。翻开一部《道藏》，从参同导引的经戒炼养，到镇魔压邪的符箓禁咒，无不体现巫与道之间的血缘联系。一百年不到，玉皇就成为巫事活动所请的主神。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理论融合，西南各地更是佛道儒巫混杂，以武陵山巫歌为例，今已演化为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为基础，杂糅着儒、道、佛等成分的祭祀韵文。此其三。
巫歌源自卜祀祈祝，具有遥远混合的力量，结构、文辞等相对固定，内容取决于仪式的性质，大多不入典籍，较之书面文学，流传空间有限，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以武陵山巫歌为例，一般为三、四、五、七字句，长短穿插，两句一节或四句一节，一部分用假借字。句尾押韵，讲究格律，分吟诵和和吟唱两种表达方式， 唱腔以高腔和平腔为主，有双句押尾韵的自由体和两句一节，四句一节句尾押韵的格律体，多为四言七言句式，因为大山的阻隔和语言的不稳定性，并非毫无变化，大体是同源传承，封闭发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巫歌未随诗骚史传登上大雅之堂，但贯穿中国社会几千年，塑造出中国文化的诗学传统。我发掘到武陵山巫师的祖传科书，内容竟是楚辞《招魂》，前后添加了完整的祭祀仪轨，可见其仪式精髓，也说明原始巫歌与传统经典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渗透和影响。
独立的诗歌、散文、小说是语言逐渐成熟的产物。英国学者约翰布朗提出，“一切原始民族的文学艺术都是一个统一体，即歌、舞、诗不分，后来分离成不同的艺术，而每一种艺术又分化成不同的类型，然后是一个长期的裂变、专门化和蜕变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最终将返回到各种艺术再次统一为一体的原始形态。”不是回到语言文字的不成熟期，而是重新逆向聚合，集中内心深沉的感情和思想，努力完美地解释大至宇宙小至生命体的奥秘，解释这个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世界。
有万物则有万象，有万事则有万感，还原文学的初始功用，才能恢复威力，才能对抗人类的混乱和沮丧，才能发出真正的庙堂之声。


