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 compact guide,Switzerland

作者：  岳鸿雁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简介：　　 旅行者环球精选指南——瑞士：如果山有故乡，那一定是瑞士。从郁郁葱葱的河谷、布满果树和奶牛的绿色山峦，到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口，幸福宁静的瑞士生活，美妙的湖光山色、幽静的峡谷、丰富的多元文化、精彩的户外运动，瑞士这个小而富足的国度犹如一颗瑰丽的自然明珠，镶嵌在欧洲中部，吸引着全世界度假者的目光。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简洁明了的风格带来有关瑞士的第一手旅行资讯、全面的信息以及专业的旅行推荐。全书包括近160张彩色图片、8张地区地图以及14条旅行路线，从国家概况、历史、地区景点、文化到佳肴美酒、住宿、交通等实用信息分门别类一一介绍。 　　

Leye cave

作者：  骆汉城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简介：　　 这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地方。峰峦叠翠之中几十处由悬崖峭壁环绕 　　的天坑，仰天长啸。 　　 这是一个梦幻与神奇同在，仙境与现实共存的地方。 　　 一个古海之洋和天堑之险不分彼此，暗河汹涌，曲折变幻，不见首尾。 　　溶洞万千，神秘莫测，难分高下的所在。 　　 《乐业洞天》(主编骆汉城)介绍了世界地质公园白色乐业大石围天坑群 　　。 　　 《乐业洞天》包括；不是传说、胜似传说；不是神话、胜似神话等内容 　　。 　　

Youth of mountain Shu.Ⅰ

作者：  夏生著

出版社：崇文书局,2010

简介：　　 周朝灭亡，天下陷入群雄逐鹿的割据状态。国与国之间不断并吞，诸 　　侯国从最初的一百七十多个发展到现今齐、楚、赵、魏等国并立。而在中 　　州蜀山一带，山峦迂回起伏，云海飞卷奔腾，令人幻想起天地间的灵气， 　　皆汇集于川岳之间。 　　 相传山中有不死奇人堕天，能吸取天地精气，突破凡人之躯，御剑飞 　　行，追云逐月。更有一群少年，追随他日夜参悟天地奥义，以寻求体、内 　　、心三力合一的真理，获得抵御幽暗魔王入侵的强大力量，在他们学武的 　　过程中，不断发生着这样那样或悠闲、或紧张、或简单、或复杂、或严肃 　　、或搞笑的事件，人情世故紧密交织，各色人等悉数登场。一部以少年们 　　在蜀山修习为主线，洞察世事、练达人情的乱闹剧已经展开。 　　

青海

作者：  金旅雅途编著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

简介：青海省因境内有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而得名，且长江、黄河均发源于青海境内。长江源头景色秀丽，几十米高的冰塔林耸入晴空，绵亘数十里，婉如一座座水昌峰峦，千姿百态；黄河源头风光宜人，水草丰美，湖泊、小溪星罗棋布，甚为壮观。黄河上游落差大、水流急，适于探险性漂流；江河源头是探险、考察胜地。 在这里您会领略到那袒露无遗而又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之美。 在这里，奇异的各民族衣食住行风俗、民间工艺和歌舞竞相争艳、相互交融，具有不可替代的旅游价值。 青海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是您旅游观光的胜地。亲爱的读者，让我们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尽情领略这得天独厚的景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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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层峦迭翠一甲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同仁自选集

作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60周年所庆筹备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 2015

简介：无

群山之巅 迟子建 暌违五年之后，最新长篇小说！

作者：  迟子建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1-1

简介：　　《群山之巅》是著名作家迟子建暌违五年之后，最新长篇小说。写作历时两年，是呕心沥血、大气磅礴之作。　　这部小说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更苍茫雄浑，比《白雪乌鸦》更跌宕精彩。　　小说分“斩马刀”、“制碑人”、“龙山之翼”、“两双手”、“白马月光”、“生长的声音”、“追捕”、“格罗江英雄曲”、“从黑夜到白天”、“旧货节”、“肾源”、“暴风雪”、“毛边纸船坞”、“花老爷洞”、“黑珍珠”、“土地祠”等十七章，笔触如史诗般波澜壮阔，却又诗意而抒情。　　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一个叫龙盏的小镇，屠夫辛七杂、能预知生死的精灵“小仙”安雪儿、击毙犯人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绣娘、金素袖等，一个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浮沉，爱与被爱，逃亡与复仇，他们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努力寻找出路；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努力活出人的尊严，觅寻爱的幽暗之火……　　“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　　——迟子建

