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式内传太极拳一○八式.壹

作者：  张汉文, 蒋林编著

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简介：　　 杨式太极拳为河北永年人杨露禅先生所创，是当今世界流传最广、习者最多的拳种。传统杨式太极拳108式经杨氏三代宗师研习、修润而定型，其风格舒展飘逸、宁静大气、柔和缓慢、含蓄优雅，它以独特的练功方法和强身健体、治疗疾病、延年益寿、陶冶情操的作用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然而，当年杨家传拳内外有别。世传仅是一套108式或后来衍生出来的传统88式、85式和83式养生拳架。在杨氏子弟内部传承却另有一套体系，这个内传太极拳体系有三套拳，第一套108式、第二套加(家)手、第三套小快式。这三套拳的风格各异，招式、手法变化颇多，动作新颖别致，内容极为丰富。三套拳架，层层进阶，各练一层功效。这个完整体系，由张文炳先生所传，先生是杨式太极拳第三代宗师杨澄甫先生和杨少侯先生哥俩合传的登堂入室弟子，是内传弟子中极少数的外姓弟子。 　　 这套杨式内传太极拳108式，是杨澄甫先生l928年以前在北京传授的早期拳架，与后期经杨澄甫先生修定的大架，从拳架结构上看基本相同，从招式手法变化的细节上看，不尽相同。早期拳架内外开合皆适中，更接近于杨健侯先生的中架，其拳路构思细腻、结构合理、科学实用，是技击、保健、疗病三者的自然结合。同时在处理一般动作与高难动作的协调安排上，都显得非常适当，使习练者自始至终都感舒适、轻松愉悦。

主编还有：李莲姬、周庆玲、何涪嘉、稻森信昭

作者：  于杨[等]主编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    于杨、李莲姬、周庆玲、何涪嘉、稻森信昭主编的《新日本语能力考试N4\N5考前模拟》为新日本语能力考试助考系列，由工作在日语教学第一线的老师根据改革后的新日本语能力考试的考纲，参照最新题型编写。共编入N4模拟题4套，N5模拟题4套，共8套。书后附参考答案和部分解析，以及听力原文，供读者参考。

围城

作者：  [钱钟书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2

简介：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二式太极剑分解教学

作者：  合肥市武术协会主编;熊人泽，张薇薇编写

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简介：　　三十二式太极剑是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司于1957年创编的一种太极剑教材。它取材于杨式太极剑，从中择取有代表性的三十二个动作，往返两个来回。这套剑术曾由有关出版社出版，由于内容简练，路线清楚，剑法准确，易学易记，深受广大太极剑爱好者欢迎。 　　三十二式太极剑伴随着二十四式太极拳等套路，以及1988年起国家武术院组织力量编写的七种太极拳、剑竞赛套路的推广，对武术竞赛的普及和提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合肥市武术协会在开展群众性武术健身活动中做出了卓著的成绩，教练员们在市民群众中言传身教，勇于探索，各界了丰富的经验，在分解教学中方法上有所发展。与此同时，现代电子制版技术应用于图书印刷工艺，为改进武术教材的图片水平和合理版式提供了改革创新的有利条件。这就使我们萌生了组织编写出版这套新型的武术教材的思路。

八式十六式太极拳

作者：  曾天雪编著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简介：三十二式太极剑是国家体育委员会运动司于1957年创编的一个太极剑教学内容。它取材于杨氏太极剑，从中择取了有代表性的三十二个动作，分做四组，重新编排，每组八个动作，往返两个来回。三十二式太极剑既保持了传统太极剑的风貌，又删第一流不简，突破固有程序。太极剑内容简练，易学易记，路线清楚，剑法准确，动作规范，既可以集体练习，也可以单人练习，配有优美的民族乐曲，深受广大爱好者的喜爱。 三十二式太极剑内容包括十三种剑法、七种步型、十余种步法和身法的转换，十三种剑法是：点剑、剌剑、扫剑、带剑、劈剑、抽剑、撩剑、拦剑、挂剑、裁剑、托剑、击剑、抹剑；七种步型是：弓步、虚步、仆步、独立步、并步、丁步、侧步；步法有：进步、退步、上步、撒步、跟步、跳步、插步、并步、摆步、扣步、碾脚等；身法有：转、旋、缩、反等身法转换。在练习中，要求剑法舒缓、清晰、圆活自然、连贯、身剑协调、潇洒飘逸、虚实分明。

杨氏太极刀

作者：  杨振铎著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简介：《杨氏太极刀》介绍了杨氏太极刀与杨氏太极剑同属杨氏太极拳类型的短器械，它来源泉于杨氏太极拳。其演练方法和要领要求以及风格、特点与杨氏太极拳基本上相同，有部分刀势与拳势不仅名称相似，而且动作架势几乎一样，再加配以钢刀，更显得刀姿潇洒利落，神态威武雄壮，其表现形式又别具一格，以区别于太极拳与剑。练刀要领也以《太极拳术十要》为准则，结合刀法，要求动作规范准确，强调整体协调，纯以腰腿带动，臂随身转，刀随臂动，体态安然自如。唯刀势是以口诀形式命名，其中包括多种动作，变动较大，不易记忆。由于套路短，再加部分刀势类似拳势穿插在刀势之中，可以借鉴以助串连。刀法有砍、剁、劈、截、撩、扎、刺、缠、扇、拦、滑、划、刮。由于刀势中，一动带有多种刀法，不易辨别，也极易混淆，故可结合刀势与刀法参照臆度。