《最后的巫歌》原版序 何西来
　
方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就要由作家出版社版行面世了，邀我作序。我是在作协举办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认识她的，很看好她的才分与潜力，于是，应了下来。
这部作品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只是一个故事，只要情节线索清晰，故事有头有尾，推进合情合理，语言生动活泼就可以了，它是在此基础上还融进了很多别的东西，内容也就远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长篇小说首先是结构的艺术，《最后的巫歌》结构严谨，叙事周密，在时间跨度上，大体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到八十年代，但给人感觉似乎写了几千年；空间上主要写三个大峡谷里的人和事，通过战争将故事纠结延伸到日本岛国。
方棋在重庆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三峡的神话与现实，地缘情况和文化传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书中表现的大美大爱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震撼力，我是很欣赏的。在中国历史上，重庆曾经是边远的，被刘禹锡称为“巴山蜀水凄凉地”的荒蛮之乡，现在战略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显示出对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文学艺术展现其悠久独特的历史，在更高的层次上，找到城市的文化密码和文化坐标，是有积极意义的。依我看，这部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文学欣赏价值；二是它民俗文化价值。
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它追求的史诗品格，写出了一部三峡史诗；二是它的神话意识，作者把族群记忆写进了作品；三是它的个人印记，独特的表现手段和内容，体现出作家强烈的艺术个性特色。
首先这是带有史诗品格的一本书，它的架构很大，历史感很强，方棋叙述了一群三峡原住民开拓、发迹、破产、抗争以及幻灭的一生，展现了20世纪中后期峡江人融入工业和信息社会的故事。她的叙事语言那样诡谲，那样幽深，那样野气，虽然不用韵，但和歌谣很衔接。小说吸收了对巴楚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通过诗意的审美体验，通过诗意的想象，重新融铸，做了优美的提升。书中表现和感受的方式完全是诗的。方棋用诗意的感受，和诗意的表达，把她对这块土地，对这个民族的情感体验和认识思考呈现出来，内容厚重宏阔，是一部笔墨野、犷、瑰、奇，显示出独有特色的传奇史诗。
　　第二，小说里氤氲着浓郁的神话氛围，主要人物命运的起落，历史潮流的激荡，叙事脉络的衔接与展开，都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对人物的开掘、描写，烘托，自然崇拜的因素很强，比如黎氏家族四代人，整个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它为我们形象地揭开了巫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些奥秘，揭示了人类在社会生存环境中，以及在与大自然关系中的一些奥秘，这种揭示是深致的，让人信服的。我们一般人关于“巫”的知识比较有限，多半来自于幼时听到的诅咒、禁忌等。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习惯于把巫与“迷信”、“愚昧”、“落后”等词语联系起来。但这部作品却写出了巴楚故地传承久远的一种带有原始味道的宗教氛围和意识，写出了带有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又有点诡异的地域文化特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在楚辞中看到很多这样神秘诡异而又颇见传奇性的东西，其中，尤以屈原的《九歌》、《天问》、《离骚》最为突出。
　　第三，作品表现出作家强烈的个人印记和个性特色。文学史上的大师大家无不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无不在作品中烙上自己的个人印记，因为一切作品都是作者自我表现的产物。所以，这部《最后的巫歌》带有方棋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记，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气韵和风格特色，就不难理解了。从来没有人像她这么写过，她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独特的。她对描写对象的独立观察和思考虽然不无荒诞与恣肆，但是却非常有质感，语言很有表现力与穿透力，不少画面写得波翻浪涌、惊心动魄。尤其见功力处，在于她能将巴蜀故地的自然山水写得那样有灵性，饶野趣，又极富感染力。
　　从民俗文化来说，这部作品写了大量珍稀的三峡巫辞和祭祀仪式，神山、神兽、神木、神巫、神歌、神话、神兵这些万物有灵年代的东西，超出多数读者的生活经验。三峡是中国“巫文化带”的核心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古文化信息和艺术因子异常丰富与宝贵。方棋真实动人地把一些文化事象的孤本传承融进人物的血脉与命运，将只属于长江三峡的神秘和趣味表达出来，展示南方古文化在三峡地区的嬗递和衍变，展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心路历程，为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方言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可供研究的接近原生态的形象文本。就在我写这篇小序的时候，方棋告诉我，由她挖掘、整理并撰写录制文本影像申报资料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酉阳古歌》，已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进入公示，这部《最后的巫歌》也被选为首届中国重庆巫文化旅游节指定赠书。她在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驱使下，长期致力于长江中上游山区濒危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与保护，用力颇勤，是这方面的专家。
总之，我以为这部作品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欣赏价值和地域民俗文化研究价值，是当代以三峡为题材又一部长篇力作，希望能有更多热爱文学的人和关注三峡的读者阅读它，重视它。
2010年8月15日改定于北京