李白诗选

作者：  熊礼汇 评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1，迢迢见明星2。素手把芙蓉3，虚步蹑太清4。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5，高揖卫叔卿6。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注释】1莲花山：又称莲花峰，为华山中峰，亦为最高峰。2迢迢：遥远的样子。明星：仙女名。《太平广记》卷五九《集仙录》：“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3素手：洁白的手。4虚步：凌空而行。太清：天空。5云台：云台峰。慎蒙《名山记》：“云台峰在太华山东北。”6卫叔卿：神仙名。《神仙传》记载，卫叔卿，中山人，服云母得仙。曾乘车驾白鹿从天而下见汉武帝，倏然而去。武帝遣使者寻找，至华山绝壁之下，见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解读】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五载（756）正月以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攻破东都洛阳，次年正月僭称皇帝，大封部属。李白目睹洛阳陷落，遂西进函谷关，上华山，继而南奔宣城。诗即作于登华山之后。这是一首极富浪漫色彩的诗，也是李白少有的直接反映安史动乱的诗。其艺术手法，充分表现出浪漫主义诗人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陈沆说此诗“皆遁世避乱之词，托之游仙也”（《诗比兴笺》），大体是对的。托游仙而写遁世避乱之意，就是此诗的基本手法。所谓“避乱”之“乱”，自是安禄山之乱。诗中是通过写诗人与仙人同游云空俯视所见，表现其“乱”的。如果说诗中写诗人俯视所见，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那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则是通过对超现实的游仙题材的处理完成的。而这正是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特点之一。有的选本将诗截为两段。说诗中“驾鸿凌紫冥”“以上写诗人在华山游仙生活”，说“俯视”“二句谓在华山上低头俯看洛阳一带平原”云云。其实，后四句仍是写诗人的“游仙生活”，“俯视洛阳川”不过是诗人“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中间的一个举动。写这个举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从鸟瞰角度概括描写社会灾难，表达诗人对安禄山僭位大封伪官和残害民众的愤怒，同时也借以说明他为什么要遁世避难。于此，可见诗的构思缜密、巧妙。又诗的形象变换、场景变换、氛围变换、境界变换、情调变换，能使人产生多种审美感受。而写到俯视所见即戛然而止，这样，李白目睹世间动乱，是否还会随仙而去，便令人生想。古风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1，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2，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3，枳棘栖鸳鸾4。且复归去来5，剑歌行路难6。【注释】1被：覆盖。2徂（cú）辉：太阳落山时的光辉。3梧桐：传说为凤凰所栖息者。《庄子·秋水》：“南方有鸟，其名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4枳棘：两种带刺的树木。《汉书·循吏·仇览传》：“枳棘非鸾凤所栖。”5归去来：即归去，“来”为句末语气词。陶渊明归隐时，写有《归去来辞》。6剑歌：弹剑而歌。行路难：乐府杂曲歌名。【解读】此诗写诗人目睹时局动荡、昏乱，而有归隐之思。诗的结构简单，首句领起，接下来九句都是写“登高望四海”所见，末二句则写因有所见之感。写其所见，多出以自然景物，而各有所指。寓意或如萧士所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见远识之士知时世之昏乱也。‘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者，以喻阴小用事而杀气之盛也。‘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者，谓遭时如此，所谓荣华者如水之逝，万事之无常亦犹波澜之无底止也。日，君象；浮云，奸臣也；掩者，蔽也；徂辉者，日落之光也。比喻人君晚节为奸臣蔽其明，犹白日将落为浮云掩其辉也。无定端者，政令之无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栖鸳鸾’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对“白日掩徂辉”二句，解者稍有分歧。沈德潜赞同萧说，谓“‘白日’二语喻谗邪惑主”（《唐诗别裁》）。王琦则说：“‘白日掩徂辉’，谓日将落而无光，如人将有去志而意色不快。‘浮云无定端’，言人生世上，行踪原无一定，何必恋恋于此！或以落日为浮云所掩，喻英明之人为谗邪所惑，两句作一意解者亦可。”（《李太白全集》注）比较而言，王氏所说不得要领。之所以如此，是他硬要将此诗主旨说成是“太白所投之主人惑于群小而不见亲礼，将欲去之而作此诗”（同上）。而李白痛呼“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实在是因时世不可为，步履维艰所致。……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1。月下飞天镜2，云生结海楼3。仍怜故乡水4，万里送行舟。【注释】1大荒：广阔无际的原野。2天镜：指映在水面的月影。3海楼：江面上水雾由于折射而形成的幻影，即海市蜃楼。4怜：爱。故乡水：长江水自李白家乡蜀中流来，故云。【解读】荆门，山名，位于湖北省宜都市西北长江南岸，与江北虎牙山隔江相对。《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山在南，上合下开，其状似门，虎牙山在北，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江出荆门，即跃入江汉平原。江上风光，与在荆门以西蜿蜒穿行于峡谷时相比，大不同矣。此诗当为诗人出蜀初过荆门时所作，写的是他船渡荆门、驶入荆江的新异之感。沈德潜说“诗中无送别意，题中（送别）二字可删”（《唐诗别裁》），甚是。诗的首联写得平实，却反映出诗人终于出蜀入楚的激动心情，语气中含有几分庆幸、几分自得。颔联、颈联写景，都不离荆江之水。“山随平野尽”，自是写诗人乘船经千余里峡江进入荆江所见江岸地势的显著变化；“江入大荒流”，更是写所见江出荆门、跃入江汉平原的壮观景象。“飞天镜”、“结海楼”云云，亦为荆江本地风光。尾联虽也写荆江之水，却是借水抒情。特意点明它是来自故乡的水，且谓其“万里送行舟”，无意间流露出一丝怀乡之愁。