时装系列设计拓展与创意

作者：  (英)马克·阿特金森(Mark Atkinson)编著;于杨译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简介：　　天赋无法习得，但创造力却能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掌握。本书将提供一种合理而渐进的方法，通过设计调研、设计拓展、制作样衣、服装制作、规划产品线和时装发布等步骤，指导时装设计师和时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创作出将艺术性与商业性完美结合的时装系列。 　　350幅精美图片和详细的文字讲解，将为读者展示出精彩纷呈的时尚世界，并指导其获得一个职业设计师应该具备的专业技能。书中的案例来自18个国际顶级的时尚院校，每个案例的设计理念都极具创意，风格独树一帜，值得学习和借鉴。

新托福口语高分宝典及真题解析

作者：  杨峥编著

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新托福口语高分宝典及真题解析》是一把开启TOEFL iBT成功之路的金钥匙，可以帮助你切实增强口语实力，并在新托福13语考试中轻取高分甚至满分。祝大家在北美的求学之旅一帆风顺，让事业更上一层楼！加拿大阳光国际学院的杨峥老师通过长期积累的丰富的前沿教学经验，加上在北美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亲身经历、感悟以及对英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热情和爱心，精心撰写此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杨峥老师是真正备战新托福口语考试的知己知彼者，“知己”即针对中国考生在英语语音、语调、逻辑性、思维模式、口语组织能力、13语词汇和读听说综合能力方面的诸多误区，为广大奋战新托福，尤其是惧怕口语的考生提供最及时、最有力的帮助；“知彼”即切中TOEFL iBT口语考试的出题要害和评分要点，指导考生绕过雷区，有的放矢，突破高分。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作者：  陈振濂主编

