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Sens Pratique

作者：  (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蒋梓骅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3

简介：《实践感》是布迪厄的最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科学实践和行为和工具，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现代伊斯兰主义

作者：  陈嘉厚等著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简介：　　本书是我国迄今系统研究西方称这为“伊斯兰教旨主义”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这一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上起公元610年，下迄1996年底。 　　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中心在中东，是当代震撼世界的一股强劲的国际宗教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已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密切关注。全书十四章，首先对运动的起因、组织、性质、特点、社会基础、理论观点、战略策略和发展前途等问题作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其次，对与运动有关的今日中东热点问题，如伊朗、苏丹、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以及中东和平进程，都设有专章论述。

La peste

作者：  (法)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著;顾方济等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同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实践感》是布迪厄的最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科学实践和行为和工具,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实践感》是布迪厄的最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科学实践和行为和工具,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行走中东北非

作者：  张小东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沙上的足迹:行走中东北非》是一本介绍一个中国青年从中国深圳到中东、北非等地工作生活的书。他的足迹遍及阿联酋、埃及、马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沙特、巴林、卡塔尔、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记录的是那神秘而又古老的风土人情和异域文化。 《沙上的足迹（行走中东北非）》是一本记录一个青年在沙漠上行走足迹的书。他供职于一家中国走出去的国际化公司，从事人力资源，他的工作经历或许是更多中国企业员工到海外工作所将遇到的：不同的文化，迥异的思维，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行为习惯，高温、恐怖以及异乡的孤单，他都得一路微笑地走过。因为在沙漠上行走，本来就没有路标可引，他在沙上的足迹，或许能成为后来者参照的指引。 这也是一个青年跟自己对话的书，生于这个价值观多元的年代，行于这个文化迥异的区域，是迷茫还是错乱，寒冷还是温暖，软弱还是强大？是要继续行走寻找，还是要向内探索生命的意义？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向往，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青年人如何得到爱，如何审视知识，如何保持怜悯之心，这就是他在沙漠的明月之下，自己跟自己反复辩驳讨论的话语。 这同样还是一本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的书。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asphalt pavement structure

作者：  黄晓明，汪双杰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13

简介：《现代沥青路面结构分析理论与实践（精）》编 著者黄晓明、汪双杰。 《现代沥青路面结构分析理论与实践（精）》内容提要：本书立足于中国公路沥青路面建设现状以及 新的设计理念发展，分析了沥青路面结构对设计参数的敏感性以及路面结构对地基的适应性，基于弹性损 伤力学、疲劳损伤力学、有限元及离散元理论建立了沥青路面的高温车辙变形预警模型及疲劳损伤模型， 构建了与地基适应性更强的抗车辙、抗疲劳损伤沥青路面设计体系，并编写沪宁、京港澳、阿尔及利亚等 多条高速公路的新建、改扩建实体工程的路面结构设 计实例。 本书内容包括沥青路面结构对设计参数敏感性分析，不同结构组合对地基的适应性分析，基于弹性损 伤力学的沥青路面车辙分析及简单性能试验评价，基于离散元的路面结构疲劳性能分析，基于ABAQU＿S有 限元的沥青路面结构疲劳损伤分析，沥青路面工程实 践等。 本书可供从事道路工程及铁路、土建工程的科研、设计、施工（新建及养护）与建设管理技术人员参 考，亦适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教师、研究生学习参考。

实践理论大纲

作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01月

简介：

《实践理论大纲》是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奠基性著作，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这个概念，就是布尔迪厄首先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布尔迪厄的理论思考与创建，来源于50年代他在阿尔及利亚所获得的田野调查材料，通过对当地居民婚姻策略、仪式行为、神话的地位等问题的深入细致考察，布迪厄描述与分析了社会文化结构因素如何内化为行动者的个人秉性，提出了有关制度与实践、个人与社会、认识论与谋略、符号与社会场域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从此，布尔迪厄开始了对以往结构主义的超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实践理论视角。

Strollin th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Architectural Culture.3,Europe,Rome Florence Venice Milan Naples Sicily

作者：  曹炜编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5

简介：意大利西与法国接壤，北与瑞士、奥地利相连，东与南斯拉夫毗邻，南部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马耳他等北非诸国均与意大利隔海相望；意大利的国土大部在欧洲伸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上，西北——东南走向? 形状狭长，南部的西西里岛是另一个大的岛屿，意大利人酷爱足球，把这个岛和意大利本上一块看，恰似一只脚在踢球，这也许是上帝的杰作吧。另外，意大利人的热情好客也是出了名的，不管你身在繁华的观代化都市，还是人烟稀疏的穷乡僻野，都可以感受到这点。虽然意大利语是通行语言，但许多人仍略通英文，而且由于时常面对观光客，即使语言不通，意大利人也颇能了解或猜测到你的需求：意大利人朴素、豪迈、爽朗、乐观，爱好音乐和艺术 无沦城市还是乡村都有很多俱乐部，生活非常艺术化；本书在介绍意大利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也适时介绍当地风土人情、奇闻逸事，内容职材广泛，可读性强，相信对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城市会有所帮助。

读库1504

作者：  张立宪主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15年8月

简介：　　本辑《读库》一共包含八篇文章，《行云纪》，《宝像》，《法国是他的父亲，阿尔及利亚是他的母亲》，《1949年的家书》，《梦回唐朝》，《滑铁卢二百年》，《龙虾风暴》和《诗人之死》。　　从寥寥千字的唐传奇小说到剧本有多远？从梦想拍武侠片到电影上映要多久？从脑子里的构思到银幕上的电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刺客聂隐娘》一片的联合编剧谢海盟记录下这五年间的全部过程。本期《读库》**篇《行云纪》节选自《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一书，收录的内容包括剧本如何诞生、电影选角以及拍摄中的种种波折和“神来之笔”等等，且看编剧如何为了冰山一角搭建完整冰山，侯孝贤如何之为侯孝贤，满腹怪偏点子的阿城编剧时如何施展与无法施展，导演如何调教演员等幕后故事。　　《宝像》指的是毛主席像。当下毛主席头像像章、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还零星在市场中可见，伟人的塑像至今也有不少仍屹立在城市广场中、校园里。但这些像章产生的背景，那个特殊的年代，围绕着像章发生的故事，经历过的人多已不愿再提，只因像章虽小却足以影响个人命运。作者肖逢愿围绕像章叙写二三往事尤为难得。　　加缪出生在当时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但之后阿尔及利亚发生因民族解放斗争，挣扎走向了独立。其间加缪在法、阿之间徘徊拉扯，在双方仇视时持反战立场、为和平奔走呼号，却导致了他在流亡中度过了大半生。《法国是他的父亲，阿尔及利亚是他的母亲》一文的作者克莱尔?梅苏德，其父亲与加缪一样，有着这同样的“父亲”和“母亲”。　　《1949年的家书》勾画了几个普通人在极其不平静的 1949年的生命历程。他们在沧桑巨变中的人生选择、命运沉浮、家国情怀、坎坷心路，构成了历史的必要部分。　　王南的“建筑史诗”系列，已在《读库》刊发过五期，我们已领略过古罗马建筑、汉代的陵阙、佛教的建筑造型艺术、六朝的石兽石柱等遗石以及拜占庭建筑。这次《梦回唐朝》揭开大唐建筑的大幕，带我们漫步长安城的坊间建筑，看壁画中的唐代佛寺，领略唐朝宫殿建筑杰作，*后驻足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原点佛光寺和南禅寺，感受唐代建筑文化精髓。　　滑铁卢会战至今仍是世界历***著名的会战。《滑铁卢二百年》再现了1815年6月18日十个小时里滑铁卢会战的五个回合，从战略及战术角度分析了拿破仑为何战败。　　近些年小龙虾风靡各地的高中低档餐厅，其红火诱人的样子尤为路边大排挡所青睐。《龙虾风暴》的作者余斌是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他从小龙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站南京说起，讲述市井餐桌对龙虾的种种传言，大众百姓又如何享受这一美味，听听“身为下贱”的小龙虾如何“升俗为雅”的前世今生。　　魏晋产名士，陆机就是其中一位。刘勃的《诗人之死》讲述的却是陆机身为亡国旧臣，卷入王族内斗，几经沉浮，*后兵败身死。其诗人气质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每个人看到的恐怕会不同。

Day of the jackal

作者：  (英)弗·福赛斯著;姜焜译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2013

简介：1963年，因结束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法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一名杀手，接受反对派的雇佣，着手刺杀法国总统戴高乐。一时间，欧洲上空阴云密布，全世界的情报机构都联合起来阻止这场谋杀，但除了“豺狼”这个代号，人们对这个杀手一无所知，连雇佣杀手的人，也对这个杀手一无所知。“豺狼”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刺杀戴高乐，都是一个绞尽脑汁猜不透的谜。　　在这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中，英、美、法、德、意大利、比利时、南非等国的情报机构，布下天罗地网，截杀独自一人行动的“豺狼”。然而，“豺狼”总是领先一步、不断接近目标。他的计划无懈可击，即便从未露面，他依然让人感受到他的冷血、危险、高深莫测；即便遭遇突发的事故，他也像早就经过精密计算一样，鳗鱼般一样从警方眼皮底下轻轻滑走。　　令人叹为观止的严密思维、令人目瞪口呆的灵敏嗅觉、令人不可思议的应变能力，为后世的间谍小说树立了至高标杆，也成为世界情报机构和恐怖组织学习的典范，更成为人们研究项目计划与危机处理的模板。

Les Damnes de La Terre

作者：  (法)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著;万冰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5

简介：本书是法国思想家、精神病医生弗朗兹·法农在生命最后时期的著作。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战士和鼓动者，法农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人的生理和心理等方面，揭露欧洲人对第三世界的长期的殖民统治对于非洲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对非洲人民生理和心理的伤害和摧残，从而指出，第三世界的人民在进行反殖民化斗争中和获得独立之后将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独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和自由，非洲人民争取真正的自由解放的斗争还非常艰巨。这本在四十年前秘密出版的政治小册子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今天，非洲、拉丁美洲诸多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出现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由此必然造成的对前宗主国的依赖等等，更是证明了这本书的不朽的预见性。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四卷,1946年至1969年的外国文学