和首联所言，一并写出诗人渡过荆门的心理感受。此诗写荆门荆江形胜，有“包举宇宙气象”（杨成栋辑《精选五七律耐吟集》），除取景阔大、出语雄壮外，与尽从动态角度叙事、体物、抒情，大有关系。前人注“山随平野尽”二句，爱拿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和它作比较。讲二者区别，或谓李诗为“壮语”，而杜诗“骨力过之”；或谓“李是昼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暂视，杜是停舟细观”（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引语）。其实李诗写的是船过荆门所见荆江的独特景象，杜诗写的是夜行荆门惯见的一般景象，两者都显出壮远之美。但李诗写的是诗人初渡荆门一览江山的新异感，内含欣喜之情，杜诗写的是诗人荆江“旅夜”观星望月（水中月）的孤寂感，内含凄冷意绪。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1，布帆无恙挂秋风2。此行不为鲈鱼鲙3，自爱名山入剡中4。【注释】1空：指树枝叶落已尽。2布帆无恙：顾恺之作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请假东还，并请殷仲堪把布帆借给他。顾恺之途中遇险，写信对殷仲堪说：“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世说新语·排调》）于是后人称旅途平安为“布帆无恙”。3鲙（kuài）：通“脍”，细切的鱼肉。此句用西晋张翰因思念故乡鲈鱼鲙而辞官回家的典故。4剡中：指今浙江省嵊州市一带。《广博物志》：“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灾。”【解读】敦煌唐人写本《唐诗选》残卷抄有此诗，题作《初下荆门》，若抄本抄自原诗，则此诗为诗人出蜀乘舟初过荆门时作。不过诗中写秋色而言秋兴，秋意弥漫，以《秋下荆门》为题，也恰到好处。此诗并不费解，作者只是说他秋下荆门欲到剡中一游，但他信口道来，却说得巧妙，说得有兴味。诗中两用典故，无不出语自然，可谓运古入化，绝无痕迹可言。如“布帆无恙挂秋风”中，“布帆无恙”本是顾恺之舟行遇险，在信中向朋友介绍所借布帆完好的话，诗中用来说舟行一路平安，就有味、有趣，使人想到诗人心境的平和、惬意。“此行不为鲈鱼脍”，虽是反用“张翰见秋风起，思吴中莼鲈”事，由于语浅意明，读者即使不知张翰典故，读这一句和下一句，也会明白此行入越情致的清雅、恬逸。与用典运古入化一致，全诗语言浅淡，却用字准确、生动，如“江树空”之“空”字，写霜落木叶俱尽之状，简直无可替换者；“挂秋风”之“挂”字，从空虚处突出布帆形象，令人生想。至于此诗用语信腕信口，而句句勾连得紧，则如李所说：“首句写荆门，用‘霜落’、‘树空’等字，已为次句‘秋风’通气。次句写舟下，趁便嵌入‘挂秋风’字，暗引起第三句‘鲈鱼脍’意来。第三句即以‘此行’承住上二句，以‘不为鲈鱼脍’五字翻用张翰事，以生出第四句来，托兴名山，用意微婉。”（《诗法易简录》）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1，瞿塘五月谁敢过2。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3。拨谷飞鸣奈妾何4。【注释】1白帝城：故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瞿塘峡口。2瞿塘：峡名，为长江三峡之首，也称夔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东至巫山县大溪。3缲（sāo）丝：煮茧抽丝。4拨谷：即布谷鸟。布谷鸟叫声如同“布谷”二字之音。又布谷叫，表明农忙季节已到。【解读】《荆州歌》，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七十二收此诗，列入杂曲歌辞。此诗写荆州农妇在麦熟、茧熟季节对远在巴蜀的丈夫的思念，全诗五句皆可视为农妇对夫君诉说心思的话。理解诗意，应先从“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入手，然后再看首二句。农妇说她在麦收、茧熟季节想念夫君，“忆君”思绪纷乱就如同抽茧出丝的丝头一样。诗中用双关语，以“丝”言“思”。农妇情思“头绪多”，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二端。一是急切地盼望他能及时归来，一是想到他不能归来。细言之，盼他归来，是出于情感需要对作为夫君的思念，和出于农事需要对作为主要劳动力的丈夫的想念。想到他不能归来，是因为想到五月峡江险恶，白帝城边风波大作，瞿塘峡无人敢过。他若归来，就可能遇到生命危险。这样，既想他归来，又想到他不能归来或不应该归来，自然心绪复杂。这心绪的复杂，正反映出农妇的善良、朴质和对夫君情感的真挚。农妇以两难之心缲丝，手忙脚乱、神色不定，可以想见。如果说情感上的思念还可以勉强克制，那割麦、犁田、下种、栽秧的农活可实在不能耽误啊！诗中一句“拨谷飞鸣奈妾何”，正写出了她既怀两难之心，又为农事所忧的焦灼感和窘迫感。此诗风格酷似汉代民谣，又似今日江汉平原流行的“赶五句”。语言质朴，抒怀言事，切近农家生活，有地方特色。不但“缲丝忆君头绪多”，取境典型、言情极富表现力；末句“拨谷飞鸣”云云，也能在叙事之外别添一种韵味。使人咏而诵之，对农妇顿生同情之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1。孤帆远影碧山尽2，唯见长江天际流。【注释】1烟花：犹言繁花如烟。2影：一本作“映”。碧：敦煌写本《唐人选唐诗》作“绿”。山：一本作“空”。陆游《入蜀记》：“太白登此楼(黄鹤楼)送孟浩然诗云：‘征帆远映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解读】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728）春天，此前，李白和孟浩然已交往有年。“故人”在阳春烟景之时，出游繁华的扬州，固然可喜可羡，就李白而言，仍留恋难免，故作此诗以道其依依难舍之情（用沈祖老师说）。前人欣赏此诗，无不道其抒情之妙。概言之，则谓其乃“送别诗之祖，情意悠渺，可想不可说”（《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陈继儒语）。“语近情遥，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唐宋诗醇》）。细言之，则谓“‘黄鹤’，分别之地；‘扬州’，所往之乡；‘烟花’，叙别之景；‘三月’，纪别之时。帆影尽则目力已极；江水长则离思无涯。怅望之情，俱在言外”（唐汝询辑《唐诗解》）。用“语近情遥”概括此诗抒情特色，真可谓探骊得珠之论。只是“语近”，不单指用语轻婉、浅淡，还指用平常语说平常景、叙平常事；“情遥”，不单指“不见帆影，唯见长江，怅别之情，尽在言外”（黄生《唐诗摘抄》），还见于诗中所写平常景物中。当然，最使此诗显得“情意悠渺”的，是后二句所写诗人伫立江边（有学者认为是在黄鹤楼上）久眺孤帆远去的形象。“孤帆远影碧山尽”，实际上展示的是一个漫长的送别过程。大概孟浩然解缆放船，在船头与诗人拱手道别后，诗人仍然伫立江干，目送船行。