出版社：西泠印社,2003

简介：　　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陈振濂 　　一、缘 起 　　在西泠印社走过了100年历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泠印社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西泠印社史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并不是说过去100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关于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就没有丝毫的成果积累; 也并不是说在过去，西泠印社史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文献与实物)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就没有一丁点收获。关于前者，各种有分量的单篇论文也已不下十余篇，特别是在西泠印社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之际涌现出来的印社史研究论文与著作，已经有相当的水准。而在最近，关于印社景点遗址的修缮，印谱、印泥的品牌说明等研究，更是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关于后者，则历次社庆论文集，以及集中在《西泠艺报》上的许多回忆文章，更是不断在提醒、呼唤、揭示、加固我们的曾经模糊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这100年里，其实曾经有过如此丰富多彩的社员人际交往与印社与社会的交往。这些珍贵的回忆录与亲历记，为西泠印社社史的撰写，必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重大史料支撑作用。 　　即使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已经有了几部号为经典的西泠印社志稿。比如1915年叶为铭等人编的《西泠印社志》、1956年秦康祥等编的《西泠印社志稿》。这些《志》无论规模大小，都为西泠印社的现存资料作了相当有条理的疏理与排比，都已大致勾画出了这100年历史演变中某一阶段的历史真实或发展脉络。应该说在目前，我们若要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史，这几部凝聚了前人心血的《志》，是绕不开去的必备的参考资料集。 　　但是，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充分价值之后，我们仍然认为: 真正的西泠印社史研究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作为学术研究，它尚处于一个起步、启蒙的阶段。不但各种研究论文还只是采取一些特定的视角而无法形成一个有系统的内容课题群，且各篇论文之间、或各个研究题目之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也程度不一。而许多珍贵的回忆录、亲历记，只能作为研究的资料支撑而还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研究当然少不了参考各种回忆录资料，但回忆录之类本身并不是“学理性”的框架结构，且受回忆当事者的身份角色所限，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人为抑扬褒贬，有些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回忆失实或张冠李戴甚至意气用事的情况，不加以严格的学术甄别，难以直接应用。至于几部《志》，除了撰稿者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对材料处理方式的不同，已经出现了同一事实却引出不同结论、甚至连事实也被人为筛选的个别事例，从而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即使我们都接受这些，从严格的历史学研究体例来看，《志》的体例也不同于《史》。《志》是平面的，不强调来龙去脉、因果分析的。而《史》却重在从平面的事实中抽取出因果结论。因此，目前这两部《志》不能作为“西泠印社史研究”的学术标志而只能是作为它的前期准备，这是由历史学常识所规定了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还有不少。比如，我们还没有一部西泠印社100年的详细的大事记或学术年表。关于四个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四君子，他们各自的个人年谱或年表也还没有——已有的一些简表当然可以权且救一时之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简表仍然因其过于简略而不足敷用。至于西泠印社中后期的一些核心人物，比如张鲁庵、秦康祥、韩登安，以及还健在的高式熊先生，他们的个人资料从年表到“自订年谱”，也还有许多付之阙如。此外，关于西泠印社早期诸贤一直到后50年中起主要作用的社员，关于他们的专题、专案的研究论文也还很少，比如《丁辅之论》《叶为铭论》以及《张鲁庵论》《韩登安论》等或还有站在西泠印社社长角度上研究的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专题研究成果，也还是大大不够甚至“缺席”。比如，不谈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为一代宗师而只谈他作为社长的贡献; 不谈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功绩而只谈他的社长职位与为西泠印社建设的业绩; 不谈张宗祥在图书目录版本之学上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功绩; 也不谈沙孟海在书法上的泰斗地位，乃至于赵朴初、启功诸前辈，只研究他们的西泠印社身份; 或还有前举的张鲁庵、韩登庵、阮性山，到高式熊先生，当然还有已故的王个、诸乐三、钱君、方去疾、方介堪诸位副社长……目前还举不出这方面的现成成果。而没有这样的个案研究的扎实积累，要完成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能为百年西泠印社史作一归结的《西泠印社史》，只怕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我们在西泠印社诞辰100周年之际，开始着手整理这百年之中的各种相关资料。整理共分成两部分。第一，是把几部《志》作一个总体的整理与阅读。并且，对一些相关人物、相关事件的文献记载，尽量加以收罗。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尽量做到不遗漏，此外，当代印社诸贤的一些回忆文字，只要大致言之成理，也先行辑汇，使之综合几个方面的资料，能大致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够兼顾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资料框架与一定量的资料群。第二，是以编年的形式对之作疏理排比，使各种散见的、零星的资料逐渐进入一个时间序列，逐渐形成一种时序上的前后关系和事件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则以“史料长编”的形式完成对百年史材料的基本梳理，从而为今后撰写《西泠印社史》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这部80万言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由来。过去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网罗史料有“宁失之繁，勿失之略”之说，为此他修《通鉴》先编《长编》。我们也仿其成例，修《西泠印社史》则先修《史料长编》，应该说这是有“祖宗成例”在先的。 　　二、关于“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 　　与民国时期其他印社、其他书画社或诗社相比，西泠印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它预示着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的展开，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是一个以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形式并持续百年的外在方式，却从事着一种非常传统古典的艺术探索的、不无寂寞的工作。