作者：  吴元迈主编;韩耀成，陈众议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

简介：　　 概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太平。和平初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迅速进入冷战状态。双方首先因德国重建而发生分歧,而后是旷日持久的斗争与对峙。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在华盛顿签署了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北大西洋公约》,希腊和土耳其则于1952年,联邦德国和西班牙于1955年、1982年先后加入。作为回应,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八国于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两大阵营水火不容,军备竞赛节节攀升,使世界长期处于新一轮大战的边缘。 　　 与此同时,世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航空、电讯的商业开发和电影的普及更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空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急剧变化而又相对稳定的时期,迎来了新的繁荣。 　　 首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文学的形成和亚非拉文学的迅速崛起,导致文学领域西方中心主义的瓦解。世界文学开始出现多元化倾向。 　　 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面旗帜,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苏联文学因而成为各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榜样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食粮。但这一形势由于苏联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其是斯大林的逝世和中苏分歧等一系列变故而急转直下。50年代伊始,苏联文艺领域中“无冲突论”的危害日益显露出来,出现了粉饰现实的“节日文学”。1952年底,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始纠正这种倾向,号召作家、艺术家“无情地抨击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的现象”,“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1954年末,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继续批判“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倾向,号召作家“写真实”和“干预生活”。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这次代表大会深受关注的主题。苏联作家结合20年创作实践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1934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强调共性与个性、规律性与主动性的关系,提倡大胆探索和不同流派、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并存。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致使苏联发生根本转折。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观点和做法遭到批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问题得到广泛探讨,作家创作个性受到重视,文学审美品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引起关注。50年代末,苏联文学急剧变化,一大批描写小人物、展示人性魅力、表现严酷现实、开拓艺术空间的作品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开始描写年轻一代的迷惘,产生了一批“非英雄化”作品。 　　 位于中欧、东南欧地区的波、捷、匈、罗、保、阿等国,因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深受苏联影响。但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些国家的文学创作却保持了各自的优良传统。因此,整个40年代末都是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共存的时期,代表不同文学主张与倾向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见叠出。但好景不长,随着波、捷、匈、罗、保等国的政治变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惟一的创作方法,致使一部分作家被迫转入地下或者保持缄默;另一些作家背井离乡流亡国外。惟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由于它在政治上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相对立,文学界并未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而保持了各种流派的并存。1953年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相继调整文艺政策,尽管力度大小不一,但总的趋向是放松控制。之后,又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中欧、东南欧国家文学依旧成绩斐然。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艺术风格都得到了相应发展。 　　 在民主德国,由于贝歇尔、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布雷德尔、雷恩、博多·乌泽和阿诺尔德·茨威格等作家流亡归来,无产阶级文学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深受苏联文学模式的影响,从一开始就置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之下,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而,民主德国文学从战后至50年代中期除描写反法西斯斗争和揭露纳粹罪行以外,基本上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业绩和新人的正面歌颂。到了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新一代作家开始注意反映生活的矛盾与阴暗面。其中比较成功有克丽斯塔·沃尔夫、埃尔温·施特里马特、赫尔曼·康特和君特·德·布勒因等作家的作品。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对西方文学也产生了影响。60年代,这种影响随着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左倾和学生运动的爆发而达到了顶峰。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亚非文学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亚洲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战后,亚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同样,许多非洲国家摆脱英、法、意、葡等国的统治,成为新兴的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国情各异,其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情况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国家建立进步的民主政权,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些国家依然保持君主制。此外,亚非地区局部战争不断,先后爆发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等。这些因素无疑给这些国家的文学造成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就主导倾向而论,这一时期的亚非文学又分别受到苏联文学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些都导致亚非国家文学总体上的丰富与多彩。拿印度和埃及为例,这一时期的文学可谓空前繁荣。印度文学受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两大倾向的并存与互惠。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进步主义文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一开始就吸引大批作家。40年代虽然出现了分化,但客观上促进了这类文学的繁荣和成熟。心理分析小说从四五十年代流行起来。这类作品不仅将弗洛伊德学说与甘地主义和印度宗教相结合,而且明显地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埃及经济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态势,致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这客观上为文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同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西方文学思潮无不对埃及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使埃及文学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显得相当丰富多彩。阿拉伯世界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便是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重要作家。 　　 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开始在美国的卵翼下发展经济。5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日本文学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作家重登文坛,战后派和第三代新人崭露头角,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中间小说、存在主义、先锋派并驾齐驱,互相影响。日本文学最终孕育了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一批闻名世界的重要作家。 　　 由于民主力量占了上风,也由于邻邦美国的强盛和国际市场对石油及农作物的需求,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愈来愈多的人了解了建立现代化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因而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欧美国家的各种思潮连同其文学艺术一股脑儿涌入拉丁美洲国家。而拉丁美洲国家往往因为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对这些思潮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就导致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特有的人文景观,文化的繁荣导致文学的“爆炸”,轰动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都生成甚至繁盛于这一时期。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鼓舞了这一地区的进步作家并为之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后方。60年代,拉美文坛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斯、贝内特蒂、萨瓦托等,在古巴周围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拉丁美洲文坛流派纷呈,佳作迭出。 　　 其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文学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同时,西方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现代主义不再一枝独秀,形式主义盛极而衰,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流派和方法走向了并存和融合。另一方面,传统文学与时俱进,获得了新的生机。世界文学因此出现了多重风格、多种流派并存、整合的崭新局面。 　　 在法国,传统小说已经成为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品种。女作家萨冈的通俗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亨利·特罗亚的传记小说,埃尔韦·巴赞、于连·格林、波伏瓦、萨特等人的自传体小说和马尔罗、莫里亚克等人的回忆录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历史小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阿拉贡的《受难周》、亨利·特罗亚的《义人之光》等一些作品,显示了历史小说的活力。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和圣安东尼奥的系列作品,以及战后出版的侦探小说丛书“黑色系列”也曾风靡一时。现代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但已不再一统天下。存在主义小说作为其中的一个支流,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期。意识流小说方兴未艾。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意识流受到普遍的重视并被愈来愈多的小说家所采用。新小说在继承意识流小说和荒诞小说的基础上,对传统小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革新。此外,50年代出现了贝克特和尤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从而将荒诞性推演到了极致。五六十年代也是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以圣伯夫和朗松为代表的传统批评方法受到空前的挑战。一种以文本结构、叙述语言和文学内在因素为主要对象的新批评从60年代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以吕西安·戈尔德曼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因其在充分考虑作品生成的社会环境的条件下注重分析作品的内在结构,而被统称为“发生学结构主义”。尽管如此,60年代真正引起东方和西方批评家们激烈论战的并非新批评,而是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 　　 在英国,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同样是一派多彩的景象。小说方面,不少战前成名的作家笔耕不辍,伊夫林·沃、普里斯特里、格雷厄姆·格林、奥威尔等均有新作问世。新一代作家中,戈尔丁于1954年因小说《蝇王》而一举成名。艾米斯、韦恩等“愤怒的青年”因抒发愤怒和不满而备受关注。60年代后期,作家的聚焦点从内容转到形式,开始对小说形式进行更为大胆的实验。此外,女性作家莱辛、斯帕克、默多克等开始登上文坛,展示风采。50年代中叶,英国剧坛涌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优秀作家,形成了一场新戏剧运动。贝克特和奥斯本分别代表了这一运动的两个主要方向,即荒诞派戏剧和写实主义戏剧。同时,品特的“威胁喜剧”、韦斯克与奥斯本等人的“厨房洗碗池戏”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诗坛也没有因为一些大家的退出而凋零。康奎斯特、金斯利·艾米斯、詹宁斯、拉金和韦恩等“运动派”诗人在继承和发展中为战后英国诗坛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文学批评方面,随着西方兴起新左派思潮,文化研究和批评实践构成了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威廉斯将文学批评扩展为文化批评,并与霍加特、汤普森和霍尔等人一起为英国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 　　 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政治上趋向保守,50年代风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便是证明之一。1950年2月,参议员麦卡锡以共产主义已经渗入国务院为由,在美国朝野掀起新一轮反共浪潮,揭开了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的序幕。从此,美国及其新盟友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敌,战争一触即发,人类和平受到严重威胁。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美国文学并非这一历史的机械反映,但或多或少体现了美国社会的相对平静与保守。先是战争题材的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批判。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开始以消极形式反对美国社会,形成了以金斯伯格、凯鲁亚克等人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60年代,随着u-2飞机被苏联击落、吉隆滩登陆失败、古巴导弹危机和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及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社会进入多事之秋。反战运动、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和年轻一代的反文化运动此起彼伏。美国文坛因之而开始呈现出少有的喧哗与骚动。“垮掉的一代”由西而东,向全国推进。嬉皮士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黑人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共同赋予美国文学以浓墨重彩。 　　 在德国,许多作家都为建立统一、进步的文坛而进行过努力。但是,政治形势的发展很快使他们的愿望成了泡影。德国东、西两部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学也是如此。西德文学选择了与东德文学截然不同的路数,不仅各种思潮、流派和创作方法得以并存,就连不乏污点的作家也有一席之地。托马斯·曼、德布林、黑塞、楚克迈耶、魏森博恩和雷马克等老作家,以及贝恩、伊丽莎白·朗盖瑟、贝根格林、容格尔等留守作家,都发挥了很大影响。格拉斯、伯尔和马丁·瓦尔泽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骄人成绩。年轻一代作家通过“废墟文学”和“返乡文学”反映了战后德国的真实景象。6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社会”带来的弊端也成了年轻作家批判的对象。与此同时,海森比特、黑尔特林、阿尔诺·施密特和奥地利作家汉德克等热衷于语言实验和形式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颠覆了传统的叙述形式。6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东西方矛盾的激化,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并最终导致了席卷西方世界的1968年学潮。这一时期的奥地利文学大致选择了西德文学的发展道路。瑞士作为中立国,保持了文学的自由发展。加上弗里施和迪伦马特等著名作家的努力,战后瑞士德语文学很快赢得了国际声誉。 　　 与一般西方国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未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带来光明。战后的盟国政府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开始对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准法西斯国家”实行全面封锁。客观上加剧了佛朗哥和萨拉查的闭关锁国。硕果仅存的留守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学反抗。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1955年,联合国正式接纳西班牙。从此,西班牙逐步恢复了与西欧及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即便如此,西班牙社会依然处在佛朗哥的铁腕统治之下。隐晦曲折地表现现实,依然是多数作家选择的创作道路。从体裁看,小说是这一时期西班牙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塞拉、何塞·玛利亚·希隆内拉、米格尔·德利维斯、拉法埃尔·桑切斯·费尔罗西奥和女作家卡门·拉福雷特、安娜·玛利亚·马图特等,则是代表作家。60年代,随着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好转,西班牙小说从观念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家个性的进一步张扬,形式创新成为西班牙小说的主要标志。相形之下,西班牙战后的诗歌和戏剧并不像小说那么繁荣。首先,诗坛由于“二七年一代”的过早凋零而“青黄不接”;剧坛则受战后政治气氛和经济条件的制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活力。为了避免各种审查和可能遭遇的麻烦,许多剧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旧戏新唱”,将战前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些传统剧目重新搬上舞台,这客观上延续了西班牙源远流长的戏剧传统,并给窒息的生活提供了一丝文化气息。 　　 在葡萄牙,超现实主义给50年代的诗歌创作打上了深深烙印。到了60年代,随着实验主义诗歌开始兴起,诗坛出现了勃勃生机。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晦涩主义和具体派诗歌争奇斗艳。一时间,新名词、新概念、新形式层出不穷。小说和戏剧虽然不像诗歌那么热闹,却也得到了响应和发展:一边是新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一边是以女作家贝萨·路易斯为代表的无主义作家。新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50年代就出现融合,而无主义作家则一步步走向个性化写作。 　　 意大利在医治战争创伤的重建时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文坛上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等重要流派。新现实主义文学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区别于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它在意大利文坛占据统治地位达十年之久,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纪实性作品,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优秀作家。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大量的工业题材文学。由此产生的“工业与文学”的讨论,影响了几代作家。许多著名作家如卡尔维诺等都参加了这场讨论。此外,工业题材文学派生了两大支流:一是注重形式翻新的实验文学,是一种间接反映工业文明的文学派别,文史学家称之为“新先锋派”;二是直接描写工业社会的工业文学,多以工业生产和工人劳动为表现对象。虽然二者都以反映异化现象为己任,但“新先锋派”文学侧重于形式创新,而工业文学则更多地表现为内容的翻新。然而,“新先锋派”在60年代喧闹了一场之后,并没有留下多少成功的作品,倒是稳步遵循现实主义方法的工业文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过不同遭遇的北欧诸国选择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50年代,以爵士音乐和可口可乐为象征的美国文化潮水般涌入北欧,冲击着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随着冷战和扩军备战加剧,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悲观失望。于是,存在主义大行其道,现代主义再度兴盛。那些自以为奉行现实主义的作家也纷纷采取兼容并包的做法。60年代,北欧诸国进入“福利社会”后,文学更加丰富多彩。 .　　 澳大利亚摆脱了有史以来的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社会,迎来了一个社会开放、经济起飞的新时期。澳大利亚文学得到了相应发展,虽然发展并不平衡,诗人和小说家的脚步不尽一致,但总体上说,现实主义文学不再一枝独秀,文坛出现了流派纷呈、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一大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作家共同缔造了蔚为壮观的澳大利亚现代文学大厦。 　　 新西兰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其文学也进入了成熟季节。长篇小说破天荒第一次压倒了占主导地位的短篇小说和诗歌,成为文坛的主导形式。与此同时,美国文学的影响日益明显,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多数作家攻击的目标。诗坛出现了新浪漫主义,小说则呈现出多样化倾向。 　　 加拿大在支援西方国家恢复家园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良好的国际形象。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加拿大的民族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老一辈作家笔耕不辍,年轻一代迅速崛起。他们不仅善于继承传统,而且十分注重借鉴欧美文学,多层次、多方位地开创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道路。到60年代,加拿大文学已然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独立的加拿大文学课程;一大批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加拿大文学从此不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更不是美国文学的翻版。 　　 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因两大阵营对峙而产生的种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文学形态外,还涌现了各色各样的中间状态、游离状态的文学,其中拉丁美洲文学和一些亚非国家文学的崛起,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的一大进步。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画廊,揭示了文学发展的一些带有普遍价值的规律,如文学与政治、继承与借鉴、扬弃与兼容的关系等。由于亚非拉文学的兴起,以及多重风格、多种流派的并存、整合与兼容,世界文学开始呈现出空前多元发展的景象。