先是船只赫然在目，继而愈行愈远，唯见一片孤帆，最后连孤帆远影都望不见了。这伫立久望，自然显露的是诗人的别情依依。“唯见长江天际流”，也不仅仅是像前人说的“不见帆影，唯见长江”，是在写诗人的惆怅感。还和前说“孤帆远影”一样，是在写诗人伫立久望的专注。岂止目送船行，心亦随人远去，因而江中流水和来往船只全不在他眼中。直到孟浩然的坐船消失在水天相接处，他才收回视线，从离情别意中回过神来，注意到江水东流。和这种手法相近的，有中唐诗人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省试湘灵鼓瑟》），不过钱诗是写听者陶醉于音乐的感受。写别情而与此诗后二句手法最相似的，是岑参的诗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蜀道难噫吁1，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2，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3，可以横绝峨眉颠4。地崩山摧壮士死5，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6。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7，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８。青泥何盘盘9，百步九折萦岩峦10。扪参历井仰胁息11，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12。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13，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14，砯崖转石万壑雷15。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16。一夫当关17，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18，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19。【注释】1噫吁(yī xū xī):惊叹声。《宋景文公笔记》：“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吁。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2蚕丛、鱼凫（fú）：远古蜀国的两个君王。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3太白：山名，秦岭主峰，位于今陕西省眉县东南。鸟道：鸟飞的通道。4峨眉：山名，位于今四川省峨眉山市西南。5壮士死：《华阳国志·蜀志》云：“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时压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入蜀之路遂通。”6天梯：指高而陡的山路。石栈：俗称“栈道”，在峭壁上凿石架木筑成的通道。7六龙：传说羲和每天驾着六龙所拉的车子，载着日神从东往西行驶。回：回转。高标：高的标志，指蜀道中的最高峰。一说为山名，即“望高山”。8猱（náo）：猿的一种，善攀援。9青泥：岭名，位于今陕西省略阳县北。10萦岩峦：意谓围着山岩峰峦打转。11扪(mén)：摸。参、井：星宿名，分别为蜀与秦的分星。古代天文学将十二星辰位置与地面州、国对应，就天文言，参星、井星分别为蜀地、秦地的分星；就地理言，则蜀地、秦地分别为参星、井星的分野。12巉(chán)岩：高峻的山崖。13子规：杜鹃鸟，相传为古代蜀君杜宇魂化而成，逢春即鸣，啼时嘴角流血，声音悲凄。14飞湍（tuān）：奔腾的急流。喧（huī）：喧闹声。15砯（pēnɡ）：水击岩石发出的声响。16剑阁：今四川省剑阁县大、小剑山之间的栈道。崔嵬（wéi）：高耸、高峻之状。17一夫当关：晋张载《剑阁铭》：“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谓剑阁。……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18锦城：锦官城的简称，故址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市南。19咨（zī）嗟：叹息。【解读】《蜀道难》为南朝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收入此诗，列入相和歌辞瑟调曲。李白此诗作于长安，时间应在天宝十二载（753）以前。《本事诗·高逸》言：“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关于《蜀道难》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最为可取的是詹先生的送友人入蜀说。其构思略同于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以及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这类诗主要是通过描写某种自然景象来表达送别之情。它们有如画家的赠人之作，出现在画面的是巍峨雄奇的江山或异彩纷呈的自然景观，画家的送人之意就包含在他所创造的意境中。李白的《蜀道难》也是如此，它主要是通过描写蜀道之难表达对友人入蜀的关切之意。诗的中心内容，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人着力描写的，就是蜀道难的“难”。诗中写蜀道之难，不单写自然环境的艰险，还写到人事环境的险恶，对梁陈诗人作《蜀道难》仅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是一个突破。李白并没有走蜀道的经历，他能成功地写出蜀道之难，诀窍有三。一是取材多从神话传说、文史资料中来。诗人将有关蜀道的神话、传说、历史和文学资料交融在一起，结合自己登临山水的体验，构思蜀道之难的形象、氛围、境界，能使人产生新异、奇险，以至神秘的感觉。二是写蜀道之险，极尽夸张、形容之能事。其中无论概叙，还是细说，无不形象鲜明，使人触目惊心。三是诗中有人，既有置身蜀道的友人，又有位于蜀道之外的诗人。诗人既用友人置身蜀道的强烈感受衬写蜀道的艰险，又借和友人的对话（诗中表现为有问无答），表示对友人安危的关心和反复强调蜀道的险、难。此外，诗以嗟叹起，以嗟叹结，始终在诗人为蜀道之难感到讶异、惊骇的话语氛围中描叙蜀道之难，以及三次在诗中慨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都对蜀道之难起有反复渲染、不断强化的作用。前人说：“篇中三言蜀道之难，所谓一唱三叹也。”（《唐音审体》评语）其实这一唱三叹之词，也可理解为诗人对友人的再三提醒。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作者：  (英)阿·柯南道尔(A.Conan Doyle)著;丁钟华等译