第二，它并非依附于官方的行政机构运作渠道而完全是个人志趣相聚的“同人”社团，却有巨大的能量去横跨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超城市超区域甚至跨国际的艺术社团。第三，同样是作为“同人”社团的、拥有极为浓郁的名家大师个人色彩的特征，却能绵延几代，横跨百年。如果说“跨地域”是跨越空间的阻隔，那么“跨百年”则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说它是“超时空”，真是一点不为过誉。于是，上述三点便构成了我们对西泠印社史研究的第一轮定位内容: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内容; 　　——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 　　——超越时间百年的“同人”社团;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活动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值得我们如此去探讨？在近100年之间的各种诗社、书法社、画社很多。著名的如上海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书画研究会、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书法方面则有标准草书学社、中国书法学会等等，都符合这个以现代的社团组织去从事古典艺术活动内容的标准。既如此，西泠印社的这一特征，就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把它单独拈出，似乎也缺乏一个必须的学理依据。 　　自然，与书画相比，印学是一个更见古典的所在——在书画中常见，不等于在篆刻中也常见。恰恰相反，在西泠印社之前，我们对“印社”这一体制与组织形式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 与清末民初的书画社团组织相比，西泠印社的活动方式更具有一种规则化运行的特征: 比如每年春秋两季雅集，是一个固定的设置，它既不像“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那样，是每天、每周都有雅集而纯属文人墨客休闲自娱的聚会方式，缺乏一种精心组织甚至有主题制约(这正是现代社团的主要活动特征)的立场，也缺少一种学术思想的支撑; 同时，它又不像完全的现代艺术社团如油画的“决澜社”那样完全以不同的艺术宗旨为先导、发起艺术运动所必须的呼吁呐喊，而在较为松散的艺术理念(其特征是多样性)中寻求活动方式的规则化运行。由是，西泠印社的社团形态，或许正好介于“海上题襟馆”的文人墨客遗老逸民方式与“决澜社”的艺术先锋前驱呐喊斗士方式之间，它的内容更偏向于前者，但它的活动形态却更接近于后者。而在当时，大凡中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社团，多取“海上题襟馆”形态; 而西洋画或新诗的社团，则多取“决澜社”形态。西泠印社本应属于前一阵营，却能在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如此有理性、有目标与方向，足见当时的创社四君子即丁仁、王、叶铭、吴隐是有相当的主见与意志力，特别是丁、王，可以说在印社是承担实质上的精神导引的主要责任的。 　　关于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问题，关键是在“同人”社团的先期定位。“同人”的概念，是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自然相聚而本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的。由是，近代史上大凡是“同人”，通常很难有大规模——规模一大，人数一多，自然就要分出等级以便明确领属关系更可以指挥如意不致一盘散沙。而一有领属，则就是有形的组织控制运作，不复“同人”那种平等的宽松的关系了。故尔“同人”社团一则人数必不多，二则必松散自由而不像今天我们对社团理解的那样必须为名誉地位、为主席理事争个你死我活不择手段。西泠印社明明是丁、王、叶、吴四人创办，却放着现成的社长不做而偏偏从上海请一个不相干的吴昌硕来当社长; 又印社在1904年即已创办却要到1913年才开成立大会，所有这些信息都在提醒我们这本来是一个地道的“同人”性质的社团，它是“不竞争”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一团和气的西泠印社，却除了在杭州的浙籍、杭籍人士之外，还有来自上海的许多名家，又还有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华的日本篆刻家，人人不以杭州孤山为遥，人人意欲参与而不想置身事外，没有等级，没有副社长也没有理事会，却有几十上百个篆刻家热心介入，这还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河井仙郎所撰，当时并没有人“站出来”慷慨激昂宣称中国人让日本人占了先而大呼有辱大国风范。孤山的山石土地是杭州的乡绅们共同捐助的，也没有人认为社长让上海人当去了是否这些土地房产要折算资产索回“损失”，或杭州人让上海人压迫了……这就是“同人”的风范。创社诸公的君子风范，真让我辈羡慕不已，吁唏！回想起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中金城、周肇祥等始合终离的故事[1]。真不得不钦服丁、王、叶、吴的坦荡无私的胸怀。可以说: 如果当时四君子不如此，西泠印社决计不能成此规模，那也就没有今天“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了。 　　关于超越时间百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西泠印社本是“同人”性质，则一代人有志趣相投自可交往融洽亲密无间，而一旦世代更替，后继者既无同甘苦共患难的创业情谊维系，且思想方法也因时变宜，若要保持第一代人的相互关系，本来概率是极低的。如前所述，同人社团不重有形的等级领属关系约束，合则聚不合则散，许多社团“二世”、“三世而斩”、自然消亡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前举的“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不过十数年兴旺后即消亡，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蜜蜂画会……大抵不过20年一代人而已，鲜有隔代还能顺利承传的。但唯有西泠印社这个“同人”社团，从第一代吴昌硕与四君子开始，第二代是张宗祥、韩登安、张鲁庵、阮性山、高式熊，到第三代沙孟海、王个、诸乐三以下，直到第四代老一辈健在印学家，却是代代承接并无丝毫间断，以今天视之，则还有越趋兴旺、后来居上之势，而不仅仅是“守成”或“存一脉香火骨血”而已。谓为西泠印社在100年间的一个奇迹，恐不为过也。而且，其间又没有明显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血缘关系而完全是志同道合而已，试遍观海内外，有哪一个社团是可以横贯100年而有五代延续之久的范例的？ 　　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性”，我想首先是因为专业维系的力量。印学是“小道”，在当代艺术中，篆刻是比书法更有局限的“小道”，但也正因为其小，它的拥戴追随者反而十分稳定而可靠; 投机者不愿(也不值得)涉足其间，凡愿意投入者则必是坚定分子。而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篆刻固然是小，但若从一个专业的触角与覆盖面而言，则篆刻又是艺术与学术联姻的典范，艺术的篆刻形式表现，是与作为学术的古汉语、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金石学、碑帖学等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可以以其金石学造诣来领衔西泠印社，而书法家启功、赵朴初也可以以其书法业绩执掌西泠印社，图书版本目录学家张宗祥也可以以其卓绝的典籍功夫来倡导西泠印社，至于画家傅抱石、潘天寿、王个、程十发、鉴定专家谢稚柳……大凡人员构成成分一丰厚，则“持续”能力自然越强。但构成成分的丰富并不妨碍其核心作用的发挥。即如印社中篆刻家还是占主导地位并成为运转“持久”的基本动力: 从创社四君子到近代印学史上的吴昌硕以下到张鲁庵、韩登安诸公，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印学历史俊彦？ 　　一个“同人”性质的艺术社团，能持续百年，必定有它的原因与历史规定性。 　　除了横跨国别、地域，与纵贯百年历史这两大特征之外，作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还可以说是一个在学术意义上“唯一”的印学社团。 　　早在印社成立之初，即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一响亮的口号。