北非史: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第二卷,从阿拉伯人征服至1830年

作者：  (法)朱利安(Ch.-Andre Julien)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简介：

Research o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system in the world

作者：  胡建淼主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这是一本从宪法法院组织系统视角对世界上的各类宪法诉讼与宪法审查制度进行研究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全书依次围绕德国宪法法院、奥地利宪法法院、意大利宪法法院、葡萄牙宪法法院、西班牙宪法法院、俄罗斯宪法法院、乌克兰宪法法院、白俄罗斯宪法法院、波兰宪法法院、匈牙利宪法法院、土耳其宪法法院、罗马尼亚宪法法院、保加利亚宪法法院、捷克宪法法院、韩国宪法法院、印度尼西亚宪法法院、泰国宪法法院、南非宪法法院、智利宪法法院、秘鲁宪法法院、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克罗地亚宪法法院、波黑宪法法院、斯洛文尼亚宪法法院、立陶宛宪法法院、亚美尼亚宪法法院、格鲁吉亚宪法法院、吉尔吉斯斯坦宪法法院、哥伦比亚宪法法院、蒙古宪法法院、委内瑞拉宪法法院、危地马拉宪法法院、列支敦士登宪法法院、拉脱维亚宪法法院、巴林宪法法院、法国宪法委员会、阿尔及利亚宪法委员会、比利时(宪法)仲裁法院等宪法保障组织展开了对世界上宪法保障制度的研究，是目前中国对世界宪法法院制度研究最新颖最完整的著作，可供从事宪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以及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学习与参考。此书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胡建淼教授担任主编。 全书分38章。约90万字。

羊脂球yang zhi qiu

作者：  (法)莫泊桑著;柳鸣九，桂裕芳译

出版社：中国书店,2007

简介：　　 《漂亮朋友》是世界文学宝库中难得的珍品，是莫泊桑卓 　　越艺术才华的美好结晶。恩格斯曾为这部小说表示“向莫泊桑 　　脱帽致敬”。小说的主角杜洛华是一位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殖民 　　军的下级军官，他经友人介绍进入《法兰西生活报》当编辑， 　　然后依仗自己漂亮的外表和娴熟的取悦女人的手段勾引上流社 　　会女子，并以此为跳板，一步步踏上飞黄腾达的道路。 　　 小说通过描写这个寡廉鲜耻的恶棍的经历，向读者揭露了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新闻界的黑幕，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其政治、 　　经济的复杂现象和殖民主义战争政策，堪称19世纪末叶法国社 　　会的一幅历史画卷。列夫·托尔斯泰曾评价这是一部“以严肃 　　的思想和感情为基础”的杰作。 　　

考恩经济学:微观分册（第三版）

作者：  泰勒·考恩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2018年04月

简介：
★ 趣味炸裂，脑力全开，你一定爱读的新锐经济学入门书！！
★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异类》《引爆点》作者） 卡斯·桑斯坦（《助推》作者） 史蒂芬•都伯纳（《魔鬼经济学》作者） 陆铭（《大国大城》作者）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全球智力精英齐声推荐！
★ 作者是美国蕞受欢迎的经济学博主，以其用经济学分析现实问题的高超技艺征服万千网友！★ 作者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作家（《大停滞》于2011年）！★ 作者被《经济学人》提名为“21世纪头十年蕞有影响力经济学家”！★ 作者被《外交政策》评为“世界百大思想家”（第72名）！★ 作者被《彭博商业周刊》誉为“美国蕞火的经济学家”！★ 作者被《华尔街日报》誉为“下一个弗里德曼”！
★ 新锐经济学入门书，培养你的经济学直觉！★ 大师助你理解世界的运行法则，掌控自己的人生！★ 为零基础的读者而写，高中水平就能看懂，绝不烧脑！★ 从NBA的限薪逻辑，到Facebook的用户忠诚策略，只选更酷、更潮的案例！★ 不是要你记住知识点，而是要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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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美国蕞火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写给初学者的经济学入门书。作为美国蕞受欢迎、蕞受尊重的经济学博主，考恩既是纯熟运用经济学妙解现实问题的圣手，也是才华横溢、幽默风趣的作家。
不要用你看待传统教科书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这本书语言风格之生动活泼，在同类书中是首屈一指的。每一个地方，从正文到习题，都写得既有灵气又抓人，毫无死气沉沉的“教材感”。作者一直信奉的理念是：学习经济学应该是赏心乐事，而不是苦差。从微软Office的搭售到人类器官移植的供给短缺，从Facebook的用户忠诚策略到NBA的限薪逻辑，作者总能举出蕞酷、蕞潮的真实世界案例，远远超出了传统教材默认的“经济学议题”的范围。
当然，这本书远不止是一本好玩的书。真正体现作者功力的，是在讲解商业、政治、世界局势和日常生活案例时，对经济学原理炉火纯青的运用。这种大师现身说法的对现实问题庖丁解牛的解析，是对读者经济学直觉蕞好的培养。这本书不是让你“了解”和“记住”，而是要让你真正“领会”。从这本书学到的经济学思维，会让每个人受益终身。
读完这本书，在你身上会不可逆转地发生两个变化：1. 你会发现市场无处不在；2. 你会爱上经济学。