《最后的巫歌》原版后记
　　一棵参天大树，大到一百只猴子可以在树上休息，上面挂着许多果子，摘下一个果子来打开，里面藏着许多种子；拿一粒种子出来打开，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这就是生命，似乎都从“没有”产生——有一天大树从世上消失，被崭新的道路取代，任何地方都无法再见到它，人们这时开始回忆，思考它当初绿盖成阴的样子，传说加工，于是产生了写作。
　　作家形形色色，写作五花八门。
　　描述空无一物的种子如何变成大树，然后重新变成没有，追溯它的起源和终止，被称为灵魂写作；表现树、叶、根、茎之间如何依存制约，观察其文化土壤、气候等生存系统“软环境”，被称为人类学写作；认识大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活，推演山林内外的传奇故事，被称为旷野写作；叙述花朵如何烦恼焦虑，如何与蜜蜂谈情说爱、斗智斗勇，被称为私人写作；讲述落叶如何在风中扬起又掉下，如何被牛车碾来碾去，被称为底层写作……
　　融合已有未有的经验与视角，本书叙述和推演了一群带着祖先经验生活的峡谷山民，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中后叶的生存境遇。作为重庆人，三峡是我文化意义上的故乡，也是中国古人类的故乡，洪荒天穹，文明发祥，智慧初蕴，几千年后卷入工业化浪潮，仍回响着原始蛮荒深邃的回声。数年的写作过程使我兴奋，发现自己有个伟大的故乡，热爱家园，这是一种最温柔最敏锐最严酷的感情，青年时期曾经羡慕马尔克斯和鲁迅先生，神奇的故乡使他们具有丰富的灵感和独特的资源，人到中年忽然明白，旷远的三峡给了我同样的馈赠。
　　一切都藏在种子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时间和空间上制造了多少奇迹，分蘖了多少基因，一条奇迹和基因的河流，边界和尽头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混沌的秘密。
　　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曾说：“你们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从他们出现到现在，逐一考察；他们必有某些本能某些才具，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具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这种“心情与精神本质”的东西，是怎样从一个民族的“最初的祖先”传到“最后的子孙”身上去的？探源长江流域同源族群传奇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过程，从文学的角度演绎和梳理，重温人类共同遭遇的生命困境和生存挑战，反思现在，猜测将来，是严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
　　伟大的作品来自于对宇宙自然的敬畏，来自于对自身奥秘的好奇，来自对人类有限的突破，来自对苦难的救赎和超越。
秘密的背后还有秘密，叹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半个世纪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放言：一部想象作品的真正价值与是否所有人能欣赏它没有任何关系；对它的考验是，对于最能欣赏它的人，它能够提供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满
【媒体评论】
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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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过后的第二天，应邀飞赴久违了的山城重庆。即将在这里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亚洲文化论坛——10+3主题会议”在等待着我们。
自江北机场的现代化候机楼出来，登上接机的汽车，由北而南，逶迤到达离嘉陵江不远的君豪大酒店，几乎穿过了整个重庆市区。记忆中的那些显示着古巴人依山临水而居的文化传统、负载着沉重历史的老民居，那些纵横交错的石板街巷，那些层叠蜿蜒的山路，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而车窗外闪过的，变幻成了一栋栋、一排排的新建的显示着现代意味的高楼大厦。我既为那些老街道老房子的消失感到惋惜，又为那些像积木似直指天宇的楼宇感到惊诧。——眼前的景象，是一个现代化快车道上的重庆！
10月11日，我在“亚洲文化论坛”上发言，呼吁亚洲各相关国家携手合作，读起源和流传于中国内地南部诸民族和南亚诸岛国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进行保护。
承办方重庆市政府给与会客人准备了一些出版物，有四川美术学院的若干画集和作家方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2008年方棋在梳理《酉阳巫傩诗文》，制作非遗材料时，曾请我重视该项目的影像。2010年《最后的巫歌》一出版，我很快拿到了赠书。这次艺术节赠送的是第二版，我又欣然带回北京。第八届作家代表大会后，打算着手研究巴渝民间文化，沉下心来阅读了这部厚厚的长篇。总的感想是，这部小说的问世，不仅给我国狭隘的现实主义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为文学反映时代、再现现实生活铺设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新路，而且深度地复现了源远流长而又独特迥异的巴渝民间文化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巴渝风骨，从而激起和唤醒人们对“文化自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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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取材于20世纪一百年间生活于三峡两岸高山密林中的虎族及其后裔的悲壮的生活史。从民国开元到土匪割据，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共产党得天下到无产阶级专政，从五八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到土地联产责任制，……传之千百年的民间文化，被细致入微地、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作品的结构与铺叙中，融入到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中，既是作品的独到之笔，又是作品的成功之点。
如果承认任何成功的文学巨制都是地域文学的话，那么，《最后的巫歌》不仅为巴渝文学创作竖起了一面旗帜，而且为困惑中的中国文学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曾经为30年代京派文学作家代表人物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的成功感到振奋，因为作者在浓重的、地道的湘西传统文化中表现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以及他笔下的种种人物的不可复制的行为、纠葛、个性；我们也曾欣赏拉美作家加尔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的成功。《最后的巫歌》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中国文坛上现身，并立即受到了批评界的首肯，不是偶然的，显然是因为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文化思潮相契合。近年来，作者在保护重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作了大量深入的调研和保护工作，而巴渝民间的传统文化给了她丰富的滋养。由于她深度地研究了巴渝传统文化，“懂得文化”（王蒙语），所以她能够挣脱流行的但是狭隘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大胆地吸收了新时期文学中昙花一现的“寻根文学”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和经验，果敢地回归到了文学的本意上来，为巴渝文学贡献出了一部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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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大变。无论东方西方，现代化的步伐显著地加快了。当全球现代化、经济一体化、信息化逼近到世人眼前的时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分子意识到，传之千年万载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是灭顶的威胁，而民族文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所以立身于地球上并得以延续不泯的根脉和基因。于是，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人士在国际范围和国际组织中发出了要保护民族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保护由民众群体口传心授而绵延不绝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最为响亮的口号。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即公民、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是否具有“文化自觉”的一个标志。费孝通先生到了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经过几年的时间，终于为中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理论界所接受，进入了党的文件，但文学创作界却似乎仍然在闭目塞听和排他心理中自得其乐，对世界文化潮流的变迁浑然无所知。须知，一个不懂得或缺乏“文化自觉”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可以把《最后的巫歌》的出现，看做是我国文学界、文化界“懂得文化”的一个先声。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九次主席团会期间，作家铁凝在重庆媒体见面会上说：“巴渝文化遗产足够支撑重庆人的精气神。”我要说，巴渝文化遗产培育了、也体现了巴渝人的风骨。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和前提。