应该说: 口号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印社创始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保存金石”方面，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其中最感人的一幕; 而在“研究印学”方面，则从西泠印社早期研究资料的大量出版——如上百种著名的古铜印谱、名家印谱的由丁仁、吴隐、叶铭、王等编印出版，以及大量印学典籍如《遁庵印学丛书》(吴隐)、《广印人传》(叶铭)等的面世，表明了对印学不仅仅是持一个雅玩、清赏的立场，而是拥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比如在三十年代，西泠印社曾有过一个“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的举措，聚集古代金石家、篆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作展览，显然是研究目的大于雅玩目的。这一传统，在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又以每次社庆必有“国际印学研讨会”的形式被延续下来。于是，“研究印学”这一创社之初定下来的宗旨，在间隔80年之后又被发扬光大，从一种对学术的潜在尊崇落实为有形有质的“研讨会”方式，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当代篆刻理论界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西泠印社被称为“天下第一社”，被指为“唯一”，并不是指除它之外就没有别的印社。从与西泠印社同一地域的龙渊印社，到与西泠印社在30年代同时的北京圆台印社，或稍后的宣和印社，以及当时还有各地各种不同宗旨但都是以篆刻为中心的印社，再到建国后的亦由西泠印社老社员唐醉石在湖北创办的“东湖印社”，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北京中国书法篆刻研究社等等，再到当代的北京、天津、南京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印社不下百种，但要论“研究印学”并以学术定位，每每举办国际或全国的印学、篆刻研讨会还出版论文集并持之以恒、20年30年不懈的，的确舍西泠印社之外并无第二家。故尔，从学术上说: 西泠印社作为“唯一”的“天下第一社”应该是当之无愧、决非过誉的。倘若再计算印社社员个人的学术成果，则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学术含量，更足以独步当世、傲视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了。 　　以学术积累雄厚堪称“天下第一社”，而不仅仅满足于刻印一技而已，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泠印社史时应予以非常关注的所在。 　　三、西泠印社与近现代印学史 　　研究近百年书画史特别是近百年篆刻史，决计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虽然在学理上说，一个印社，无论它规模多大，相对于一部断代史而言，终究是一个局部内容也罢。 　　但这是一个何等的“局部内容”？在大师名家的个人排行“英雄榜”中，除了吴昌硕之外，还有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孺，他们都不是西泠印社中人，因此，西泠印社史研究，在近现代篆刻史研究中，当然是一个“局部内容”无疑。即使从大师的个人数的绝对比论，它也是局部而不具备整体的含量。 　　但如果不以传统史学以人排列，把一部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篆刻史变质为书画篆刻家的“英雄谱”“花名册”“点鬼簿”的话; 那么，以近百年印学史、篆刻史的“事件”“史实”论，则一部西泠印社史所包含的容量，却大大高于名家的简单数量而呈现出整个近现代篆刻史的至少“半壁江山”甚至囊括大半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从事“西泠印社史”研究，则几乎涉及了百年篆刻史的大半内容。它几几乎可以等同近百年篆刻史的研究。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在对比、分析中国百年篆刻史的基本材料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在没有西泠印社这个因素之前，以篆刻家个人魅力号召天下领袖群伦的方式，吴昌硕、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都是一个个对等、并列的存在，吴昌硕的活动，在整个篆刻史中的所占比重是有限的，与黄、赵、齐相去不远的。即便是吴昌硕个人，在上海的活动如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会等的活动，在数量上也不亚于(甚至还超过)他在西泠印社的活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西泠印社”，一切都变了。以社团维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活动方式，迅速扩大或放大了吴昌硕及他周围的印学人士活动的影响，使它呈现出立体的、多元的、互动的鲜明特征——比如，以印谱出版、印泥生产、印社景点建设及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的固定格局，以及社团所拥有的凝聚人才、组织有形的优势，使西泠印社每一项举措在社会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远胜于一两个篆刻家(即使个人造诣是大师名家)设帐授徒或创作印谱所拥有的影响力。此无它，后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前者则是一种社会行为: 作为一部篆刻史，我们肯定更注重社会行为的价值并坚决将之列为历史的重点。 　　有如在书法史上的元代，赵孟与李倜的关系，赵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李，但若论历史则赵必居其上。类似的情形还有民国以降的沈尹默与白蕉，沈也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白，但沈尹默是历史人物而白蕉则是艺术名家。相比之下，前者是左右历史航向的舵手，而后者是历史在某一阶段的偶像——前者主动操控着历史，后者则受制于历史并被动地由历史来选择。那么，在近百年篆刻史上，吴昌硕与西泠印社，是属于主动操控历史的前一类型，而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则是属于被动地为历史所选择的后一类型。 　　于是，我们在赵、黄、齐的篆刻生涯中，看不到结社组团及出版、雅集、景点产业建设、乃至集体募金赎回《三老碑》的“大手笔”。赵叔孺在上海的社会活动中，绘画名声远大于篆刻名声，齐白石亦是如此。且赵叔孺与黄牧甫也是门生遍天下，赵氏更是有陈巨来这样的继领一代风骚的大门生，但若论在篆刻史上的大贡献，则除了卓绝的个人成就之外，其他则“乏善可陈”。作为艺术大师，他们当之无愧; 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意义上的篆刻领袖，他们并不是功勋彪炳的典范。甚至，当我们再深入地考虑这些篆刻家们在近百年间为中国印学史的观念培养、学科建设、理论转型、艺术创作意识的培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恐怕也难举出有历史意义的业绩。 　　但是，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内容或显性、或隐性地散落在每个历史阶段。在一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下，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以他们开放的观念、富于激情的行动、以及无意间的(或意识上未必很强但行为上却十分明显的)较强竞争心态、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近百年篆刻史——准确地说: 是在书法史、绘画史方面也堪称前驱——的时代新典范。它的具体内容，应该有如下一些: 　　(一)社团组织观念的在印学界被认同 　　自古以来，印章都是工匠的手艺活。无论是战国秦汉的印工，还是唐宋内宫鉴赏印的制作或官府将作监治下的工匠，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明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篆刻的兴盛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并有渐渐艺术化的趋向，但相对于书法家的文士身份与画家的院画御用身份或文人画的潇洒风度，篆刻家更像工艺美术家而不是文人式的书画家，它的“匠”的一面很难逃得过高高在上自诩清雅的文人士大夫的睥睨。