【目录】
序言1 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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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大理念
本章概要经济学中的大理念1 激励很重要2 好的制度会使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3 利弊权衡无处不在4 用边际进行思考5 贸易的力量6 财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7 制度很重要8 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不可避免，但可以适度调节9 政府发行过多货币，价格就会上涨10．中央银行需要完成很困难的任务蕞重要的理念：经济学非常有趣
在过去，囚犯们也许会因为坏血病、伤寒发热和感染天花而死于非命，但是，没有什么比糟糕的激励更能令他们丧命。1787年，英国政府曾经雇用一些船长把一些被判了重刑的罪犯航运到澳大利亚。航运船只上的条件简直恶劣得令人恐怖，有人甚至说这些船上的条件比贩卖奴隶的船还要糟糕。有一次在航运过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死了，其余的人到达时也都是精疲力竭，饥饿难忍，疾病缠身。一名大副在评论这些罪犯时残酷地说：“就让这些死鬼们下地狱吧，反正运送他们的酬金老板们已经拿到了。”
英国的公众对这些罪犯也没有多少好感，但问题在于，这些罪犯们并没有被判处死刑。于是，新闻报纸发表社论要求改善航运条件，宗教人士呼吁船长们应该有人道主义精神，立法委员们通过了立法，要求改善航运过程中的食物和饮水、光线和空气，以及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然而，即使这样，死亡率仍然一直高得惊人。直到有位经济学家给出新的建议之前，任何措施都没有见效过。你能想象得出这位经济学家给出的是什么建议吗？
这位经济学家建议，不应该在大不列颠上船时就为所有的囚犯都付清费用，而应该在达到澳大利亚时，为那些能离开船只的囚犯们向船长们支付运费。1793年，当新的措施付诸实施后，存活率立即跃升为99％。一位精明的观察者如此评价这一事件：“经济战胜了情感和仁爱。”
这一航运囚犯的故事说明了一个贯彻本书始终和整个经济学的重大启示：激励至关重要！
说到激励，我们指的是对目标行为的奖励和惩罚。让我们来更近距离地看看激励，以及经济学中的其他重大理念。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这些理念也许有些奇怪或难以理解。但不用担心，我们很快会详细解释清楚一切。
我们认为，以下一系列的理念，都是经济学对于人类理解力所做出的蕞重要和蕞基础性的贡献。这些贡献被我们称为大理念(big ideas)。不同的经济学家也许会按照不同的方式和顺序来排列这一系列，但是，任何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反对，这些理念是经济学中公认的基本原理。
1.1 大理念一：激励很重要
如果在囚犯上船时，就已经向船长们支付完了费用，船长们是很少有激励来善待囚犯的。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只能激励虐待囚犯。例如，有些船长不为囚犯供给必需品，他们把囚犯的食物储存起来，然后在到达澳大利亚后卖掉这些食品，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但是，如果只有当囚犯能活着达到目的地时，船长们才被支付运费，对船长们的激励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船长们能从囚犯的死亡中获利。但现在，激励体制“确保对每一位死亡的可怜人，都至少有一位忠诚的忏悔者” 。谁会忠诚地忏悔呢？船长们！至少他们会真诚地忏悔少赚到的钱——如果这些可怜的人还活着，船长才能得到这笔钱。
激励无处不在。在美国，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走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会摆满了新西兰的奇异果、印度的大米、智利的葡萄酒。我们每天都依赖千百万的其他人为我们提供食品、衣服和住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呢？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解释到：
“我们能期待的宴餐，并不是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商的仁慈，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
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私的吗？当然不是！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喜爱我们的伴侣和孩子。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按照一种可预测的方式来对待各种激励。名望、权力、声誉、欲望和爱好，这一切都是重要的激励。经济学家认为，甚至连仁慈也是对激励的一种反应。例如，在经济学家看来，慈善机构为其捐赠者的名誉做宣传是毫不奇怪的。是有些人在匿名捐助，但是，在你们的校园里面，有多少建筑物是被命名为“无名氏大楼”的呢？
1.2 大理念二：好的制度能使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船运囚犯故事中隐含的第二个贯穿本书的启示是：当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时，我们能得到好的结果；但是，一旦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有时会出现一些残酷而又极不人道的结果。为每一位走下甲板的囚犯向船长们支付报酬，这就是一种好的支付制度。因为它建立的激励机制能够引导船长们采取正当行为，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所有的囚犯，为了给他们支付报酬的政府。
经济学中蕞不寻常的发现就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市场能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回想一下刚才所说的超市的例子，你就会理解我们的意思。超市储存有来自全世界的商品，是因为市场在引导和协调成千上万人的私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农夫在早晨5点醒来就去照看他们的庄稼，卡车司机把货物运往超市交货，业主冒着投资风险来建造超市——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努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达成了你我的利益。
亚当·斯密曾经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手法说到：如果市场运行良好，追求自我利益的人们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也就是说，至少在某些时候，“贪婪就是美德”——这一理念是经济科学中蕞惊人的发现之一，而几百年之后，这一发现却经常被人忽视。在整个这本书中，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体能够产生一种并非大家刻意为之的结果，但它却是一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
然而，市场并不总是能使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一致。有时候，“看不见的手”会缺失，而不仅仅是看不见。例如，市场激励可能会过于强烈。由于不用为排入空气中的污染付费，企业有过于强烈的激励排放污气。渔夫有时有过强的激励去捕鱼，从而导致渔业资源枯竭。在另外一些例子中，市场激励可能太弱。你今年注射流感疫苗了吗？流感疫苗能够防止你感染上流感，但同时也减少了其他人感染上流感的风险。在决定是否注射疫苗的时候，你考虑过社会利益吗？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当市场不能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恰当地结合在一起时，经济学中的另一条教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以及其他规制等来改变激励，从而改善境况。
1.3 大理念三：利弊权衡无处不在：机会成本
2004年9月，当默克(Merck)公司宣布从市场上撤销关节炎药时，万络(Vioxx)关节炎药的使用者变得愤怒起来。同时，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表明，万络关节炎药可能会导致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万络药品已经上市了5年，其间有上百万人使用过这种药品。患者对默克公司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简称FDA)非常不满。FDA的职责是确保新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是怎么让万络关节炎药进入市场的？很多民众要求，为了确保药品的安全性更好，需要再加强药品的安检措施。不过，经济学家担心的却是，被批准的药品可能会安全过头了。
安全过头！怎么可能会安全过头呢！是的！因为利弊权衡无处不在。研究、开发和测试一种新药品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平均来说，需要12年的时间和9亿美元的费用，才能把一种新的药品推向市场。更多的检测意味着被批准的药品将具有更少的副作用，但是，另外两个重要的方面也必须考虑：药品的滞后和药品的缺失。
药品检测需要时间，因此，更多次的检测就意味着好的药品会被延期上市，就像差的药品被延期一样。平均来说，新药品总比原有的药品疗效更好。因此，新药上市花费的时间越长，可能就有越多的人会受到损失。因为如果新药品被早点批准上市的话，这些人就能够从新药品的治疗中受益 。一个人可能会由于不安全的药品被批准使用而死亡，一个人同样也可能由于一种安全药品还没有被批准使用而死亡。这就是药品的滞后。
药品检测不仅需要时间，它也耗费成本。检测成本越高，新药品就会越少。检测成本是每一种潜在药品都必须跨越的障碍，只要这种潜在药品希望被开发出来。高成本意味着高障碍，这会导致新药品出现得更少，从而被挽救的生命也会更少。一个人可能会由于不安全的药品被批准使用而死亡，一个人同样也可能会由于一种安全药品从来没有被开发使用而死亡。这就是药品的缺失。
因此，社会面对的是一种利弊权衡。更多的检测意味着(蕞终)被批准的药品会更安全，但是，它同样也意味着更多的药品滞后和更多的药品缺失。在考虑FDA的政策时，如果我们希望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就需要同时兼顾到这两个方面的平衡。
抉择同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密切相关——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
每一项选择都涉及到成本和收益 。一项选择的机会成本就是在进行该项选择过程中丧失的其他机会的价值。让我们来看看对上大学的选择吧。上大学的成本是什么呢？首先，你可能会这样计算成本：学费加上书本费，再加上住宿费，它们一起也许是一年15 000美元。但是，这并不是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你由于上大学而损失的机会是什么呢？
你因为上大学而损失的蕞主要的机会(大概)是拥有一份全职工作的机会。在所有读过本书的人当中，大部分人也许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一份25 000美元年薪的工作，甚至可能是更高年薪的工作(比尔·盖茨就没有念完大学)。如果你大学读了四年，那么，你就为接受这份教育放弃了100 000美元。大学的机会成本大概比你想象的要高。为了使这些钱花的物有所值，你们也许应该在课堂上多问些问题吧！(但是，回过头去再看看我们刚才所列举的费用——学费、书本费和住宿费——它们中有一项其实不应该算作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哪一项呢？答案是：如果无论是否上大学，你都需要支付住宿费的话，那么，住宿费就不应该是上大学的机会成本。)
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机会成本非常重要：首先，如果你不理解选择过程中你正在失去的机会，你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你所面临的实际抉择。认清你所面临的抉择，这是进行明智选择的第1步。其次，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对机会成本的变化做出反应——即使所花费的货币成本没有改变——因此，如果你想要理解人类的行为，你就必须理解机会成本。
例如，如果经济变得萧条，你认为去上大学的人数会如何变化呢？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学费、书本费和住宿费并不会下降，但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下降了。为什么？在经济萧条时，失业率上升，因此，找到一份高薪水的工作更难。这就意味着在高失业率的时候，上大学所损失的机会成本更少。因此，我们预测，失业率上升时，上大学的人数会增加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上大学更便宜了。在2009年，当失业率彪升的时候，大学入学率到达了70.1％，这在历史上是蕞高的。
1.4 理念四：用边际进行思考。
罗伯特正驾车从80州际国道驶向艾奥瓦州的首府得梅因。他希望尽快地到达目的地，但又不想领到超速罚单。国道的限速是每小时70英里。不过罗伯特盘算，如果只超速一点点的话，领罚单的风险可能很小。因此，罗伯特把超速控制在每小时72英里。这条路又直又平，而且20分钟都看不到一辆车。于是罗伯特又动了动手指，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75英里。在快要到得梅因时，罗伯特发现了一辆警察巡逻车，因此他又把车速调低到70。过了得梅因之后是一片安静的玉米地，因此他又把速度调高到72。过了这条国道进入内布拉斯加州后，罗伯特看到限速是每小时75英里，因此他把车速调高到77。在到达奥马哈之前，他没有再调低车速。
罗伯特和他的车速控制说明了经济学家所谓的用边际思考的意思。在罗伯特开车的时候，他在不断地盘算着收益和成本，并籍此做出决策：车速是应该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用边际思考就是通过计算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的收益(成本)——来进行选择。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决策都是某物再多一点或者再少一点的选择，这说明用边际思考对于理解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也是非常有用的。消费者是会多买一些苹果还是少买一些呢？油井是应该多生产几桶还是少生产几桶石油呢？
在这本书中，你将会发现大量有关边际选择的话题，包括边际成本(再多生产一点所增加的成本)、边际收益(再多生产一点所增加的收益)和边际税率(对新增1美元收入所征收的税率)。边际的蕞关键点实际上就是对抉择重要性的一种重新表述。如果你想要理解人类的行为，就看看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吧！这种选择通常都包含有再多一点还是再少一点的权衡。
直到1871年以前，用边际思考这一重要的思想在经济学中都不常见。也就是在这一年，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这三位经济学家同时发现了用边际思考这一思想。经济学家把经济学思想的这一转变称为“边际革命”。
1.5 大理念五：贸易的力量
当Alex和Shuti两人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俩都从中受益。(Alex很后悔买了一件圆点花样布料的毛衣。因此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原理，而不是数学上的那种确定性原则。)这一原理简单但很重要，因为交易使得Alex和Shruti都受益，无论他们俩是住在具有同一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同一个国家，还是分居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世界两地。贸易的真正威力还在于它具有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提高产出的能力。
如果我们都必须自己生产我们所使用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更不用说我们所使用的手机和喷气机了)，那么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活下去。自给自足等于找死。我们都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就是因为专业化提高了生产力。相对于每个人都修理自己的汽车和护理自己的心脏而言，专业化下的汽车修理师更熟悉汽车，而胸腔外科医生也更了解心脏。通过知识分工，知识总量大大增加，由此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贸易也使得我们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量生产能够降低成本。如果农民都只为自家种植小麦，那么没有一家能使用得起联合收割机。但是，当农场主为成千上万家庭种植小麦时，联合收割机会为所有人降低面包的成本。
贸易蕞令人惊叹的特征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即使是那些没有什么特殊生产能力的人。这其中的缘由在于，那些拥有特殊生产能力的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玛莎·斯图尔特也许是这个世界上衣服烫得蕞好的人。但是，她仍然雇用其他人来帮她烫衣服，因为对她来说，烫一小时衣服的价格就是她经营一小时生意的价格 。在面临着是用一小时来烫衣服还是来经商的选择时，玛莎·斯图尔特选择经营生意肯定会更好。换句话说，玛莎·斯图尔特烫衣服的机会成本太高。
比较优势理论是说，当个人或者国家都专业化生产那些它具有更低机会成本的产品时，他们之间的贸易能使得双方都受益。因此，玛莎·斯图尔特即使是雇用那些烫衣技术不如她的人来帮她烫衣服，她也能从中受益。请注意，只要玛莎·斯图尔特管理商业的水平越好，她自己烫衣服的成本就越高。因此，玛莎·斯图尔特的生产能力越高，她对交易的需求也越大。同样，美国的企业在生产飞机或者设计高科技设备方面的生产能力越高，他们对纺织品或钢铁类产品的贸易需求也会越大。
1.6 大理念六：财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每年都有上亿人感染上疟疾。疟疾轻则导致发烧、怕冷和恶心，重则造成肾衰竭、昏迷、脑损伤，甚至每年都会有大约100万人——大部分是儿童——死于疟疾。今天，我们认为疟疾是一种热带疾病，但在美国，疟疾也曾经很普遍。 乔治·华盛顿感染过疟疾，其他感染过的人还有詹姆斯·门罗、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尤利塞斯·S·格兰特和詹姆斯·A·加菲尔德。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疟疾还曾在美国出现过。从那以后，通过改善排水系统、铲除蚊子繁殖场所和喷洒杀虫剂，直到蕞后，疟疾病终于在美国被消灭。这其中的经验是什么呢？财富——预防疟疾所需的支付能力——结束了美国的疟疾。财富来自于经济增长。因此，疟疾的出现不仅仅是地理学问题——它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财富和经济增长能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只有疟疾。在美国，这个全世界蕞富裕的国家之一，每1 000个儿童中有993个能够活到5岁以上。在利比里亚，世界上蕞穷的国家之一，1 000个儿童中大约只有765个能活到5岁(也就是说，1 000个儿童当中，在看到他的第5个生日之前，有235个就已经死去)。总的来说，蕞富裕的国家也具有蕞高的婴儿成活率。
实际上，你看看*大数人想要的东西，它们都是在蕞富裕的经济中蕞容易得到。财富给我们带来了抽水马桶、抗生素、高等教育、选择我们理想职业的能力、开心的假期，当然，还有保护我们家人免受灾难的能力。财富也带来了妇女的权力和政治自由，至少在大部分国家如此(少数除外)。正如图1.1所示，越富裕的经济会产生越富裕和越具有人情味的生活。简而言之，财富很重要，理解经济增长是经济学蕞重要的任务之一。
//此处有图1.1图1.1 金钱和幸福正相关
1.7 理念七：制度很重要
既然财富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够促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呢？蕞直接的原因在于，富裕的国家有很多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它们能够以蕞新的技术知识和蕞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但是，为什么一些国家能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它们能够很好地把蕞新的技术知识组织起来用于生产呢？简单地说，这又是激励问题！当然，这又回到了第1个理念。
企业、投资人和储蓄者，他们都需要激励来促使他们进行储蓄，并在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创新和有效组织等方面进行投资。提高良性激励的蕞强有力的制度包括：产权、政局稳定、诚信的政府、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竞争而开放的市场。
我们来比较一下韩国和朝鲜。韩国的人均收入比它的近邻朝鲜高出10倍。韩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但在朝鲜，民众仍然处于饥饿之中，几个月都吃不上肉食。不过，1950年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都非常贫困，这两个国家也拥有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的是他们在经济体制和激励的运行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宏观经济学家对能够产生新思想的激励特别感兴趣。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思想，那么，生活水平将会停滞不前。但是，企业创造出了iPhone、化学肥料、普瑞斯混合动力车，以及其他很多新的发明。你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大量器械和设施，也都是多种思想和创新的复合产物，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血液。当然，创造新的思想需要有激励，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积极活动的科学团体，以及能够把新思想转化为应用的自由和激励。思想有它的独特性质。一个苹果只能一个人吃，但是，一种思想可以被全世界的人同时享用。换句话说，思想，只要它被使用，它是不会被用完的。对贸易利得、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很多主题的理解，都能体现对这一理念的精彩运用。
1.8 大理念八：经济繁荣和萧条不可避免，但可以适度调节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增长很重要，而好的制度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没有一个经济能够一直以一种平稳的步伐增长。经济总是会时而增长，时而衰退，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时而繁荣，时而萧条。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工资下降，大量的民众会陷入痛苦的失业之中。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避免经济衰退。繁荣和萧条都是经济体对其环境变化所做出的部分正常反应。例如，如果印度的天气变坏，庄稼歉收，它的经济就会增长缓慢，甚至可能没有增长。天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大，但是，美国经济也会受到其他一些不可避免因素的冲击。
虽然有些繁荣和萧条是经济体对其环境变化所做出的部分正常反应，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繁荣和萧条都是正常反应。大危机(1929-1940)就不是正常的反应，它是美国历史上蕞具有灾难性的经济事件。国民产出下降了大约30％，失业率超过20％，股票市场下降到不到其初始价值的三分之一。几乎在一夜之间，美国从自信走向了绝望。其实，大危机并非不可避免。今天，很多经济学家都相信，如果政府，特别是美联储，能够更迅速地采取更合适的行动，大危机持续的时间可能要短得多，程度也要轻得多。然而，在当时，政府所能运用的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远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今天，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都被理解得很充分。当它们被使用恰当时，这些工具可以减小失业和GDP的波动幅度。失业保险也能够部分减轻萧条所带来的痛苦。不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工具并不是*的。曾经有一段时期，这些工具被认为可以用来终结所有的经济萧条。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并且，如果被不恰当的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甚至可能会使得萧条更严重，经济波动得更激烈。
宏观经济学蕞重要的任务就是，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烫平宏观经济正常波动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1.9 理念九：政府发行的货币太多，物价就会上涨
是的，经济政策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有时候政策可能会出错，例如，在通货膨胀出现失控的时候。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学中蕞普通的问题之一，它是指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 。通货膨胀会让人们感到越来越穷。不过，也许更重要的是，价格的上涨及其不稳定性，使得人们无法计算出商品、服务和投资品的实际价值。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大部分人(和经济学家)都讨厌通货膨胀。
那么，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呢？答案非常简单：通货膨胀来源于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当人们有太多的货币时，人们就会花掉它，如果这时的商品供给没有增加，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写道：“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美国有一个中央银行，它被称为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联邦储备银行有权力和义务来管理美国经济中的货币供给。这种权力的使用有时能够带来好处，例如，在美联储阻止和减弱经济萧条的时候。但是，如果美联储鼓励货币供给增长得过快，这种权力的使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其结果将会是通货膨胀和经济破坏。
在津巴布韦，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全速印刷货币。到2007年末，津巴布韦的价格水平在以每年150 000％的惊人速度上涨。在美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程度，或者接近这一严重程度的问题。不过，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一直被关注的问题。
令人惊奇的是，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在继续上涨。到2008年4月，政府必须发行面额1 000万元的纸币(大约价值4美元)，一年之后他们又发行了面额20万亿元的纸币，它购买力大约相当于1年以前的1 000万元。2009年早期，通货膨胀率跳升到每月百分之十亿！蕞后终于在2009年4月，政府停止发行津巴布韦货币，同时允许人们在交易中使用外国货币，如南非兰特和美元。
1.10 大理念十：中央银行需要完成很困难的任务
美国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美联储”)，经常被要求参加“反萧条战争”。但是，这经常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具体来说，从美联储做出决策，到这项决策对经济的影响显现出来，这中间存在着时滞——通常是几个月的时滞。在此期间，经济条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你应该想到，美联储是在进行移动靶射击。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到未来，因此，无法确保美联储的决策总是正确。
正如刚才所讲，经济中的货币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经济中缺少足够的货币也同样不是件好事，它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或者促使经济增长放慢。这些问题都是重要而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学议题。不过，其中蕞关键的问题在于，减少货币供给会迫使人们降低价格和工资水平，而且这些调整行动一般都进展得不顺利。
美联储总是想要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措施，但大多时候它都失败了。有些时候，失败是由于美联储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失误造成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失败仅仅是由于，我们不可能总能对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预测。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美联储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或失业。中央银行依赖于经济工具，但是，从事后的分析来看，对这些工具的运用，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美联储的工作利大于弊。但是，如果你想要理解美联储，你就必须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失误率极高的制度，因为它面临的任务太困难。
蕞重要的理念：经济学很有趣
一旦把以上所有的理念和其他的思想融合到一起，你将会看到，经济学既令人兴奋，又非常重要。经济学教会我们如何促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经济学关心富裕和贫困之间的差距、工作和失业之间的差异，以及幸福和贫穷之间的差别。经济学将增进你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理解。
你将会看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任何地方都适用，无论是在越南的稻田间，还是在巴西圣保罗的股票市场中。无论是什么主题，经济学原理在所有的国家都适用，而不仅仅是对你自己。此外，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和印度的事件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反之亦然。因此，你将会发现，本书实际上也具有国际性，它充满了全球性的案例和运用，从阿尔及利亚到津巴布韦。
同时，经济学也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经济学能够帮助你思考如何找工作，如何管理你的个人理财，以及如何处理国债、应对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或者飙升的股票市场泡沫等问题。一句话，经济学致力于理解你身边的世界。
本书作者认为经济学非常有趣，我们希望读者也有同感。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许甚至会主修经济学。如果你正打算主修这门课程，你可能想知道，在过去的10年里，经济学是主修人数增长率蕞快的课程。这体现了经济学学位的价值，以及全球对这一价值的认识。但是，如果你热情在其他的地方，那也没有关系，一门原理性的经济学课程将会提供一种方法，来帮助你理解你身边的世界。在好的课程、好的教授和好的教材的帮助下，你一定会以一种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因此，请记住：理解“看不见的手”！理解你身边的世界！

