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09年8月认识雷吉的，那时候他刚刚出狱。2006 年9 月的一个下着雨的早晨，当雷吉驾车行驶在山路上时，他的人生将遭遇毁灭性的转变。那是一场车祸，或者看似是一场车祸，两位火箭科学家失去了生命。留下了异乎寻常的悲痛，还有秘密。
这个案子吸引了一大堆执拗的调查者：一位倔强的犹他州州警，坚信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正是事发时因手机而分神，或是正在发手机信息的雷吉，固执地追根究底却一再碰壁；一个名叫特丽尔的女人，有着不愿妥协的责任感，一心想为车祸的受害者寻求正义，痛苦的童年经历让她变成了一名坚强的女性。这场意外变成了一种催化剂，将雷吉及其支持者、特丽尔及其追随者（包括检察官、立法者和科学家）的观点、见解和生活交织在了一起。
一直以来，无论是雷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投影，这让他们得以预想自己可能或者应该如何对待自己。雷吉的注意力，其他人的注意力，都是如此不堪一击。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科技对行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比比皆是：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媒体上，改变了自己的通信方式，在远离电子设备时感到有些焦虑，还会用它们来逃避尴尬或消磨无聊的时光，甚至是在开车的时候。但与此同时，它们会通过呈现更多的信息给大脑施加压力，这样的冲击会加重我们用心倾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负担。
这是一个有关致命车祸和新科学的十分人性化的故事，一个在注意力时代把悲剧转化为救赎的故事。当你听完这个故事，请思考一下，科技到底改变了什么。
我是在2009年8月认识雷吉的。那时候他刚刚出狱，就在此前不久，我也曾身陷罕见的新闻旋涡之中。一切开始于前一年的12月，就在雷吉决定认罪、以求轻判的时候，我和《纽约时报》的编辑，我的密友亚当•布赖恩特进行了一次谈话。
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在开车时使用手机。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过往话题的继续。亚当和我会反复思考我们脑海里出现过的事情。这些闲谈属于记者工作的一片灰色地带，即用事不关己的方式评论世间的一切，同时又想知道我们所观察到的事情是否值得写一篇报道。
科技对行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亚当和我过去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要寻找的是“脱节”，是事情不会像广告宣传的那样，或是像人们做出的假设或推测，比如科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能够得到证实。对于许多试图分析这场个人通信革命的记者来说，我负责的报道区域——硅谷就是一个富矿。
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部分来自我的经历。我看到了科技是如何改变我自己的行为的。我能够看到自己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媒体上，改变了自己的通信方式，在远离电子设备时感到有些焦虑，还会用它们来逃避尴尬或消磨无聊的时光，甚至是在开车的时候。与其说是我看到了科技的利弊，倒不如坦白地说我认为它十分强大。
2003 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数据的诱惑：它会令人上瘾吗？》。在故事的开头，我写了一位风险投资人花了2 000 美元参加一场会议，但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集中注意力，因为他说他还在同时使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我很难关注一件事情。”他说，“我想我病了。”
从工作和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感谢科技作为一种自由与创意的工具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威力。多亏了科技，我不必在纽约工作，而是可以居住在旧金山，待在自己所报道的地方——硅谷之中。我每天，每个小时，甚至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我的编辑同事们通话，在我的家庭办公室或在路上提交我的报道。我还曾坐在旧金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庭外的地板上写过一篇头版新闻，报道的是音乐文件共享公司Napster 的诉讼案所涉及的法律争论，然后用手机把文章内容告诉了我的同事。
除了更加便捷外，我发现科技不仅能让我变得更加高效，还以某种方式使我变得更具有创造力。我可以在灵感到来的时候随时工作。我也可以更方便地休息，比如，在午饭时间跑去健身房，拿出手机确定自己没有错过任何事情。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能对我起多大作用，但我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自己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掌控力。
这种掌控力本身也是喜忧参半。我当时并没有看得很清，但我开始思考自己生活中有关效率与机会的问题。我们如果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会怎么样？我们如果可以随时随地保持联系，会怎么样？我们应该那么做吗？多亏我和雷吉之间的互动，我的想法才能更加深入。
在我还没有遇见雷吉的时候，这些互相矛盾的力量刺激和纵容过一个对我很有说服力的观点。2004 年，我写了一本惊悚小说《沉迷：有关爱与其他醉心之事》。书中对科技上瘾的威力和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进行了推测。它更像是一本科幻小说，而不是科学，但我的确借鉴了自己一年前在为报纸写报道时所发现的一些刚刚兴起的科技。科技是书中的罪犯，也是我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重要伴侣与合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