由是，印社之设，大抵是类于工艺美术“行会”之类的功能，在学术上既无底气，所聚集的人员也没有天生的骄傲心态。历代印论中论刻印先讲求“六书”，必先宏论一番文字学在篆刻中的突出地位，其实正是这种“匠”所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但是，西泠印社四君子的倡导，却绝无“行会”的色彩。编印谱、祀先贤、雅聚名流士绅、切磋金石书画，极大地提升了作为“一技耳”的“匠”的篆刻在艺术与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层次。 　　至少在西泠印社中，篆刻家地位的从“匠”上升为“艺”，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是通过对篆刻艺术内容的梳理来完成对篆刻艺术王国的认同。大规模地出版、编辑高质量的印谱与印学典籍，以及对印泥、印具制作的深入研究，是此中的最成功之举。第二，是通过拉紧篆刻与学术、艺术之间的纽带来达到目的的。赎回《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将之置于孤山社址，是贴近学术(金石)之举，而举办“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是靠拢书画艺术之举。第三，是以每年春、秋两季雅集中名士如云、才俊辐辏的方式，向社会宣称篆刻艺术也具有足够的魅力汇聚关注的眼光，也是风流蕴藉、有着潇洒风姿的。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段，这三个要素都有着同样的作用; 而在后半段，则通过印学研讨会与每隔五年、十年的庆典活动(它相似于前期的雅集但在规模上远胜之)，还有各种专题创作与展览活动，使印社的活动品质与作为社团组织起来的能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与拓展。 　　(二)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作为颇近工艺的篆刻，在早期是“匠作”，即使在明清以降，具有了相当的审美品格，但在明清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仍然是附属，是配角。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从实用的记名“配角”转向同为艺术的书法、绘画的配角。文徵明的“我之书斋，多于印中起造”，代表了明清士大夫对于印章(篆刻)的典型看法——篆刻的钤红，是为配合书法或水墨画的黑白而专设的。虽然在篆刻家自身，钤编印谱、诗句印谱……似乎也在力求不依附于书画而有独自的世界，但在一个文化层面上，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动摇篆刻相对于书画的配角、依附地位。 　　而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以篆刻为主角的独立观念的崛起。出版印谱、编辑印学典籍、研究印泥制作，或在孤山社址上立二十八印人像，这些都不是依附的而是独立的、不是配角的而是主角的; 但还不仅仅如此。在雅集中，常常可见很有趣的一幕: 书画家挥毫泼墨，而篆刻家则专心致志地奏刀霍霍。办一个书画展，也专选“金石家(篆刻家)书画展”，仍不忘篆刻的独立身份。直到六十年代，也才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后加了一句“兼及书画”，书画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是“兼”而不是主业。其实，吴昌硕在上海是书画名声大于印学，但一到西泠印社，他绝对强调印人的身份。我想，百年间的印学社团大大小小，自娱娱人的不计其数，能像西泠印社这样咬住“篆刻”主体不含混不松懈且持续百年者，只怕是难觅第二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篆刻观念独立、主导的观念，正是通过西泠印社才有效地建立起来的。 　　(三)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以篆刻作为“一技”的立场，它本来是缺乏介入文化的能力的——相比于书画而言，它的能力本来就弱，在一个较狭小的领地里自我完善，已经令清末民初的篆刻家们捉襟见肘、束手无策了，再要去关心大文化的内容，实在是难乎为继。但是，通过“保存金石”这一宗旨所规定的渠道，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文化。王福庵、唐醉石等赴北京任铸印局“技正”，是以篆刻本分超越于篆刻的一种初试锋芒，而以吴昌硕为社长，带来了上海的书画家们联袂入社，共叙艺事，则是从篆刻本分进入书画的一种尝试——在吴昌硕去世之后，本来印社诸贤有推举继任者而推到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副会长哈(少甫)的动议，虽然因哈氏旋即谢世而未果，但至少可以看出，印社诸公并不认为请一个非篆刻家身份的名流来当社长有什么不妥。这，又表明印社并不以印自囿。至于吴昌硕等呼吁醵资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一则赎的不是印章印谱，而是一方汉碑(它不是篆刻含义而是金石书法含义)、二则赎碑募资时提供的是大量的书画作品而不仅是刻印，三则参与者有许多是社会名流而不仅限于篆刻家，都表明这更是一个从篆刻、印社起步，但最后落实到大文化层面上的举措。仅仅是单一的篆刻，范围狭窄，是既想不到这样去做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的。 　　对文化的介入，在50年代以降印社恢复时期，体现得更见明显。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庆之时，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北京及各地的文化界高层领导的名字，如郭沫若、陈叔通、茅盾、齐燕铭、傅抱石、沈尹默等等，这些文化名人都未必有过篆刻实践经验或不以篆刻为主业，但却都有较为宏观的文化把握力; 即使是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是典籍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学术专家，论文化形象远大于专业的篆刻形象，直至今天的西泠印社社长名册上有赵朴初、启功的大名，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泠印社虽然守住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底线，但历程百年，是具有足够的文化涵盖力的。 　　(四)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在清末民初之际，传统的篆刻作为艺术也还没有经过近代化的洗礼，这一点使它与绘画、戏剧、音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而与书法相近。但更大的问题是，与书法的被社会广泛认同相比，篆刻是一个更狭窄的所在——它的社会认同度更低，被关注、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小。从“篆刻”与“印章”混淆，实用与艺术混用的当时现实出发看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社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本来应该是不容易被理解，或至少发展艰难、不无孤独悲凉之感的。但事实上西泠印社的发展却是如日中天，如果除去抗日战争一段非常时期之外，西泠印社几乎都是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而并没有衰败之象，一个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社团，却保持着如此的发展势头，何也？ 　　在创社四君子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奥秘: 大张旗鼓地从事普及工作，以普及印学来推动印社的发展。 　　在创社诸君子中，编印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以及个人的私印谱已成风气。丁仁是四君子中的领衔者，他编成的印谱有《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数十种，王则有《福庵藏印》等约十种，吴隐最多，约辑成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如《遁庵秦汉古铜印谱》《二金蝶堂印谱》《缶庐印存》等将百余种。