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编纂.一

作者：  徐国栋著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民商法论丛：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编纂1》收录作者多年积累的研究世界民法典编纂史的论文和译文1 5篇。它们以《法国民法典》为龙头．展现了这一原创性的民法典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流变和影响。《民商法论丛：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编纂1》摒弃比较法研究中的大国主义，在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法学大国保持关注的同时，也保持对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等所谓的法学小国的关注，证明了在这两类国家都有法学智慧可为我国借鉴。《民商法论丛：比较法视野中的民法典编纂1》对我国置身民法典事业的人士、比较法研究者、外国法制史研究者都有参考作用。

见识丛书·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作者：  费尔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目录】

中译本序 i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 ix
自序 xxii
导言 历史与现在 xxvii
上编 文明释义 001
*章 术语的衍变 003
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010
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027
中编 欧洲以外的文明 043
*部分 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 045
第四章 历史 046
第五章 地理 062
第六章 伊斯兰的伟大与衰落（公元8 —18 世纪） 077
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104
第二部分 黑色大陆 131
第八章 历史 132
第九章 黑非洲：今天与明天 153
第三部分 远东 171
第十章 远东简介 172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 189
第十二章 中国的昨日与现在 216
第十三章 印度的昨日与现在 234
第十四章 海上的远东：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半岛 274
第十五章 日本 295
下编 欧洲文明 319
*部分 欧洲 321
第十六章 空间与自由 324
第十七章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科学 350
第十八章 欧洲的工业化 393
第十九章 欧洲的统一 419
第二部分 美洲 447
第二十章 另一个新大陆：拉丁美洲 448
第二十一章 杰出的美洲：美国 483
第二十二章 阴影与困难：从昨天到今天 507
第二十三章 横穿英语世界 535
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 553
第二十四章 从起源到1917 年十月革命 555
第二十五章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576
附录 英译者前言 605
译后记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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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本书上一部分（第二十四章）已经研究了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既研究了它的开端，也研究了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结果，本章只涉猎苏联文明史上那些比较重大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俄国革命相遇，而后又怎样指导俄国革命的？
（2）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计划和数据，从人道上讲，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在所有这些撞击、强制和变迁之中，苏联文明的现在与未来，能否被人理解？

从卡尔•马克思到列宁
马克思的思想相当迅速地就赢得了俄国知识界和革命家的关注。这一思想在西方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因而与亲斯拉夫的传统主义者相冲突。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圣彼得堡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中迅速找到了信徒吗？据说，圣彼得堡大学与保守的莫斯科大学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人合作的成果，起主要作用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起次要作用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后者与马克思携手工作了40 载，马克思逝世后，他又继续工作了12 年。
这个庞大的学说标志着19 世纪和20 世纪革命思想、行动和解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它把革命与现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是发源于这种社会的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果实。它提供了整个世界观，把社会分析与经济解释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指通过矛盾或肯定与否定来寻求真理）一方面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另一方面受到了黑格尔的启示。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主宰物质世界（思想先于物质），意识是人的本质特征。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物质世界相对于精神世界而言居主导地位。“黑格尔体系头朝下倒立着，”马克思写道，“ 我们把它颠倒了过来，让它两脚着地。”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接过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temps）即接连相继的经验：1. 肯定；2. 否定；3. 否定之否定。就是说真理的肯定由此变出，它同时考虑到前两个时间，并使之调和。
这种推理方式始终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背景。正如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所云：“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无论怎样，这是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指出矛盾、确定矛盾、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矛盾、而后解决矛盾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唯物辩证法（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这一说法并不是不准确，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它，尽管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强调辩证法，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另一些人跟在列宁的后边，在历史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historique）这个由恩格斯创造的很不巧妙的表述问题上，提出了同样意见：马克思强调历史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这无疑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历史分析获得了有关其革命学说的辩证法论据。社会历史分析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伟大创新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19 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正经受着一大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辩证分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让我们简要概括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摆脱自然界、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一种手段。正是在劳动中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本质，认识到他是那么多劳动者当中的一员，是社会的一分子。在一个既意味着劳动又意味着自由的社会中，同时存在“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e de l’homme）和“自然的人文主义”（humanisme de lanature）。“ 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这就是对人类劳动的价值与意义的肯定。
接着是否定：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存在着荒谬的自相矛盾，劳动并没有解放人类，让人类获得自由，而是奴役人类。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土地或工厂）所有权乃至这种生产的利润之外。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被迫为他人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劳动异化（aliéner）。现代社会使劳动成为一种奴役手段。
那么，什么是否定之否定，这种矛盾的出路之门呢？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实行大规模劳动和大批量生产，就导致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清楚地知道自己受奴役的被奴役者阶级，即无产阶级。这时创造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获得了一个结果。无产阶级自动地加剧进行阶级斗争，即阶级的战争，因而不久就会导致一场革命。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后阶段，这个历史过程依次使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度转入封建制度，然后转入资本主义制度（先是商业的资本主义，而后是工业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世界在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同时，也达到了革命的阶段，达到了废除私有制的阶段；明天，世界将达到共产主义阶段。
然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capitaliste，资本家社会）并非一朝一夕可至。［ 人们知道，起码从1846 年起，马克思就知道“资本家”（capitaliste）一词，但还尚未使用“ 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个方便的词］，正如马克思本人阐明（1875 年）的那样，存在一个“ 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新社会勉勉强强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今天，专门用语“ 社会主义”特指这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此阶段的口号是“ 按劳分配”。只有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才称为共产主义。它有点像是希望之乡。社会（这时）可以在它的旗帜上题写：“ 各尽所能（在生产阶段），按需分配（在消费阶段）。”人们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乐观主义的，正如乔治•居尔维奇所写的，它是一种“上升的”学说。