灵魅之笔 独有之书 张健

　 方棋的《最后的巫歌》(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独特的小说。说它“独特”，第一，表现在它真正深入了神秘的楚巫文化领域；第二，表现在它讲述的是常人备感陌生的三峡里的传奇故事；第三，表现在它纵横神界、人界，穿梭亘古、今朝的宏大布局。
　　读这本书，你会感觉走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屈原的《离骚》保持着精神的相通。这个世界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是灵性的存在，它们并非按照我们所熟知的逻辑进行排列，而是遵循着独有的规则，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作者的笔仿佛闪耀着灵魅之光：老虎是生命的图腾，被敬称为“先人”；虬龙被困于山崖之下，修善以脱咒；千年古树有着自己的精神，它甚至会与凡人抢亲……这一切在生活中无法理喻，却在文学中如此诱人，它们瑰丽奇诡，仿佛一幅神话图卷，让你一眼望去便沉浸其中。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文笔，自由超越时空的限制，去探索那些无限的、无边的、神秘的、浪漫的东西。
　　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三峡的历史当中。一群人在绝壁千仞的大峡谷里立国，他们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在长期的战争中战败，溯着长江及古支流流亡，千潭万水，分枝散叶，在那片古老、闭塞的土地上演绎新的传奇。三峡接纳了他们，也把神奇山水的精神印染在了他们的身上。这个人群里发生的一切，包括为生存的挣扎、对权力的追求、家族间的宿怨争斗、爱情的复杂痛苦……都散发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故事在哪里都会发生，但是在这里却表现得如此不同。
这本小说实实在在书写了几个家族的兴衰。从黎家辐射开去，在与其他家族的爱恨情仇当中，作者打开了一幅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画卷。从现实的时空幅度来说，此书从抗战之前一直写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文革”后期都有涉及。而从精神的幅度来说，它简直纵横了千年，在亘古与当下之间自由穿梭。象征的部分与写实的部分，社会历史部分与巫文化部分，彼此结合，自由出入。此书的最后，故事发生的地方，都被大水淹没了，随同逝去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存方式。这里折射出了一种反思精神，作者可能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呼唤一种人与天地、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共处。因而，此书写的虽是过去，着眼的却是未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语言旷达超迈，读之如饮烈酒。作者的语言系统与知识结构都显示了鲜明的特色。正是这些因素参与构筑了《最后的巫歌》中瑰美奇特的文学世界。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8月2日）