出版社：群众出版社,1981,1998重印)

简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无疑是推理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他是一个乡绅的后代，祖母是法国画家贺拉斯。凡尔奈的妹妹，因此他自幼熟悉凡尔奈的画作，从中了解两代以前的社会风俗，由此说明他为什么能适应乡间生活，熟悉乡下的情景，而且对法国的案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每一篇皆由一具尸体（或失踪人口）拉开故事的序幕，然後侦探出场办案，周遭谜云密布，人人似乎都有涉案的嫌疑。在高潮迭起的情节中，神探与罪犯对抗、正义与邪恶对立，而作者透过神秘幽晦的谋杀案，关切杀人背后的成因，也剖析心灵黑暗面的社会性背景。 本书前言 特色及评论 文章节选 复仇天使 　　一夜之中，他们走过的尽是一些错综复杂的小路和崎岖难行，乱石纵横的山道。他们不止一次地迷失了路径，幸亏候波熟悉山中的情况，才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正道。天明以后，他们眼前出现了一幅奇景，景色虽然显得十分荒凉，但却是壮丽无比，现在，他们置身在一片白雪披顶的群山当中，山峦重叠，一直绵延到遥远的地平线上，山路两旁尽是悬崖绝壁，上面生长着落叶松，好像是悬挂在他们头上一样，似乎是一阵风过就会被吹落下来压在他们头上，但这也并不完全是更多>>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作者：  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董其昌书画集