•可是，1880 年前后，对于再次传来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不论马克思怎样犹豫不决，他毕竟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进行革命行动在理论上暂时是不可能的。对俄国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怎能不令人失望？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过分不足，造就工业无产阶级的进程还须持续整整数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环境还要经过数年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到了那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将宣告来临。至于目前，各种条件还未汇集在一起，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为范例所思考、所探究、所讨论的问题。当《资本论》（Capital）*卷问世（1867 年）时，英国早已达到工业革命的核心阶段，更确切地说，对工业革命引起的重重困难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法国和德国为范例进行推论，后者此时只是略微落后于前者，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总之，他们是按照与沙皇俄国所置身其中的形势相距甚远的形势进行思考的。
19 世纪末，在俄国，农民一方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工人仅占总人口的5%。在这个刚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怎么能设想会出现一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呢？
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世的时代（1899 年）起，更进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和之后，列宁非常清楚地屡次看到这一矛盾。应当承认，列宁这个马克思的信徒，受困于他所激扬、赞美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内部，他感到灵活自如。总的说来，列宁的所有思想几乎都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然而，尽管列宁的真正才能主要体现在策划革命行动上，但即便是在思想领域，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独创性也比人们通常所说的要大得多。
事实上，列宁出身于俄罗斯一个小贵族家庭，他讲话的声音和他家乡特有的口音表明了这一点。因而，他不再因其简朴，因其“ 务实的才智”而仅仅是“ 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他更不是一个仅仅被行动所吞噬的人。事实上，他反复进行了具体独到的分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这使他赢得了“清扫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牛圈的荣誉”。当他采取行动时，他总是事先怀着激情，以清醒的头脑对此进行思考。因此，他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产生在革命进程中一开始必然出现对立之处：在革命的战略和革命技巧方面。他肯定是在俄国之具体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和“ 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来构想革命进程的。
简而言之，列宁赋予政治相对于社会或经济事务系统性的优先地位，赋予“ 政党”相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系统性的优先地位。人们几乎可以说，他赞成“ 政治*”，政治优先。
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是几乎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爆炸的结果，在工业化和阶级斗争的重压下，社会爆炸是会在它自己适宜的时刻出现的。由于工业化而挤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革命的和有爆炸力的。在无产阶级的身旁，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曾经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发源地，但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其革命的使命。在某些场合，也许仍要利用这个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参与、支持和帮助。但是关于这项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长时期里一直犹豫不决。1848 年以后，他们不无理由地尤其不信任法国农民，对其反革命可能性心存疑惧，认为他们是依恋其小块土地的假无产阶级。
马克思去世（1883 年）以后，关于革命行动应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德国人罗莎• 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年）恪守马克思的原本忠告：在她看来，唯有工人无产阶级值得信任；工人无产阶级必当是革命的*动力；所有其他阶级都是敌人，因此，“ 党”应当为工人无产阶级所有，他们应密切地从内部对它实行监督，从基层对它加以控制。她认为，这是防止党的官僚化的*手段。
列宁的方向与卢森堡不同：与一些改良主义者的意见一样，他对无产阶级天生的自发的革命性（此外，他厌恶“ 自发性”一词）表示怀疑（“ 在帝国主义时代”）。他认为，强调党和强调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到了，不管这些阶层属于何种阶级。1902 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主张，没有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并不会选择革命，而会转向改良主义和某种工联主义，甚至可能陶醉于工人贵族的乌托邦之中。当时在英国，新生的工党不得不与工会迟疑不决的保守主义做斗争，正如在法国，工联主义比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多地反对社会主义，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难道不是吗？此外，与罗莎•卢森堡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相反，列宁认为民族战争的时代仍然没有结束，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在必行。进而言之，列宁赞成土地改革纲领，无论怎样都拒绝认为农民是反革命成分，在这一方面，他又一次与罗莎•卢森堡和“卢森堡主义”意见相左。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列宁肯定受到了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像他们那样，在受奴役的农民身上，看见了革命的根本动力；他不想弃置这一庞大的爆炸性力量不用。人们知道，农民确保了1917 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在有关俄国的问题上，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考察这些争论和思想立场，它们中有一些在1917 年以后在苏联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文化转移已经发生，从*初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式，就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新解释”，以适应沙皇俄国这个在20 世纪初尚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仍居主导地位——如此接近而又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吕西安•戈尔德曼这样宣称：“无产阶级在俄国占有重要性，但数量太微小，因此它在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所占的重要性不足以靠一己力量引发马上使无产阶级与整个社会对抗的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共产党，是经在国外建立劳动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ijaTrouda）的*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帕维尔•阿克塞尔罗德（PaulAxelrode）、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soulitch）、列夫•捷伊奇（Lev Deutsch）］同意，由第二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尤里乌斯•马尔托夫（JuliusMartov）、菲奥多•伊利奇•丹（Fyodor Ilich Dan）］创立（1898 年）的。
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05 年）时，分裂产生了： 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Bolcheviks， 即俄语的“ 多数派”，况且越发指发出一个声音的多数派）；另一方面是孟什维克（Mencheviks，“ 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 少数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将重新成为“ 多数派”。）这次分裂原因何在？因为在党章的*条，列宁引进了名为“民主集中制”的著名条款。这些条款规定：1.“ 职业革命家”（总之，技术专家）的决定性作用；2. 严格的（铁的）党的纪律；3. 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尤其对基层组织的广泛而专制的权力；4. 在有必要时，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一个人数有限的局。这够清楚明白了吧？它把党变成了一部自动的战争机器。对此，孟什维克叱责党进行独裁活动，叱责党抛弃了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当时就预见，列宁的构想将导致一个人，即中央委员会首脑的独裁专制。）
然而，从俄国社会工业的发展观点看，俄国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采取这种策略态度的必要性，由此存在许多考验。1905 年，列宁旗帜鲜明地与人数并不太多的一些社会党人的论点进行斗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请注意：由无产阶级进行）”是可能的，“ 似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对于这样一场革命来说，已经足够发达”。1917 年，在革命党人夺取政权的前夜，两派在*后时刻的论战更加明朗化了。论辩在列宁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之间进行。列宁否认他计划夺取政权；如果他夺取政权，那只是寄希望于得到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援助。（这是幻想，我们注意到，俄国革命从一开始，或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迫自力更生。不久他们就不得不抛弃这种幻想。）普列汉诺夫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工人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农民人口占压倒性多数。他警告列宁，如果列宁夺取了政权，无论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求助于独裁专制，求助于政府的恐怖手段。列宁反唇相讥，这样说就是对他个人进行侮辱。然而，他夺取了政权，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
即便如此，这些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让他不得安宁。1921 年，由于采取新经济政策（N. E. P.），列宁一时开起倒车时，他的宣言极有特色地与这条思想路线和这些旧日的争论联系起来。“ 我们搞错了，”他总体上这样宣称，“我们的一举一动似乎表明可以在一个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重建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随着列宁的去世几乎完全寿终正寝。从1928—1929 年起，斯大林从反对转而赞成工业化，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历经重重困难，工业化*终获得了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
但是让我们退回到1883 年（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更清楚地描述那场争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设想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革命者“偶然地”或“靠密谋”夺取政权。他写道，“ 他们那时只能够建立一个类似印加帝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实行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因此重提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讨论类似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局面时曾谈到“修道院式的社会主义”，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像人们常做的那样重提这些话和这些争论，目的不在于重新考虑1917 年十月事件及其后果，以便以“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指责事件的进程，当时历史自当使“ 纯马克思主义”无法应付，或遭到嘲弄。需要指出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外地在一个当时欧洲*不工业化的大国开始了。这一次，革命不可能遵循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展开。政权已被共产党（这是社会民主党后来取的名称），即在俄罗斯众多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可能在10 万人左右，所控制住。这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的少数，利用了1000 万—1200 万农民的惊人的溃乱，利用了军队官兵开小差的机会。他们在必要时互相残杀，涌回他们的村庄，开始占领贵族的、富有资产者的、教会的、修道院的、王室的和国家的土地……
据说列宁曾这样问道：“ 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 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所有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不能依靠拥有13 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据说列宁还以拿破仑方式这样说道：“ 向前冲，然后再看。”
“ 坚持几十年”，事实上，一直坚持到俄罗斯达到某种发达和工业化的程度，那时一场“理性的”革命必然会接踵而至：实际上，这将是此后若干年里俄罗斯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实行无情的专政的动机，这种专政从来就不是“ 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借用正在产生中的无产阶级名义的共产党首脑的专政。“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共产党首脑的专政甚至变成了独裁者的专政。”俄国生活的这些阴暗悲惨的岁月，一再使人想起法国1793—1794 年公安委员会的范例。但是俄国的专政没有很快失败。这种区别的原因无疑在于单一党的铁的组织，它使一切“ 派别”不能立足，这与1794 年在巴黎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与今日苏联文明
如今苏联已在政治独裁制度下生活了45 年，很快就将半个世纪了。这里没有出版、言论、信仰、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只有一个坚守纪律的、“坚如磐石的”党，党内隐蔽的冲突只显露为个人的悲剧性对立。1953 年斯大林死后仅仅数年，就出现了自由化——毋宁说人道化（humanisation），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自由化在当时还是一个贬义词。人道化是慢慢地、有节制地，但似乎不可逆转地显露出来的。人们所谓的“非斯大林化”（déstalinisation）现象产生的原因，难道不是很久很久之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安委员会面临的悲剧性的紧急时刻吗？苏联无疑还没有摆脱所有的内部困难，但是它从此以后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步入享有特殊利益的民族之林：它靠辛勤的劳动赢得了这个位置，但是它占用了它。同时，不论愿意与否，它建设了大众文明所必需的新机构。也许正是现在，它*次可以自由地至少在国内方面选择自己的革命，或者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它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重要性，它扮演的社会主义国家leader（领袖）的角色，从此以后强加给它另一种类的限制，一种来自外部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变化。在各条战线上做出努力和进行战争的50 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空间。在这些年月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一边捍卫其重大主题和习惯解释（信条），一边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不这样，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如果说官方言论反复提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式或陈词滥调——阶级斗争、实践（praxis）、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相对贫困化、唯物辩证法、物质基础，或者一个没有阶级的完善的幸福社会即将来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一时一刻庞大的意识形态，像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所有的宗教那样，因为它们的胜利而没有被拖入成为生活本身的变化发展中去。此外，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具体化，才有价值，这点不是在20 世纪初早已成为全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为革命家们反复提及吗？马克思主义是彼此有力联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投入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才有价值。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成就中自我“现实化”，那么它也经受住了影响。此外，按照其门徒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世界观本身的世界观”。这也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所说的：“20 世纪的共产主义经历了类似于公元l—4世纪基督教的改造那样的改造。”
要列举这些变化、背信弃义行为和异端邪说，把它们逐一编订出来，也许必须成为决疑论者。在这些方面，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受到指责，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互相指责。制订出目录不无裨益，只要决不把这个或那个可能显得同样有意义的细节孤立起来。同样的目录只有与解释目录和被目录解释的全部经验相比，才有意义。这里我们要说，这并不是苏联经验所提供的*重要或*清楚的试验。
确实，对过来人来说，1917 年以来的50 年关系到一系列革命和苦难，这一时期非常漫长，可是编年史的空间还远不足以使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经过如此剧烈的结构断裂，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来。我们必须在所有经验中区分出脱离常轨的东西，尤其是过渡年代（至少直到1930 年之前甚至1930 年之后）期间的东西和过去有效而且还将有效的东西，以便在粗暴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被沿用的社会传统之间，建立确定的关系，这种社会是取自它并未决定要经历的经验，而且它对这一经验始终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
因此，在什么范围内，列宁早已做出计划恢复差距非常大的工资等级的做法，是一个意外事件，是斯大林力量无限的意志所为，或者干脆是一种社会必需，抑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进程？沿着这条路，社会等级制度连同明显的特权，重又建立起来。一位苏联大学教员笑着宣称：“我们是苏联资产阶级……”但是这种等级制度，只有当它仅与职权有关的社会、阶级的特权可以传给后代时，就是说这些享有特权者的后代，又转道来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中获取（教育、金钱、职权方面的）好处时，才能恢复成为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倾向在家庭生活永久延续的一切社会，都是很自然的，共产主义在苏联一点也没有摧毁家庭生活。斯大林甚至还加强了家庭生活。
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性问题是农业问题。苏联企图用集体方式重组农业生产，结果一败涂地，而且遭到昔日受斯大林制度虐待的农民的反抗。但是俄国小说以压低的声音如此经常地加以反映的贫困农民，难道不是被迅猛的现代化经济运动，从百年框架中骤然拖出“传统”文化的正常的、差不多不可避免的反应吗？看来不论采取何种解决办法，这种问题在所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家都会出现。
另一方面，在苏联意识形态和东正教会之间或多或少紧张的对话中，可否说获胜—有没有获胜？面对“ 宗教异化”，国家政权（社会制度）采纳的是好战的唯物主义，富于进攻性的理性主义——不否定上帝，但热烈地肯定人类关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恢复东正教信仰的价值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教会和斯大林之间的妥协。斯大林不是恢复了曾被彼得大帝取缔的莫斯科大主教吗？ 1951 年11 月7 日，斯大林在演说中，祈求东正教会的君主和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保佑。无疑，心甘情愿地前来祈祷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老年人。然而，对于洗礼、婚礼、死亡，大多数人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呢？国家围绕非宗教的婚礼仪式试图组织的礼仪或许可以证明，它必须进行斗争，至少必须填补一个空白。
*后，对于后继的几代人，他们没有逐渐地忘记悲惨的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本身在大步退却吗？这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笛卡儿主义，虽然它仍然无处不在，但在西方的意识中，越来越淡薄？这还不包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抛弃。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用不着时时刻刻加以讨论。在2. 2 亿苏联人中，有900 万名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们的采地、特权，是他们的口号，是他们的日常语言。但是其他人呢？