根本在哪里 王倩于

已经很久不看小说，近些年来小说界的沉闷和自娱自乐已经令我厌倦。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偶然抓住了我，它传过来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其*的特点是找到了一个让世界读懂中国的路径。从五四以来，如何向自己说明中国和如何向国外说明中国，分别成为中国文化人所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其解说思路的歧异和相互的不妥协，深刻地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其中不乏激进的文化虚无者和保守的国粹派，但除少数务实的学者以外，争吵的各方大多带有强烈的情绪而缺乏科学的态度。七八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尝试用西方的尺度和语汇来解读中国，小说界也有类似的作品。中国被解读成一个幽暗的背景，充塞着落后、封闭、保守等种种词汇，但中国是什么，仍然难以看清。
　　中国的解读为什么这样困难，其几千年文明的神秘感是如何产生的？在我看来，其形成原因有三：第一，由中国文明的自身特点决定；第二，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集体拒绝认知自身文化而导致；第三，由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而导致。所谓中国文明的自身特点，是指中国文明是世界七大文明古国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者。我们知道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巫的文明，所有文明古国都是以巫文化来立国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从未中断的中国文明其巫文化的传统也从未中断。这是导致中国文明史始终充满神秘气息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所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集体拒绝认知，主要是指儒家的限制。孔子曰：不语怪力乱神。这就让大批的知识分子不敢言及鬼神，导致了对可称为中国文化思想根源的巫文化及其多神信仰的集体不认知，更不用提科学认知。第三，神秘，常常是他者的感觉。正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对周边地区及较远地区的辐射影响，中国文化的神秘才会不断被人感知，不断被人描述。这也更说明了在与他者、与世界的交往中，中国说明自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的必要性。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试图用他人的声音来说明自己，结果发现那样很难说清，甚至觉得说的根本不是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就必须要认识自己，正视自己，弄清中国文化的根本在那里。
　　谈及中国文化，我们常常停留于儒道释。其实这只是枝节，而非根本。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首先都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生产方式。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仰赖自然的恩惠，不可能不生出对自然的依赖和感恩之心。这是自然信仰的基础，也是巫文化的基础。人们也许奇怪，自然信仰和巫曾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中国的特殊之处何在呢？中国之特殊就在它所处的这片国土，可以说它是地球上适合早期人们生活的*的面积完整的土地。正是这片国土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富饶，同时也使崇尚自然的巫文化在中国不仅没有消失，更使它广泛地渗入各个领域，成就了一个伟大文明。中国文化的基本核心词汇“天人合一”、“和”无一不体现出巫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认识中国，其根本要从巫读起，所以我说方棋的《最后的巫歌》找到了解读中国的途径。
　　方棋所写的巫与别人的不同在于：第一，他拒绝用猎奇的态度去写巫；第二，他不再像前人那样仅仅把巫的氛围作为一种幽暗的背景，或仅仅作为人物描写的衬托。他直接闯入了那个长期被漠视的巫的世界，用通灵般的语言叙述这个几千年、上万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系统，它的逻辑、它的道德、它的生死态度，以及它如何向现代社会贯穿。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民族，你可以说它是虎族，可以说它是蛇族、熊族、鱼族，不！它就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灵魂。它就是中国！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7月29日）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作者：  （美） 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 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