这些印谱的编成，又通过钤印或锌版印拓成谱，风行书肆，人人得而购藏，对于普及篆刻艺术可谓功莫大焉。可以说: 迄今为止我们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初年所能找到的印谱资料，除了一些个人拓谱流传数量极少之外，主要的应该就是这批数以千计的、当时署名“西泠印社”或“潜泉印丛”并且印制甚精的印谱。至于后来如有正书局也开始印行印谱，那是在20年代之后的事，其势头已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了。 　　除了印谱之外，印学著作的翻刻印刷，也是普及印学的一个大宗。叶铭的《广印人传》，合前此的清人三种《印人传》又增补近代部分; 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广收历代印学典籍达17卷25册，为我们提供了经过清理的印学古籍的基本资料框架。这些史料典籍的出版，对于知识的传播作用极大——把篆刻从“匠”的技艺层面拉出来，提示出它作为“学”的知识的学问的性格，是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的最独特贡献，在近代篆刻史中甚至直到当代，还没有一个印社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眼光。 　　至于如雅集活动的每年进行，印人之间的交流频繁，当然也是普及篆刻的最佳渠道，比起印谱、典籍出版而言更是一种动态的方式，而通过雅集聚汇各路从专家到初学者的做法，更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带有更大的引导时尚或流行的涵义。 　　(五)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西泠印社在孤山，一部近百年艺术史，总是由几个地域的“点”汇聚而成，比如绘画上的岭南画派、海上画派，又比如书法上的北京与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南北对峙——其他无论是同样强盛的粤、苏、津、陕、浙，在民国这38年间都无法与京、沪相比，这个相比不是指粤、苏等地没有一流的人才，而是指人才汇聚后所产生的能量与辐射力: 同样一个艺术家，在苏、浙就只能是偏安一隅，靠个人声望吃饭，而在京、沪就可能借助社会拓展力而扶摇直上。这个艺术家本身并没有变，但他所处的“场”变了。 　　近百年篆刻史的主“场”，显然是在西泠印社所在的杭州。尽管上海曾经是清末吴昌硕(刚)与赵叔孺(柔)双峰对峙的所在地，尽管在北京也已有陈师曾在前而齐白石在后，还曾有过从“冰社”到“圆台印社”的活动，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曾为社长的马衡，皆曾参与其中活动，尽管广东还有“天南金石社”等，连抗战后期避地重庆时，曾绍杰与乔大壮还在重庆成立过“巴社”……但篆刻之“场”仍然不得不落脚在梅妻鹤子的孤山。其实不止是民国这38年，直至今日，各地都有各种印社一百余，篆刻的协会组织亦复不少，但却还是人人关注西泠印社这个“场”，只有无知者还会雄心勃勃地想用自己与西泠印社试作抗衡，且即使宣称准备抗衡也决无成功的希望——这100年的历史，这全国各地汇聚的精英，还有这“与生俱来”的一泓西湖与孤峭优雅的孤山，如何是想要即能要得来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八乡绅具呈杭州知府钱塘知县意欲取孤山为西泠印社社址之时[2]，也许决计不会想到这是在为近现代篆刻史布点设场，是树起了一个地域空间的核心圣地。正是这个“核心圣地”的存在，使近现代篆刻史有了一个关键的依托; 篆刻家们也有了一个心理依赖的“对象”。在过去，皖派、浙派印风当然也是依托具体的地域而展开，但那只是一个流派聚集、生发的“点”，还很难说是整个近现代“历史”的核心圣地，而在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社址，却是一个百年时间之内的专业“中心地域场”，不但足可凝聚国内各地的篆刻人士，而且在海外如日本、韩国，也具有同样的魅力与功效。 　　(六)主导篆刻学术研究 　　直到民国为止，篆刻的学术研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这不仅是指艺术各领域都在努力完成从古典话语系统(如文论、画论、书论、曲论、乐论)向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的转型，如从“二十四史”模式转向近现代梁启超“新史学”开其端，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等继其后的新时代史学学术研究之时，篆刻理论却还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印论阶段，直到50－60年代以降，研究印学甚至还在使用古汉语及随笔方式而且全然没有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学术逻辑论证力量: 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篆刻学术研究的现代思维的养成。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篆刻学术研究的深度方面，由于缺乏研讨的平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对古玺的研究、对古印章形制的研究，都被归为金石考古学领域; 而对古印谱的研究，又是被作为文献典籍研究来对待的。而真正为篆刻界、印学界所认可的理论成果，则大抵是一些常识介绍之类的文字。如傅抱石、潘天寿均撰过《印学概论》、邓散木撰过《篆刻学》，大抵是梳理知识、使之条理化，但若论发掘的深度，则都还缺乏一种学术的力量。这表明，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史学方面或美学方面，都还是十分落后的、缺乏勃勃生机的。 　　西泠印社在前半期的活动，主要是立足于聚集资料文献的阶段。比如《遁庵印学丛书》《广印人传》的编印行世，及大批印谱的问世，皆是如此。五六十年代是印社恢复期，在80年代初，由于沙孟海社长的极强的学术意识，西泠印社开始定期主办印学研讨会并出版印学论文集。特别是逢五、逢十的社庆，依靠社中的专家学者社员的研究成果，西泠印社主办的全国、国际印学研讨会，都足以作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品牌，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正是由于西泠印社拥有这一学术平台，及又有出版社的业务便利，当今的中年篆刻理论研究家们也频频有佳作推出——有些著作本身就是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如《印学史》《历代印学论文选》等；有些著作虽不是由印社出版，但却是由印社社员担纲完成的，更有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是因为在西泠印社的印学研讨活动中受到启发才得以形成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在目前任何一个印学社团，都无法拥有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平台与学术推进力。对于近百年篆刻史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与条件。 　　(七)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在近现代篆刻史揭幕之初，在经历了徽、浙、皖诸家诸派的风云变幻之后，篆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轮廓仍然是不清晰的; 篆刻学术作为一个学科的构架仍然是不明朗的。许多篆刻家津津以“金石家”自诩，全然不顾“金石”与“篆刻”是两码事。许多印学理论家也热心于写些印论随笔，以为这就是理论的全部。篆刻资料的规模还未形成，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还严重不足，或散落各处，或零乱不成系统。但在当时，除了专业的博物馆之外，没有哪个机构能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而事实上，连博物馆这一形制也才发轫不久，许多大端还未有着手落实，区区篆刻印章小技，当然更不可能在关注的视野之中了。 　　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西泠印社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百年西泠的历史中，大规模收集、整理印学资料——包括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建社初期。以丁仁、吴隐为代表的西泠印社中坚，向印社捐献了大量珍贵的印谱与出版的新谱。比如吴隐一人即捐出各类印谱上百种计几百册，丁仁也捐出数十种。