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eo’s Daughter:A Historical Memoir of Science, Faith, and Love
作者: (美)达娃·索贝尔(Dava Sobel)著;谢延光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简介:声名赫赫的父亲大人:
您所钟爱的妹妹——我们亲爱的姑姑的去世,使我们痛不欲生;但同我们对您的关心比较起来,我们因失去她而感到的悲伤就显得毫不足道了。现在,您在您的世界里真的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因此您的痛苦将会更加巨大。既然您最钟爱的人已离您而去,我们惟一能够想象得到的,就是您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完全意想不到的打击承受了多么严峻的考验。当我们对您说我们和您一样深深地感到悲痛时,您不妨想一想人间普遍的苦难状况,也许可以从中得到甚至更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全都是这世界上的匆匆过客,不久都将前往我们在天国的家园,只有那里才有完全的幸福,而我们也必须相信,您的妹妹的幸福的灵魂已经去了那里。因此,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恳求您,大人,去寻求上帝的安慰,把自己交给上帝吧,因为您十分了解,那是上帝对您的要求;如果不那样做就会使您受到伤害,同时也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因为如果我们听说您在忧愁烦恼,我们会非常难过: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作为我们的美德典范的,除了您,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们只有真心诚意地、热烈地祈求上帝给您以安慰,愿上帝永远与您同在,并用我们炽热的爱向您致以,深情的问候。
1623年5月10日寄自圣马泰奥。
深深爱您的女儿,
修女玛丽亚·切莱斯特
维尔吉尼娅和利维亚都不知道她们何时才能见到她们的兄弟温琴齐奥。至少在目前,伽利略觉得最好还是让这个仍在蹒跚学步的小男孩同玛丽娜一起留在帕多瓦。
伽利略离开威尼斯后不久,玛丽娜就嫁给了一个和她的社会地位差不多的体面公民乔万尼·巴尔托卢奇。伽利略不但同意他们的婚姻,而且还帮助巴尔托卢奇在他的一个富裕的帕多瓦朋友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伽利略仍然寄钱给玛丽娜作为温琴齐奥的生活费,而巴尔托卢奇则向伽利略供应望远镜上的镜片毛坯,这些货都是从威尼斯航道内的穆拉诺岛上著名的玻璃厂那里弄到的,这个货源一直维持到佛罗伦萨被证明是一个甚至更好的纯净玻璃供应地为止。
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租了一间房子,这房子“有高高的平屋顶,在上面可以看见整个天空”,他可以在这屋顶上观察天象,安装研磨透镜的车床。在等待交房期间,他同他的母亲和两个小女孩在一起住了几个月,他们住的房间是他向他的妹妹维尔吉尼娅和妹夫贝内代托·兰杜奇租来的。尽管不久前发生了一些法律纠纷,伽利略的亲属们还是为他提供了一种相当温馨的家庭环境,不过,“这个城市冬天的有害空气”却使他不胜其苦。
“在离别了这么多年之后,”伽利略叹息说,“我又碰到了佛罗伦萨的这种稀薄的空气,它是我的头和身体的其余部分的一个残忍的敌人。在最近的这3个月中,感冒、出血和便秘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变得虚弱和萎靡不振,实际上我一直是在家闭门不出,或者更确切地说,卧病在床,但又没福睡上一觉,也无法得到休息。”
在健康许可的情况下,他把时间用来研究土星问题。土星是一个比木星远得多的行星,其距离显然已到了他的最好的望远镜的分辨率的极限。他想他看到了土星的两个大而固定的卫星。他用一个变换了字母顺序的拉丁短语来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如果把这个短语的字母顺序正确地还原,它的意思就是:“我看到了一颗最远的有3个身体的行星。”为了在这个新发现在获得适当的证实之前宣布这是他的发现而又不致贻笑于人,他迅即派人将这个拉丁短语送给几个著名的天文学家。然而,他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将其正确地破译。在布拉格,伟大的开普
勒这时虽然已有望远镜在手并认为它“比象征君主权位的权杖都要宝贵”,但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这个信息,以为那是说伽利略发现了火星的两颗卫星。
在1610年整个秋天,随着金星在夜空中出现,伽利略对这颗行星的大小和形状变化进行了研究。他还把一架望远镜始终对准木星,为弄清楚这4颗新卫星准确的轨道运行周期而长期奋斗,以便进一步证实它们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天文学家抱怨说,为了用那些劣等的仪器看到木星的那几颗卫星,他们已经用尽了力气,但仍一无所获,因此,他们对这些天体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尽管有开普勒的支持,但还是有人恶意中伤说,那些卫星十有八九是错视,说不定就是伽利略的透镜把它们弄到天上去的。