作者：  故宫博物院 ... [等]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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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月十九日。 　　十七岁时，他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开始他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 　　 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土，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土，人翰林院深造，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估、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图5)、《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崇祯十年八月，他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清顺治元年(1644)，南京南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俯相类，授予董其昌与赵孟俯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作“董文敏”。 　　董其昌提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他几落几起、仕隐两兼的复杂人生，与多方面的才艺，正好为他这句话作了完善的诠释。他那丰富的学养在诗文书画创作上结出了硕果。 　　董其昌的诗清丽自然、朴实明快，大多是描写自然景色和寻胜探幽之作，流露热爱祖国河山和抒发向往林泉的感情，寓以出世无为的思想，和他的避免政治纠葛的品行相一致。收入《容台诗集》就有数百首，此外还有不少五言律、七?月缮⒓于题跋、书札中。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发，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意味隽永，有婉约之美、疏宕之雅，给人以超尘脱俗的感受? 　　 董其昌还是文章的高手，与陶望龄齐名；随笔、游记、墓志铭、书序，常常是记事、抒情相得益彰的佳作，钱谦益评其作“温厚中有精灵，潇洒肃恬”，而“平淡自然”。董其昌尤精于品题，跋文洋洋洒洒，往往一气呵成，风流蕴藉，恰到好处；有时三言两语，亦妙趣横生，似画龙点睛，耐人寻味。如跋赵孟俯《鹊华秋色图》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这些文字大多收入《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容台别集》等书中。 　　 丰富的学养，多方面的才艺，为董其昌的书画创作灵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启动力，使其下笔有神，称雄一代。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在赵孟俯妩媚斯干之什轴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名闻外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了光辉。 　　“潇洒生动”的山水画他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俯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更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人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见图上自题)的结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空处有画”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宽能走马、密不通风”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干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淫树石，路遥山重，隐人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 　　

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贵州（中文第3版）

作者：  澳大利亚Lonely Planet公司

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6年3月

简介： 用脚步丈量起伏的群山，伸手触摸灵动的流水，看绣在衣服上的古老文明，听谱进歌曲里的动人故事，让酸爽的滋味回荡在舌尖……调动你所有的感官去感受贵州吧！这里虽“天无三日晴”，却湿润宜人；这里虽“地无三尺平”，那种与世隔绝的天地之乐却可让你忘乎尘世烦忧；这里虽“人无三两银”，却有灿烂的苗绣文化及“无字天书”。这里有令人着迷的喀斯特景观，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当然还有令人迷醉的茅台酒。如今，白色高铁穿越绿色山峦，人们爱这便捷的旅行生活，又怕它泄露了这美丽地方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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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总觉得诗意和哲理之类，是零碎的、断续的、明灭的。多有两万七千行的诗剧，峰峦重叠的逻辑著作，哥德、黑格尔写完了也不言累，予一念及此已累得茫无头绪。 　　蒙田勿事体系，尼采戟指架构体系是不诚实－－此二说令人莞尔。虽然，诚实亦大难，盖玩世各有玩法，唯恭，恭甚，庶几为玩家。吾从恭，澹荡追琢以至今日，否则又何必要文学。

理气风水

作者：  高友谦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2006

简介：风水之术，大抵不出于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 理气风水开宗于福建，以五行生克论吉凶为特点，至南宋大行于世。工其法者，专主阴阳配合生克制化，以罗盘定空间方位阴阳，并取八卦五行、飞星翻布定生克吉凶，亦即通过年运与宅、墓的坐向推算主人命运的时空因素，占测最优选择。理气之法依据《周易》的原理以八卦、十二支、九星、五行为四大纲，比峦体法专论山川形势更为抽象玄奥。

美丽中国 热情的民族

作者：  于文胜　主编

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3年9月

简介：　　《美丽中国》丛书共有15册，从绮丽的湖泊、奔腾的河流、蔚蓝的海洋，到雄伟的山峦、雄奇的大漠、美丽的草原；从特色的乡村、热情的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到宜居的城市、富饶的物产、领先的科技、多彩的文化，形成了中国壮美的景观。这是一套集中展现中国科技、历史及自然人文景观的丛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向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展示中国的魅力。张俊红编写的《热情的民族》为其中一册，《热情的民族》以精美的图片和生动的文字，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勤劳俭朴、淳朴善良的各少数民族，通过从他们的生活习性、服饰、民风民俗，可以了解到只有我国56个民族齐心协力才会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羊女门

作者：  冉曙光

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3年07月

简介：
阅读片段；夕阳西沉，残霞余辉投映在连绵不尽的山峦。在余霞辉映的山路上，一个容貌清秀的年轻女孩赶着十来只着钻出山林，她像天仙又像山神女儿忽然降临到山野中，格外秀丽十分为人。晚霞中的美景令女孩欣喜万分，她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两眼遥望远处的景色，陶醉了，着迷了，整个人完全浸沉在悠悠晃晃的回忆中。在孩子印象中最深最富有浪漫色彩的事是，她和自己最要好的男孩在山野里追逐、嬉戏，甚至拥抱颠狂的情景，尽管这是与山规乡俗极不和谐、极不相符的事，可这位性格奔放开朗豪爽的女孩却认为这是她一生中最觉得欢愉的回忆。……
【媒体评论】