简介：1989年11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城发生过埃博拉病毒事件。这个小城位于华盛顿特区以西24公里处，晴朗的天气里人们都能在雷斯顿城的高层建筑上望见华盛顿纪念碑那米黄色的尖顶。这里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接收了100只从菲律宾进口的食蟹猴。没过几天，两只死亡。理论上，少量动物死亡是很常见的。令人不安的是，不到一个月，又有29只猴子死亡。随着猴子死亡相继增加，科研人员渐渐逼近真相：猴子感染了一种未知的病毒。在大量研究下，他们认为这是埃博拉病毒。最后，美军出动将大楼封锁，所有动物处死。幸运的是，在目前已知的五种埃博拉病毒中，这种雷斯顿型亚型只感染灵长类动物，让人类逃过一劫。1994年，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基于这一史料，采访大量亲历者后出版非虚构作品。此书甫一出版，迅速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达61周之久，20多年来，《血疫》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售300多万册，已成为有关埃博拉病毒最具影响力的非虚构经典之作。普雷斯顿因此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他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以非医师身分获奖的得主。

作者：  

出版社：

简介：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元月公布：自然疗法是21世纪人类健康的曙光。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自然疗法直接强化人体系统功能，提升免疫力，对常见病极具特殊疗效，且操作简便，是自我保健和家庭治疗的好方法。 孙教授足疗法源于华佗足心道，以中医外治为本，全息反射为辅，首次引入古埃及脚部生命学、佛家足底卫生法的养治方法。

不羁的天空

作者：  小饭著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简介：本书出自于小饭之笔，原名范继祖，网名石普、石小普，目前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2000年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曾任《萌芽》杂志实习编辑，《生活周刊》餐饮记者，出版有长篇小说《我的秃头老师》。　 　 最近鼓捣一些“神秘村庄”系列小说，师承余华、苏童，而且似乎学谁就像谁。更为远大的目标是写一个40万字的《特洛伊》，可能无法完成，但是光从目标的崇高来看，已然非常牛逼。 作者很有个人特色，具备王小波般的气质。写作风格和城市小孩不同，没有城市文学创作的影响，没有套路，有乡土气、生命力和活力。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和一般人不同，使他的作品变形和夸张。

Great game:the emergence of Wall Street as a world power:1653-2011

作者：  (美)约翰·S. 戈登(John Steele Gordon)著;祁斌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1

简介：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11珍藏版)》是一本关于 　　华尔街历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美国金融史和经济史的书。作者约翰？S？ 　　戈登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推动了美 　　国从一个原始而单一的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在美国经济 　　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华尔街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实现社会资金的优化配置 　　，而华尔街本身也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而成长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美 　　国经济的成功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协同发展的很好的例证。《伟大的 　　博弈》不容错过！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

作者：  (美)罗恩·彻诺著;金立群校译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简介：◆关于华尔街，读这本就够！ ◆美国图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第40届获奖作品，一部恢弘而壮美的华尔街史诗。 ◆《福布斯》杂志推荐“20本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著作”之一。 ◆金立群先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前财政部副部长、亚开行常务副行长）“历时二载，凡三校”呕心校译，堪称“美国金融史第一书”。 ◆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美国金融王朝的第一部鸿篇巨著，一卷充满洞见的金融历史全景图：以摩根财团的视角，看整个华尔街、现代金融业兴衰更替。

英文共同题名：Brothers

作者：  余华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简介：作为去年中国“最会制造悬念”的小说家―――余华，去年7月出版18万字的《兄弟》上部之后，今年2月下旬完成了《兄弟》下部33万字的创作。余华最长的一部作品由此诞生。 　　《兄弟》是余华第一次在写作时用到“尾声”的作品，下部包括尾声在内共有51章，前面有两三章写两兄弟自己有工资以后的幸福而平静的生活。接下来，有七章写了兄弟俩和林红之间的“三角关系”，长达六万多字。 　　《兄弟》上部中，有人说于华从宋钢父亲宋凡平之死就开始“烹调死亡的盛宴”。在下部里面，他不会继续“烹调死亡盛宴”―――除了宋钢自杀是非正常死亡外，别的人，譬如宋钢爷爷、老关剪刀、张裁缝等，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生老病死。 　　宋钢在下部里面遭遇的命运是他所在的工厂破产，他也越来越潦倒，后来因为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他在40多岁时自杀了。他自杀时，林红和李光头正在同一张床上。宋钢在临死之前，给林红和李光头都写了一封信。 　　林红是一个典型的连接今天和过去的女性，不同于80年代以后出生的女性。宋钢的死，让她在生意场上变得像以前的李光头一样很成功，而李光头则变得没有了任何欲望，挣钱没有了任何兴趣，唯一的愿望就是，上太空，把哥哥的骨灰盒拿到太空去。 　　在尾声里，余华交代了李光头的命运。“他要上太空去。他还专门请了两个俄罗斯留学生教他俄语，还进行体能锻炼。因为李光头在电视里看到，在太空的轨道上，每天可以看16次日出和16次日落。李光头要把宋钢的骨灰盒放在，太空的轨道上，让宋钢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最后，李光头用俄语说：‘我的兄弟宋钢就是外星人了’。”