既然这几颗卫星成了佛罗伦萨大公国有争议的问题,那就必须对这一局面立即予以补救,以保护大公的荣誉。伽利略匆匆忙忙地尽其所能制造了许多望远镜,不但用来供应全意大利的王公贵族,而且还出口法国、西班牙、英国、波兰和奥地利。“为了维护和提高这些发现的声誉,”伽利略论证说,“我以为似乎有必要……通过效果本身来使尽可能多的人看到真相、承认真相。”
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包括伽利略以前在比萨的一些同事,拒绝用望远镜去看亚里士多德的永恒宇宙中这些所谓的新东西。伽利略用幽默的语调把他们的诋毁挡了回去:1610年12月,在获悉一个这样的对手去世时,他大声地表示希望,这位教授尽管在世时对梅迪契星不屑一顾,但如今在前往天堂途中可能要碰上它们了。
为了巩固自己第一个宣布这一发现的地位,伽利略觉得,到罗马这个不朽之城去广为宣传他的发现,乃是明智之举。在这之前,为了同杰出的耶稣会数学家克里斯托夫·克拉维乌斯讨论几何学问题,他曾于1587年去过罗马一次。克拉维乌斯就天文学问题撰写过一些颇具影响的评论,因此他现在肯定会欢迎关于伽利略最近工作的消息的。科西莫大公没有反对这次旅行。他认为这可以提高自己在罗马的身份,因为他的兄弟卡洛当时正担任梅迪契家族驻罗马红衣主教这一传统职位。
伽利略在1618年秋天长时间地抵抗了诱惑,不到户外去看看这三颗彗星中的任何一颗,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既然他觉得身体很好可以与到访者进行学术性讨论时也仍然如此,
这就尤其令人难以置信了。但事实是,11月份夜晚的空气对他来说有着可怕的危险,他毕竟是一个50好几的人了,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与一个又一个疾病的斗争中度过的。此外,伽利略从他的朋友们的叙述中无疑知道,即使他为了亲自研究这些物体而甘冒生命危险,他也不一定会看到很多情况。尽管借助最高倍的望远镜,彗星或“多毛星”的轮廓也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当望远镜滤掉恒星的光线时,恒星就变成了光点;如果对行星做同样处理,行星就变成了小小的圆球。彗星则与恒星或行星不同,它不可能清晰地聚焦。而伽利略之所以踌躇不前,是因为他认为彗星是地球大气的一部分——这一次他倒是和与他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意见一致了,只是理由不同罢了。
伽利略就这样地否定了他的丹麦前辈第谷·布拉赫的发现,因为第谷曾在1577年观测过一颗大彗星,在1585年又观测了另一颗彗星。第谷大概是世界上最能干的用肉眼观测天体的人,他每天晚上用他那超大的测量仪器跟踪观测那颗彗星以确定它的方位。他通过对方位的研究发现它比月亮远,也许和金星一样远,而对于16世纪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意味着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那颗彗星是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晶状天体中撞毁的,或者这些天体是不存在的。第谷由于是这方面的第一个欧洲人而胆子很大,所以他在1572年选择了后一种设想来鉴定一颗新星,这使他深信变化是能够在永恒不变的天空中发生的。
伽利略由于在1604年亲眼目睹了第二颗新星,所以他支持已故的第谷对这颗新星的性质和重要性所作的说明。但他却看不起第谷的行星体系,认为那是托勒密和哥白尼之间拙劣的折衷方案。至于第谷十分仔细地跟踪观测的那颗彗星,伽利略也对之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目标而已。他把彗星看作是空气中异常的发光现象——极有可能是高空水汽对阳光的反射——而不是天体本身。伽利略认为,你无法测定一颗彗星的距离,就像你无法捉住彩虹或控制北极光一样。
于是,第一天像开幕一样开始了,几个人物已经聚集在一起,他们的交谈立刻进入了正题。这一天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世界观之间划定了界线。为此,辛普利奇奥提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地球根本不同于所有天体——因为地球是由元素而不是由以太构成的。伽利略的化身萨尔维亚蒂试图为地球在天空找到一个位置。而萨格雷多则憨厚地赋予地球——“宇宙的渣滓、藏垢纳污之地”——以一种由其自身特有的易变性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力量:“就我而言,我认为地球是非常崇高伟大而令人钦佩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地球上不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修改、变化和生成等等。如果地球不经历任何变化,它就会是一个浩瀚的沙漠或一座碧玉之山;或者,在洪水时期淹没它的大片的水结成了冰,使它成了一个万物不生、永无变化的巨大冰球,那么我就应该认为它是宇宙中一块死寂一片的毫无价值的东西,总之,是一个多余的、本质上不存在的东西。”
关于太阳如何通过黑子爆发并围绕太阳腰身一圈圈缩小而同样发生变化这一点,萨尔维亚蒂用他们的“朋友”的望远镜得来的证据来对他表示支持。他提出,月亮和所有星星,无论是固定的或是移动的,也可能都在变化,不过这种变化迄今没有发现罢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永恒不变是完美天体的规定属性,这种说法在这里完全变成了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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