川端康成精品集

作者：  (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川端康成精品集书》主要内容有：伊豆的舞女。一：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 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肩挎一个学生书包。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这时候，大粒的雨点开始敲打着我。我跑步登上曲折而陡峭的山坡，好不容易爬到了天城岭，来到了北口的一家茶馆前，吁了一口气，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我完全如愿以偿了，因为巡回艺人一行正在那里小憩。

典藏中国:100个您一生必游的中国名景.43,青海湖:青藏高原上的明镜

作者：  刁兆彦主编;郝天娇，白振奎撰文;林路等摄影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简介：位于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三面环山，风景壮丽、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古称西湖。景区以高原湖泊为主体，兼有草原、雪山、沙漠等景观。 　　 湖中有海心山、三块石、鸟岛、海西山、沙岛五个形态各异的岛屿，山峦叠翠，景观独特，其成以鸟岛闻名遐迩。湖面海拔为3266米，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面积4635平方公里，而流域面积则比湖面大10倍，有50条短河从三山的四面八方汇入，没有出海的通路，因而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蒙语叫“库诺尔”，藏语叫“错温布”，也就是“青色的湖”的意思。青海湖湖水含氧量少，含盐量最大，浮游生物稀少，透明度达8-9米以上，所以显得格外湛蓝。湖区充满生机，到处可见牦牛、黄牛漫步，羊群吃草，构成“风吹草低见牛羊”牧歌式的图景。湖区有两大奇观，一是渔场，一是鸟岛。青湖湖盛产湟鱼，是一个丰饶的天然渔场。 　　 青藏高原自古就是令人神往的宝地，景点主要有海心山和鸟岛。鸟岛，高出湖面10米，素有“鸟儿王国”之称，每年春天，大批的海鸟从印度、尼泊尔等地千里迢迢来到青海湖繁衍生息，秋天又携儿带女飞回南方，国家对这类鸟资源十分重视，在岛上设有专门保护机构。海心山又叫龙驹岛，面积约1平方公里，此处上、青水秀，景色秀丽。从前人们在海心山上兴修了不少庙宇和房屋，一些喇嘛岛上修行，不少牧人到岛上来放牧，“山佛寺”已成为此地独特景观。 　　 青海湖美丽富饶，盛产味美、营养高的湟鱼。沿湖两岸有辽阔的天然牧场，这里冬季多雪，夏秋多雨，牧草丰美，有着发展牧业的优良条件，现已成为青海省重要的牧业基地。 　　 青海湖周围水源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牛羊成群，牧歌悠扬，当地人民在大力发展牧业的同时，也充分发展了油料、饲料为主的农业。

新中国新闻论

作者：  李彬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

简介：　　本书探讨了新中国新闻业的一些关键议题，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十个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十个话题。作者对新中国纵横交错的新闻脉络及其层峦叠嶂的社会动因，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剖析和阐发，深入系统地揭示了新闻业六十年来的风雨兼程和运行规律。全书内容丰赡，涉笔纵横，思之回味无穷；更兼言辞真挚，正心诚意，文笔清新，读之赏心悦目。本书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Anthologie de la Poesie Francaise