道行般若经

作者：  宋先伟主编

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简介：《大般涅槃经》又称《涅槃经》，或《大涅槃经》，汉译本为四十卷，北凉·昙无谶译．经录家列为大乘五大部经之一。本经共分寿命、金刚身、名字功德、如来性、一切大众所问、现病、圣行、梵行、婴儿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师子吼菩萨、迦叶菩萨、乔陈如等十三品。 《大般涅槃经》义理丰富而精微。其内容要点．即为针对灰身灭智的小乘涅槃说，阐述佛身常乐我净之意；又不同于大乘中的三乘五姓说，而显示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皆成大觉；并广说与涅槃有关的一切菩萨法义。因而，此经可称为大乘佛教的极典。 《大般涅槃经》议论宏辟，精义迭宣，因而从开始译出以来，就在中国佛教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武帝萧衍曾亲讲此经，著《涅槃讲疏》、《涅槃义疏》等，分赠扶南、百济。他还撰《断酒肉文》，广集僧尼于华林殿前，令光宅寺法云宣讲，开中国僧尼素食之先河。 此外，《大般涅槊经》对中国人性理论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高唱成圣成贤的理论，其所以那么斩钉截铁，甚至视为天经地义，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中国的士大夫久已从佛教那里受到了很多的熏习。由于《大涅槃经》所欲解决的是人性论的哲学问题，所以本经不仅在佛教思想史上，而且在中国心性哲学发展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大涅槃经》的译本出于南北朝的北凉时期。尽管所用的语言多半是当初的口语，但由于时代的阻隔，原典的晦涩，以及古代中印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以该经并不容易读懂。因而远在古代，规模大小不同的讲经就应运而生了。 本书只是《大涅槃经》中最重要几品的选译本，其选译的着眼点在于经中的佛经理论。本译著秉承忠实原文的原则,不加主观臆测与推论；白话翻译通俗易懂，阐理明晰；对于难以表达或一言多义的文字，主要以直译为主：经文中的咒语，一律不加以翻译；注释部分不求旁征博引，但求详尽清晰。我们希望只要不歪曲原意，哪怕有一得之功能为读者所接受，就额首称庆，喜不自禁了。同时,我们更真诚地期待读者的严肃批评和指正。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作者：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罗丝·弗里德曼(Rose D. Friedman)著;张琦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简介：　　在这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当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为读者揭示了，正是由于华盛顿当局制定了过多的法律法规、实施了过多的政府管制、建立了过多的行政机构、花费了过多的财政预算，才使美国的自由和财富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一旦政府以中间人的身份插手干预，良好的愿望往往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对此，两位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此外，针对这些经济问题，弗里德曼夫妇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告诉读者应当如何扩展自由、增进财富。 　　 不论是探讨美国在以往岁月中的错误和失误，还是指出将来为增进经济繁荣所应采取的政策策略，本书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分析透彻，论证有力，说服力很强。