•尽管如此，*深刻地改造苏联生活的是它所经受的强大工业化和即将胜利完成工业化的前景，也就是说进一步发展它的成就，克服困难，弥补所遭到的失败。
无疑，就人力而言，工业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17 年，俄国不存在一个“ 资本主义事先提供的”现成的工业化基础。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必须建设一个这样的基础，这就是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为何采取这一独特步骤的部分原因。斯大林独裁专制肩负起极其重要的、“在别处由铁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斯大林制度的严峻冷酷，不能完全由被其权力搞得飘飘然的个人的反复无常来解释，也不能由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更不能用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它们部分地也是不发达状态的一幕惨剧，为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靠人力劳动投资，迅速跨过工业化阶段而发明的无情的国家公式。
那一经济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专家们还将长时间争论不休。因为数字为争论提供了好的场地。他们的语言是国际语言。民族之间互相比较，就像孩子们比量身高。量身高器还必须是同样的。在工业生产方面，1953—1959 年之间，法国平均每年增长7. 7%（1959 年指数156，相比于1953 年指数为100）；联邦德国平均每年增长8.3%（1959 年指数为169，1953 年指数为100），苏联平均每年增长11. 3%（1959 年指数为190，1953 年指数为100）。这是官方统计数字的语言。不过这些统计数字并不是完全可比的。西方人按纯价值计算指数，苏联人按毛价值计算指数。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里宁（Strulinine）证明，工业生产的官方增长，以毛价值计算，1950 年是1928 年生产的22. 9 倍，但是若以纯价值计算，则跌落到14. 7 倍。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有多少苏联的反对者会就这些数字进行争论。
但是，假定经济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它也肯定在望。巨大的发展已经发轫，在西伯利亚和别的地方已经取得辉煌的奇迹般的成就。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了巨大社会变化。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工业化都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反过来影响苏联整体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新的结构都开始产生。
（A）*个重大变化是农民纷纷涌入城镇。苏联将美国（boom 时代的美国）的发展节奏，强加给1917 年基本上还是农民的一个传统上很懒散的民族。这种常常顽强地坚守传统、反对变革的懒散与任何东西也无法逃避的变革压力之间，这种节奏与和平之间的紧张状态和矛盾，到处爆发。在中亚的联邦共和国，美国方式（américanisme）与东方风格的这种混合，更是千奇百怪。
数字说明变化的重要性。1917 年，俄罗斯农民占总人口的80%，产业工人占15% ；1962 年，农民勉强高于二分之一（52%），工人及其管理人员占35%。同一段时间里，官僚至少增加了10 倍，知识分子增加了100 倍。结果巨大的诱惑把人们引向城市，城市人满为患，损害了农村。
这一运动刚刚完成。除了原首都列宁格勒保留了老城风貌外，新旧城市，包括莫斯科（变成了硕大无朋的芝加哥一类的城市），都带有农民的面貌。它们的生活乡村化了。知识分子、大学生也逃避不了这一切。“一个新的种族在俄罗斯产生了”，它侵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不重要的职位到科学研究的职位（俄国社会阶梯的*）。在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节奏使苏联工业化的同一时刻，他对农民进行了全面集约化，一下子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不顾他们反对，把他们抛向城市，罹受城市的征服。这一切几乎也就是在几年之内发生的。
1947 年，在遭到侵略、被征服的城市中，从他们原始的服装，从他们迟缓的行动，一边大声叫嚷一边跳上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举止，仍能辨认出其农民特征来。从1956 年起，形势就已开始改观。农民已经城市化，与此同时，其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获得了更好的穿戴。
1958 年，人们再也碰不到赤脚行走的孩子或妇女；在戏院和电影院，穿戴已成风尚，农民的笨拙消失了。然而不久之前的乡村出身的人们在行为举止的许多细枝末节上还是露出马脚。相反在列宁格勒，正是因为如此，一切显得更加文雅，妇女显得更加漂亮，口语显得更加纯正。1945 年以后，列宁格勒令人赞赏地恢复了其外在的布局，给人留下了可爱精美、有宏大气派的欧洲古城的印象。列宁格勒有繁忙活跃的港口，靠此永远生活在更广阔的世界之中。农村并没有把它淹没。但是，尽管它拥有工业化的郊区，它仍可与这种看来是未来俄罗斯形象的鱼龙混杂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鱼龙混杂无可争辩地赋予莫斯科一种首都的气派。
（B）农民的征服：工厂、学校。
农业劳动力涌向城市，淹没了昔日的技术工人。农民占领了工厂，他们对机器一无所知，没有经过良好训练，愚笨无能，同时，像所有农民一样，对机器表示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在一开始只能达到很低的生产力。因而，在当时，为了弥补产量不足的状况，就从农村征召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厂来。
农民，至少他们的子女，还同样涌入学校，稍晚一些，涌入大学。1917 年，俄国人口的至少有75% 是文盲（甚至更多），而到了今天（20世纪60 年代），文盲据称已经被完全消灭。这肯定是图书馆、阅览室、俄罗斯经典作品普及版（也有例外，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叶赛宁的作品直到1955 年才被广泛出版）数量增多的原因。这些作品，连同经过选择的外国的经典作品译本，发行量常常多得令人惊奇（有时印数可达1000 万册）。图书一般用不太好的纸张印刷，书的价格确实非常低。这是不是经典作品如此流行的原因呢？是否还必须找一找其他原因呢？或者说，这是因为当代作家力量薄弱，没有可供消遣的有趣、易懂的出版物？不管怎样，广播、电视、唱片同样把大量精力用在提供进一步的教育上。
“ 这场文化革命”（O. 罗森菲尔德语），光是它，就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一种要解放、渴求受到教育、尽快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强烈欲望。“疯狂地向上爬。”一位严厉的观察家也许会这么说。我们倒不如这样说，渴求文化，这既等于名望，又等于金钱。不论其动机如何，大学、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以及接受函授教育或上夜校的人与日俱增。农家子弟常常获得*秀的成果。通过这种方式，苏联从这个取之不竭的人才库里，造就了自己需要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研究员、官员、教授。儒勒•费里进行教育改革后出现的情况，继而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免费，确实在法国发生过，但与苏联相比，速度缓慢，规模狭小。这些事在苏联则组织得大张旗鼓，速度为人闻所未闻，常常一蹴而就，尽管有一些意外的困难。因此人们惊异地听说，从1947 年到1956 年，苏联的中等教育需要付费而不是免费。
（C）不过，按照人们普遍的说法，现在（20 世纪60 年代）苏联的教育水平在下降。
但是这种断言刚一提出，人们就感到后悔。无疑，现在人们谈论的俄国人不再是昔日文雅的俄国人。苏联如此广泛地实施的教育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它批量生产、制造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所需的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起，直到工程师，甚至到大学教授的一系列专门人才。这是一些“半知识分子”，一位通常非常宽容的观察家这样说道。
这么讲是否完全公正呢？大多数人的半文化，是否像人们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新国家产生的事情，或更仅仅是一个正在脱颖而出的大众文明的典型特征呢？在世界上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欧洲或美洲都是如此，正在普及的教育都呈现出专业化和普通文化水平较低的趋势。不过，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的数量，可能并未就此而减少。在*坏的情况下，也是与过去一样（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在传统文明中，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处于文盲状态的无数大众并存。现代文明不赞成这一点，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复杂的画面：人数不多的精英，文盲人数甚少。大多数人接受的主要是职业教育，对于他们，教育只起劳动工具的作用，而非一种较高的知识教养的形式。
无论怎样，当人们达到较高的水准时，在我们看来（同时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差异），苏联的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就作为与欧洲或美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平等的人出现了。他们也是同一文化的继承人。例如，对一位巴黎知识分子来说，从法国的大学转入莫斯科科学院，就是重新回到自己国家，不论立即进行什么讨论或开什么玩笑，都是适宜的，他自己都能立即懂得应答。人们得到的*个印象是，俄国自十月革命起与世隔绝了40 年——这种外在的隔绝切断了苏联与欧洲一直保持的所有关系——在这一学术层次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乍看起来这令人非常吃惊。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人们会想起，20 世纪初，欧洲与俄国都浸润在同一种文明之中。那么40 年相对于文明现实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尽管经历许多社会结构的风雨飘摇，但1962 年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与1917年的俄国同样的文明，也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D）说真的，文学艺术似乎与这种断言背道而驰。
因为，如果我们像惯常那样从文学艺术中寻找一个关于支撑着它们的社会的*好的画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的形象肯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这些不现实到荒谬程度的虔诚地按照官方意志撰写的作品，能不能视为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代表，甚或说关于社会、日常生活的证据呢？它们无疑是特殊环境的成果。
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作品的这种苏联艺术和文学的特殊语言，只在1930 年前后斯大林统治开始时才出现。当时，苏联当局攻击任何对斯大林为了执行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铁的纪律和“文艺战线”动员表示疑问或者表示反对的知识分子。*个牺牲者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R. A. P. P. ），它与造型艺术和音乐领域的类似组织同时被解散（1932 年）。取代它们的，是一个直接受共产党控制的单一的组织。
与此同时，艺术家和作家被请去（被命令去）做“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34 年，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Jdanov）对他们的教条做出了界定，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去做的是“ 真实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特别是生产环境的“按照历史规律具体的特点”，从而为“ 以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思想改造和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做出贡献。按照日丹诺夫的原话，他们的职责是要有“ 倾向性”，要写“ 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要壁垒分明，让人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正面人物”、真正的共产党员和“ 反面人物”以及所有其他人。十月革命初期在艺术各个领域风行一时的先锋运动，这一运动在俄国继续被称为“ 左派艺术”，从这时起，被指斥为“形式主义的”作品，受到了追究。许多作家或戏剧导演因此被逮捕，神秘地消失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息声遁影，销声匿迹或半销声匿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ial Cholokhov）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该书前三卷于1925—1933 年之间出版，第四卷于1940 年出版。就是这位作家，多年没有撰写任何东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重新执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抵制来自“ 腐朽的西方”的影响，“ 日丹诺夫路线”增强了对文学艺术的控制。文学、戏剧、电影遭到严密的监督，稍有偏离就会遭到揭发、惩处。1948 年，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Chostakovitch）、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Khatchatourian）受到猛烈攻击，因为他们的音乐晦涩难懂和滥用不谐和音……
总之，在整个斯大林专制独裁期间，像苏联其他居民一样，艺术家也必须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平庸乏味是这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标记。
斯大林的死是否使一切改观？是，也不是。无疑，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出现了反动，又突然出现了缓和，但是这种自由爆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不久这种状况就被限制住了。
1953 年末到1954 年，引人注意的是讽刺苏联社会污点的剧作大量出现；《新世界》（Novy Mir）杂志上发表的一位年轻评论家关于“ 文学的真实性”的文章，嘲笑把人物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进行的传统划分。尽管这些大胆妄为给它们的作者带来惩罚，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非斯大林化，还是引起其他的言论自由。几十万流放犯的归来，今后取消粗暴处罚的保证，导致了一场如此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极力抗议，以至于可以称为一次班子大变动。（现在那些在斯大林统治下出名的作家变得沉默无语了，而那些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侥幸活了下来的人重新抛头露面，重新发表作品。）人们的兴奋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于当局和国家领导人为之动容，对此表示担心。1957 年，作家和艺术家被劝告或被告诫要戒除一切“ 修正主义”，并且不要以不“ 美化和粉饰”苏联现实为借口，系统地诋毁苏联社会。这种立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明确的表述。
斯大林的方法遭到取缔是确定无疑的，甚至那些被打倒的政治反对派也不再被处决，不再成为肉体暴力（体罚）的对象；在文化事务和对外往来方面出现了一定的自由化。但是，在斯大林的罪行被揭发出来、深深震惊曾盲目赞美斯大林的年轻人之际，对猛烈的批判运动敞开大门，看来就是使苏联制度和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地位，一下子陷于危险境地，或许就是拿苏联的一部分国际力量去冒险。因此苏联政府毫不软弱地做出了反应。
那么公众是否会跟随这场斗争呢？广大民众的兴趣趋向于俄罗斯的或外国剧目中的古典戏剧，趋向于民间创作，“ 纯正的、风格化的或改编的”作品，趋向于这些前一天还是农民的人刚刚发现的古典歌剧。歌剧于是获得了成功，从《浮士德》（Faust）到《茶花女》或《卡门》（Carmen），它们与苏联红军的舞蹈，或者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一争高下。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在这些领域存在两套“轴承”，粗俗公众和知识精英。作家与艺术家要求和希望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是苏联那时与将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E）数学和科学的光荣。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些问题很少影响到这些精确科学。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处在近乎辉煌灿烂的境况之中。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许多。科学通常是不大受到控制的知识部门。科学家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争夺一般没有任何瓜葛。他们能够避开它们。同时，俄国人始终是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既不吝惜金钱，也不忌讳表示鼓励，又不过多指令；制造一个世界，甚至想象新的从未见过的事物，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任务。*后，必须承认，在研究领域，实行专制制度是有优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倾向于按照产业部门分布，同时这种研究部分地为产业的需要所决定。在苏联，研究集中于政府选择的领域。产业失去作用，更何况苏联生活的起居设备，直至*近还相当地被人不屑一顾。但是研究以及科学队伍的组织，无可怀疑地由此获益。不过，今天研究获得成功，依赖的主要不是*出色的学者个人，而是一个*出色的队伍。这不是应当感谢苏联科学院吗？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前所未闻的重重困难，在物质领域行将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这些成功已在眼前。但是这些新的结构的建立远未完成。它纠缠于种种悲惨的回忆，甚至纠缠于苏联经验在全世界的声誉本身。在它差不多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之际，它必须考虑它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
凡此种种，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的自由，这种限制在非斯大林化以后依然存在。苏联在艺术、文学之“ 上层建筑”领域（这个消遣领域，没有它，文明既不能自动地贯彻到底，也不能全面地表达），也付出了代价。但愿这些上层建筑，像莫斯科博尔绍伊（Bolshoï）广场的苹果树，在春天稍有暖意的初阳下，一下子突然开放。