作者：  程曾厚译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法国面积不足六十万平方公里，人口逾六千万①。法国地处北纬四十二度至五十一度，在温带正中；位于西经五度和东经八度之间，坐落在欧洲大陆的最西端。从面积和人口两方面说，这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中型国家; 但就西欧而言，无论是幅员，或是人口，法国可以“大国”自居。 　　法国的地理环境与众不同，很有个性。首先，法国状如一个正六边形，法语中“正六边形”一词大写(l誋exagone) 即指“法国本土”。其次，法国三边濒临海洋：西南方和西北方为大西洋，东南方有地中海；另外三边与邻国接壤：东边和意大利、瑞士以阿尔卑斯山脉为界，南边有比利牛斯山脉和西班牙相隔，仅东北边为平原，和比利时、卢森堡、德国毗邻，和德国还有一段隔莱茵河相望。 　　法国是大陆和大海的握手。 　　法国四周多天然屏障，但境内山峦不高，流水平缓，气候宜人。法国的国土自成一家，是一块绿色的土地，面对蓝色海洋的诱惑，受到黄色大山的呵护。法国又是不同自然景观的和睦相处。 　　法国先是地中海国家和大西洋国家的交汇处，以后成为旧世界叩敲新大陆的前哨地。法国独特的地理背景当然会影响其历史的进程。就欧洲历史来说，法国是欧洲多种文化接触和碰撞的结果。法国的人民，法国的历史，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无不打上这个烙印。 　　法国人不是人种的名称，只是国民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既征伐邻国，也受到异族的入侵。不同的种族为这块土地所吸引，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留下自己的足印。地中海人游牧善猎，北方人金发高大，最后来的阿尔卑斯人务农耕作，共同构成法国史前高卢时期的凯尔特人的主体。罗马帝国在公元前一世纪从东南方占领高卢；公元五世纪时，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从东北方入侵，并为这块土地永远留下了“法兰西”的名字；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底人（原义为“北方人”）于十世纪从海上登陆。及至近代，西欧、东欧和北非各国也有大量移民来法国定居。 　　法国成了欧洲历史上人种融合的“熔炉”，而“法国人”只是不同人种融合的产物。源自矛盾，归于一统。于是，诞生了法兰西民族。可惜，两千年来，法兰西的土地并不总是和平安宁的土地。法国人民曾有一段痛苦而挣扎的进程，曾有一部悲惨而奋起的历史。 　　法国不是文明古国，古代没有骄人的灿烂辉煌。但是，在近代历史的史册上，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铺洒热血，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铺洒热血，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一八七一年，巴黎无产阶级铺洒热血，尝试建立公有制的政权，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法国人民代表人类共同的理想，给世界历史最近的这一章，挥写下浓墨重彩的三笔，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 　　创造法国历史的人，既有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更有舞台下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历史学家记载历史人物的成败，只有诗人才反映男男女女的心声。法国在有文字的千余年历史中，法国人如何面对自然，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灵，都沉积在他们千余年来写下的诗篇中。 　　诗歌出现后，便和历史同步演进。历史是人的外在行为，诗是人的内心沉思。人创造历史的同时，有话要说，有歌要唱。创造历史的甜酸苦辣，直面人生的喜怒哀乐，要借诗歌，借诗的语言抒发出来。诗和历史都以人为中心， 是人的产物，又是人观照自己的镜子。诗和历史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法国诗人塞盖斯 (P.Seghers)在其编选出版的《法国诗歌精选》中说：“当然，诗人是历史的重大事件，诗人常常是历史本来的声音。对法国历史而言，诗人从未脱离过历史。诗人是自己时代的良心和语言，诗人表达时代，有时还超越时代。”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法国千余年来的文明史，浓缩成一册《法国诗选》。 　　一部《法国诗选》，是一部法兰西民族的历史，一部法兰西民族的心灵史。 　　民族诗歌产生和存在的先决条件，是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公元前五十年，罗马皇帝凯撒征服高卢。从此，高卢人不再讲自己的凯尔特语，社会的交际语是向罗马士兵和罗马商人学来的拉丁语，是为拉丁语俗体，亦称民间拉丁语，不同于罗马作家笔下的拉丁文。 　　现代法语的古代形式古法语即脱胎于拉丁语俗体，其间有一种过渡形式，称作罗曼语。公元八四二年，法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篇以罗曼语写成的文献：《斯特拉斯堡誓辞》（Les Serments de Strasbourg）。八四二年迎来了新生法语的第一声啼哭。 　　九世纪中叶，正当法语在摇篮里牙牙学语的时候，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黄金时代的唐诗已经盛极而衰，代表“盛唐气象”的李白和杜甫已经先后作古。八四二年，中唐也成过去，晚唐除少数诗人如杜牧、李商隐外，诗坛从整体上已在准备由诗向词的转变。公元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首诗《圣女欧拉莉赞歌》，作者佚名，是二十九行八音节的诗。《赞歌》成诗于九世纪后半期，离孔子编成《诗经》的春秋后期，相距足有一千四百年。“诗三百”更是由三千余首更古的诗删定而成的。 　　事实上，把法语的起源和唐诗的盛衰相提并论，把法国第一首诗的成诗年代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成书年代加以比较，未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更应该把法国诗歌放到欧洲文学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把法国诗歌的起源和西欧其他国家的诗歌相互参照。 　　先看邻国。德国最早的诗歌《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于八世纪即出现，九世纪时有文字记载；而德国的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作成于一二○○年前后。西班牙的史诗《熙德之歌》产生于十二世纪中叶。意大利最早的诗人契可·安乔里生于一二六○年，有著名的二十四行诗《倘若我是一团火》传世，意大利诗歌出现的年代当更早。和法国一衣带水的英国，以古英语写下的史诗《贝奥武夫》的手抄本成于一○○○年左右，但古英语诗歌产生的时间可上溯至公元七世纪后半期至八世纪。另一个欧洲大国俄国的民族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成诗于十一至十二世纪。这样看来，法国的诗歌发育在欧洲是比较早的。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史诗相比，法国的民族史诗《罗兰之歌》成诗年代较早，艺术上也比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