独家占有Ⅱ

作者：  丁墨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9-1

简介：婚礼之后，穆弦送了华遥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带她回地球度蜜月。而当两人在地球如胶似漆时，斯坦星传来消息，要穆弦回去指挥战斗，独留华遥一个人。就在这时，惊变突生，华遥竟沦为斯坦皇帝陛下的监下囚，即日执行死刑穆弦披荆斩棘赶来，却看到了华遥的真面目，原来她竟不是地球人……斯坦星发生毁灭性灾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却是穆弦以精神力，拯救星球。华遥拼死保护他，却只能看着他死去……终于，华遥想尽办法，令时光流转，她重生于穆弦死之前，两人道尽相思，同时齐心协力，只为挽救斯坦星的命运……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作者：  (美)辜朝明(Richard C. Koo)著;喻海翔译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08

简介：　　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为何会那样严重和漫长？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都困惑着经济学家们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现任主席本?伯南克甚至将解明美国大萧条称之为依旧无法触及的“宏观经济学圣杯”。但是1990年至2005年的日本大衰退通过证明在传统对策明显失效的同时，一个处于后泡沫期的经济体将会陷入长期衰退，最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决定性的线索。 　　《大衰退：如何在金融风暴中幸存和发展》一书主张每个经济体都可分为两个状态；普通（阳）态（此时的私营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后泡沫（阴）态（此时的私营企业要么埋头于自身债务最小化，要么陷于补救病态资产债务表的泥沼之中）。尽管传统经济学理论可以有效地分析处于阳态时的经济现象，但是当试图解释诸如“流动性陷阱”这类典型阴态现象时则显得力有不逮。对于阴和阳这两个状态之间的辨别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政策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卓有成效，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截然相反。事实上，这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自凯恩斯的时代以来就一直缺失的重要基础。 　　这本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不仅解明了美国大萧条与日本大衰退的根源，同时也为包括正身陷次债危机之中的美国在内的，那些正在与后泡沫期经济衰退进行斗争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 　　编辑推荐 　　对伯南克和克鲁格曼说不！伯南克、克鲁格曼的救市药方是力挽狂澜还是推波助澜？也许，本书的作者——辜朝明：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应对之道！ 　　辜朝明的理论不仪颠覆性地解析了美国大萧条和日本大衰退的根源，更在全球喧嚣的救市声中提出了可能更加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对未来的经济，他也做出了极富智慧的预见。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灾难好像才刚刚拉开序幕，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谁能在这场风暴中独善其身？ 　　为宏观经济学提供自凯恩斯时代以来就一直缺失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挑战了现代经济学的诸多基本概念；第一本为全球经济危机提供全新分析视角和解决办法的著作。 　　1、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在一夜之间彻底颠覆了美国的金融格局，曾经叱咤世界金融舞台风云的五大投行转瞬间不复存在。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灾难进而趁势席卷全球，自上世纪初的大萧条以来的近一个世纪里，世界经济还从来未出现过目前这样的惊恐和混乱。 　　2、灾难好像才刚刚拉开序幕。 　　这场灾难现在看来似乎还仅仅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这场风暴将最终如何演变，将把我们的未来引入怎样的困境，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3、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八十年前爆发的那场同样也是发源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它给当时的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灾难，同时更为希特勒上台，德日军国化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将世界拖入世界大战的深渊。八十年后，现在发生的这场金融风暴是否也会给世界带来相同的恶果？虽然我们现在尚不敢妄言，但是伴随着金融风暴的扩大，我们已经既看到了美俄这样的传统对手之间对立的急速加剧，也可以看到像英国那样，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与昨天还是盟友的冰岛反目成仇，动用反恐法案予以制裁。 　　4、谁能在这场风暴中独善其身？ 　　美国总统布什日前非常露骨地要求所有世界其它国家都要与美国“同赴国难”，不可在这场危机中寻求独善其身。这对于诸如像中国这样，本来与次贷危机的产生毫无瓜葛的众多国家来说，与其说是要求，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要挟。中国能走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吗？美国会让中国独善其身吗？ 　　5、出路在哪里？ 　　这场风暴将会如何演变？我们的世界将何去何从？而我们自身又该做怎样的抉择？在当前的这片混沌之中，很幸运的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运作参照的座标，这就是辜朝明先生的这本大作《大衰退：如何在金融风暴中幸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