1961 年10 月的苏共代表大会
1961 年10 月富于戏剧性的苏联共产党第22 次代表大会，给苏联目前形势投下了古怪的光线。当然，现在问题不在于抓住不同人物的戏剧性冲突，不在于列出被批判、被开除党籍、“会喘气的死人”或“ 行尸走肉”的名单，或从容地分析那经常使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受折磨者和折磨人者的一场骚乱。
重要的是在国内和国外方面，面对种种抉择、种种艰难任务的苏联文明本身。它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艰难的任务有三：*个任务关系到非俄罗斯各民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非俄罗斯种族和文明；第二个任务，从总体来看，是苏联文明的物质未来（但仅仅是物质吗？）；第三个任务，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在1961 年，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昔日的铁板一块，变成了“ 多中心的”共产主义，并向“ 祖国的共产主义”（各国共产主义，communismes des patries）让步。

•关于*个问题，问题如下：苏联，正如其名称所指，是一个想成为一个各共和国的、原则上独立但联合为整体的国家的联盟。这种共处能够好转和导向一个统一的强大文明吗？
从1917 年以前起，这个由沙皇帝国首次实现的联盟就历经灾难。分裂、重振、巩固、重开争端，它仍旧是一个得不到完满解决的棘手问题。即使它们的自治再明显不过，却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是真正独立的，因为它的国防、警察、交通隶属于中央政权，由每个共和国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来代表。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沙文主义”，它们遭到检举告发。冲突产生了。格鲁吉亚因此在1921 年被归并入联盟；今天（20 世纪60 年代），非斯大林化触犯了它对格鲁吉亚*杰出的人的忠诚。波罗的海诸国1918 年获得解放，1940 年被兼并，1945 年被重新占领。它们在沙皇统治下享有特权地位：问题不在于重新给予它们特权地位。1949—1951 年，吉尔吉斯在其民族史诗《马•阿斯》（Ma As）问题上出现危机。《马•阿斯》这首民族史诗遭到苏联当局明令禁止的打击。在阿塞拜疆，1958 年*苏维埃张明其意图，不承认该共和国的*语言为阿泽伊语（Azei）。
地方的利益和文化，独创的语言，历史的回忆，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或不忠诚，在所有这些共和国中，或来自俄罗斯人，或来自乌克兰人的入侵移民：凡此种种都引发了新的问题，时常造成殖民类型的紧张状态。就举一个例子吧。在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之后，俄罗斯人在该共和国的人数变得比哈萨克人还要多。
*一种苏联政策是可能的，并且事先被猜中：维持保卫联盟共同生活的凝聚力，即整体的“ 和谐”，给非俄罗斯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国合理的甚至非常宽宏大量的让步，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苏联的力量中都代表着极其微弱的一部分。这就是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1956 年）出台的政策。其结果是让步，扩大自治，不折不扣地恢复列宁的民族政策。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它们使人想起传统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之间反反复复的问题。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苏联而论，“殖民地”与“ 宗主国”在物质上和地理上直接相连。在苏共第21 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确实列入了“ 同化”（assimilation）这两个本身颇引人联想的字眼。然而同化是否可能，苏联在这一点是否将会成就西方人确实刚告失败的事业？
1959 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书记断言：“ 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和共同实践的增加，各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现在起被经验所证实。”这一点非常可能：我们看到在过去有成功的同化例证，而共同的政策，相互的让步，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是重要的论据，再加上由于40 年间同时经受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双方新的共同的结构已经形成。尽管如此，文明是根深蒂固的。顽固而成功地捍卫民族语言这单独一个问题便证明了这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没有抛弃它们的本土文明。因此，至本书撰写之时，争论仍在进行。人们甚至可能感到疑惑：扫盲斗争和苏联普遍的教育发展，是否实际上加剧了中亚居民的民族意识。

•繁荣昌盛或“ 资产阶级”文明：把苏联引向共产主义社会极乐世界的二十年计划的宣布，并不是一纸空想。
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那些彼此间从未取得一致的专家们说，苏联应当有办法实现这向福利的跃进。在广泛舆论的范围内也是这样，既（热切地）渴望和平，又渴望物质的进步，并且相信今后这种进步是可能的，一代代青年满怀热情地汇集在国家活跃的生活范围内。一场巨变正在酝酿，即将产生，不管它将采取何种形式，或以后人们会给它贴上何种标签。
1962 年，苏联生活被这种向工业革命*后阶段的快速前进主宰。自从1958 年七年计划强调那些要求建立某种类型的“尖端”消费社会的新工业以来，赫鲁晓夫的革命向这不远的将来敞开了大门，这些新工业是：电子技术、机电技术、原子能、塑料、合成化学，所有这些新型工业，它们一边期待造成一个新的消费者阶层，一边需要和形成“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穿白大褂的技师、工艺学家、研究室的研究员、实验室的科学家……正是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压力，在更长或更短的期限内，使苏联的民主化不可逆转。我们向其借用这些细节的那位社会学家这样得出结论。
这种推动力，这种压力，还必须打开一条跨越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兼有生命力量与惰性的道路。而必然地，共产党试图把历经多少艰难困苦后达到的舒适与富足，记入它的功劳簿，试图把这一成就算作它的成就。
如果苏联能够证明在过了40 年社会主义生活后，它已彻底变成另一种模样：如果1917 年的俄国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那么1962 年的苏联，按照“资产阶级的”西方所采取的标准，将不能想象达到富足，只有这样，事实上才告成功。总之，要是苏联证明繁荣昌盛本不为它自己，还为西方和美国，那才是“ 共同分享”革命的*方法。
基于这一点，无论什么都不可能预测。未来尚是未定之天。苏联仍然可能想出既非美国的又非欧洲的，而是它自己的解决办法。

•国际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事情同样也是悬而未决，也没有明确表现出多少昭示未来的迹象。
从1961 年10 月苏共第22 次代表大会中，西方评论家非常乐意看到国际共产党铁板一块局面的结束，好像苏联故意放弃独有的领导职务和它所包含的供奉，而致力于苏联一家的跃进，准备只身成为由于实现了物质的繁荣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完善的共产主义国家。总之，苏联从今以后似乎接受双中心论（中国、苏联），甚至多中心论，“祖国共产主义”。每个国家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行处理自己特有的问题。
如此*，看来是鲁莽的；甚至在共产主义大家庭内部，政治也服从于普遍的规则：翻脸，争吵，甚至互相威胁，随后言归于好，顺从妥协；盎格鲁- 撒克逊人并不是*提倡妥协的人。苏联对中国的不信任并非始于今日：在历史上的几个世纪，而且也在19 世纪的冲突中，它就根深蒂固，俄国与其他列强为伍，一起瓜分中国的财富和战利品。但是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在程度上同样强烈，“冷战”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不管苏联愿意与否，为了那些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原因，它无法躲在它的新繁荣里。苏联被迫根据国际现实来考虑它的国内政策。
然而，在20 世纪60 年代，在世界上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那样围绕着苏联的各国共产党看来出现了分化的迹象。这些围绕苏联转的共产党行星常常彼此迥然不同。
在轨道的外围，是各国的共产党，其中一些处在西方繁荣国家敌对的环境里（比如法国、意大利），甚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比如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及联邦德国）。在那一时期，在政治上对他们持敌对态度但经济上软弱的西方国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此即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的情况）；其他一些共产党还活动在不发达国家的舞台上，一切希望在这里都是合法的，苏联或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着迷。
往里靠近一些，但也很遥远，是共产党国家卫星国。那些直接面对西方的“ 前沿地带”共产党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护着苏联的欧洲大陆主体：它们是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除了保加利亚（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它们全都是快速工业化国家。况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过去继承了强大的工业，早在进入共产主义前就已具有规模了。*后，在前沿地带的边缘，则是阿尔巴尼亚这一离心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同样具有特性的南斯拉夫。
这些国家的立场错综复杂：一方面，它们没有脱离苏联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结构改革，它们未来的保证（波兰或匈牙利的土地改革，大地产的消失，以及工业化），没有共产主义的贸然侵入，无疑是没有可能的或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在每个国家，由于其经济状况的不同和文明根基的不同，它们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本身的关系，或多或少是可以信任的，或多或少是自由的，或多或少是有成果的。
*后，在极远处，是被重重困难压弯了腰、又因自豪感而直起腰杆的共产党中国。它是现今世界上面积*庞大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有别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幅匆匆绘制的地图，反映的不仅是政治位置，也是经济位置。经济位置不支配大局，但事先改变大局方向。长期以来煞费苦心把自己置于为首地位的苏联，顷刻间有成为胜利者中孤家寡人的危险。

1966 年附言
苏联与自己不可思议的命运斗争。在中苏冲突爆发之前，这回是政治成为主角，赫鲁晓夫下台（1964 年10 月17 日）不过是个插曲。
1962—1964 年，中苏冲突愈加严重。1962 年之前，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是主义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反过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则针对南斯拉夫和“修正主义”。1962 年，古巴事件加深了中苏鸿沟。针对苏联的*次明确抨击（策略上的冒险和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就发生在古巴危机之后。1963 年，在各种大会上（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冲突日益明显。由苏联发起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使共产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一个阴谋。
1963 年深层分歧显露出来，实际上这种分歧自斯大林刚刚去世起就已存在。上半年是进行*后的修补。1963 年3 月9 日，*邀请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苏联则要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作为回报。5 月9 日，中国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但是6月14 日，北京发表了代表中国态度的25 点意见（二十五条）：中国认为苏联从国家之间的自由和解放的战争中看出包含着世界核冲突危险是荒谬的。如果苏联保持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力量关系的错误评估和担心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错误战略概念，那么它就无法胜任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一职。总之，这是政治上和平共处政策的终结。
苏联驱逐了在莫斯科散发中国25 点意见的一组中国人，指控中国挑唆苏联公民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认为不公开发表恰恰证明苏联拒绝考虑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将之变形为国家间的冲突。
如果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会谈（7 月5—20 日）以完全的失败告终，丝毫也不令人惊奇。
中国对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议进行谴责，认为这表明苏联政府与帝国主义结成了同盟；苏联人则反过来指责中国违背了它与列宁确定的和平共处原则。中国人揭露苏联在1959 年废除了1957 年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包括交付一部分核武器）。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具有无限的野心，认为苏联*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经济发展上去，并宣布中国想做非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领袖，但具有种族主义特征。
1964 年，论战围绕着苏联反宣传的两大主题展开。
（1）中国对苏联（和印度）的“ 领土野心”。苏联人从*接受日本国会的采访中搜寻到中国意图修改中苏边界的证据。这个证据很不充分，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民族问题。
（2）中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在苏斯洛夫（Souslov）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64 年2 月14 日）中明确提到，随后戈乌罗夫（Govourov）在阿尔及利亚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及。
苏联*后一次反对中国越来越可预见的原子弹爆炸，是Zorine 的声明：中国人有特殊目的，与共产党联盟不相容，在中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不能再自动获得苏联核武器的支持。这个声明方便了美国在东京湾事件之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这一冲突对欧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它有利于苏联放松对其卫星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使西方共产党可以自由发展［ 可特别参看陶里亚蒂（Togliatti）在《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Memoriale diJalta）中的立场］。所有这些外部紧张状态不能掩盖苏联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演变。苏联领导人逐渐承认了自然经济法则的分量，并努力赋予其合理的地位。这也是改造企业管理的意义所在。这些企业应该适应消费市场，尤其是顾客的意愿，不再是满足于回应计划制订的生产标准。
至于苏美关系，如果说它一直处在和平共处的框架内，曾经被暂时“ 冻结住”，那么这既因为美国的对越政策——主要是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也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论战。苏联于是赋予与西欧国家关系以重要性，从而改善了双方关系。这些国家中，法国，出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占有特殊地位。1966 年6 月，戴高乐将军出访苏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国际局势有关。

猎人笔记

作者：  (俄)伊·屠格涅夫(И.Тургенев)著;张耳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8

简介：　　周国平序言"非典"期间读《鼠疫》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象了。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真实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身处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恶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做一场恶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即如经历了这次SARS之灾，我们岂不也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反省？我们被置于生命普遍受到威胁的境遇之中，这既使我们感觉到生存环境的不安全，从而反省在立法、行政、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医疗结构等方面的缺陷，也使我们感觉到生命的珍贵，从而反省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　　　　　　　　　　　　　　　　　　　　　　　 2003．5．12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局外人 鼠疫

作者：  （法）加缪　著，吴立静，刘合文　译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7-1

简介：　　本书包含加缪的两本著名小说：《局外人》《鼠疫》。《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它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鼠疫》是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主人公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自己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这部小说所表达的人生观是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重要，群体的生命才有意义，个人的利益已经不具意义，群体的利益才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