这是一次印谱资料的大荟萃。而正由于印社初创，因此创社诸公还捐出现款营造孤山景观建筑，比如“柏堂”“竹阁”“数峰阁”“四照阁”“凉堂”“仰贤亭”“石交亭”“宝印山房”“山川雨露图书室”“三老石壁”直到“还朴精庐”……此外，还为历代印人作造像如丁敬身、邓石如、吴昌硕造像，乃至刻丁敬像、二十八印人像、赵之谦像等画像。可以说，没有印社初创时期来自创社四君子及社会贤达的各方鼎力扶持，西泠孤山作为近现代篆刻重镇与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获得确认并有如此高的认同度的。 　　在经历了抗战与内战的动乱之后，西泠印社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恢复的历程。正是在这个时期，印社又迎来了第二轮捐献印学资料的高潮，其中印社社员张鲁庵个人捐献各种印谱400余种，印章1500余方，是为西泠印社的社藏作了奠基式贡献。400多部印谱中，有不少是极珍贵的孤本绝本，而印谱数量如此之多，又堪称是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可以说: 在近现代以来的百年间，张鲁庵的印谱收藏称得上是独一无二，这批珍贵资料归于印社，使西泠印社在50年代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文化界特别是艺术界聚焦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除张鲁庵之外，吴东迈也捐献吴昌硕所刻田黄印10余方，葛书徵捐献明清名家印43方，王家属捐献王印章356方，自然也足以作为西泠印社社藏的镇馆之宝。 　　第三次高潮，是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筹建之时。除了社员们为提高、丰富印学博物馆的藏品质量而纷纷捐献名品之外，印社还派员四处奔波，征购一大批珍贵的印章实物资料，从而使得中国印学博物馆这个中国唯一的专业博物馆，能够以最高水平的展品汇聚，反映出这百年印学研究的主要脉络与踪迹，从而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 西泠印社虽然历经百年而毫无衰败之象，仍然是中国印学、乃至国际印学的中心。 　　三次大规模汇聚印学文献与实物的举动，横跨了整整一个世纪。从每一次的汇聚与捐献、征集行为看，它都可能是孤立的、单向的; 但当我们把它置于百年史中观察，则它所含有的内在逻辑因果链，以及前后辉映的历史进程的价值，便立即显现出来。可以说: 这是近现代中国篆刻史的最精彩的一笔。它为新世纪进行新的篆刻艺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扎实的、无与伦比的新的起跑线。 　　——社团组织观念的被认同 　　——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主导篆刻艺术研究 　　——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以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这七项中的无论哪一项，比起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谱”“名人录”“点鬼簿”而言，不都集中体现出西泠印社在近现代篆刻史中的中心作用吗？试想想，近百年间，有哪个印社社团是有过这样的能量与作用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 研究西泠印社史，几乎就是在研究一部近现代篆刻史的大半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 　　四、西泠印社的大师巨匠们 　　一个贯串百年的艺术社团能得以持续，首先必然是基于有一批名家大师前仆后继戮力同心的艰苦奋斗。西泠印社当然也不例外。准确地说，不仅仅是例外与否的问题，而是西泠印社百年史向我们表明，它是以名家大师的前后承继为脉络的社团典范。 　　遍观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名家效应，我们大致可将之分为几个部分作分别叙述: (1)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这是以几位社长为标志的最高层级的范围。(2)西泠印社与学术名流，这是以学术(印学、古文字学或其他学术)为主导的一条线。(3)西泠印社与社会贤达，这是指有相当一个层面的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政界等等的名流士子，他们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才是印社中的篆刻名家。自然，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本来的职责，其实是毋须多论的。我们的讨论应该以前三类为主。 　　(一)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群 　　贯串百年的六位西泠印社社长，即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与启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书法篆刻界与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他们中的每一位的领袖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这是第一层次。至少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是如此。 　　副社长中，傅抱石、潘天寿、王个、方介堪、方去疾、诸乐三、钱君以及程十发先生等，也皆是公认的艺术巨匠大师。他们虽未必皆是在艺术与学术(大文化意义上)双擅者，但在各自的艺术创作领域中有着足够的威望与影响力，本来，他们也有足够水准作为“领袖级”的定位，但站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我们将之定在第二层次。 　　除此之外，四位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论贡献在印社堪称卓著，对他们的定位，应该介乎第一与第二层次之间。比如王，或可以其个人成就突显于时，而其他三位在文化界、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有限，故不得不置于第二层次。 　　吴昌硕是众口一辞的近代清末民初在书、画、印三栖均为首屈一指的大师巨匠。在这一百年之间，还没有人能超越或哪怕是抗衡于他的威力。而不限于个人成就，那么他的门生子弟遍天下，以及他积极与国外(如日本、韩国)艺术家展开交流，使他的名声遍及海内与域外。近代书画篆刻史上的吴昌硕，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还是一个观念超前的实践家: 广结社团、邀聚同人、又有那么多的门生，这样的气度，是同时代其他篆刻家所无法梦见的。不但是同时代，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远在东瀛的艺术家还以曾从学于吴昌硕风并以能将自己挂上吴昌硕谱系而荣耀，即可证明他的“法力无边”。可以说，在艺术界的当时，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个人成就高峰，也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威望、覆盖面与影响力。这，即是“领袖”的标志。 　　马衡是第二任印社社长。作为印人，他在创作上有《凡将斋印存》，后其子又辑《庐印稿》，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丁仁的《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即有咏马衡的专门诗作。在理论上，他有《谈刻印》发表于1944年《说文月刊》。但作为一个文化领袖，马衡的以下经历可能更令人关注: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抗战后期主持闻名中外的“文物大迁移”。至于其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注重实地考察: 如至新郑、孟津考查铜器出土地、至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地，至貔子窝、燕下都参与发掘；著有金石学方面的专著论文《中国金石学概要》《石鼓为秦刻石考》《中国之铜器时代》《戈戟之时代》《记汉居延笔》《新嘉量考释》等，是一个顶级的金石学大师。他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应该是应了“保存金石”这一宗旨，名至实归，并无半点生硬，相反还在吴昌硕的浓郁的文人士大夫气之外，平添了一种肃穆的学者风范的。作为“金石学”的大师，马衡无人可以比肩，那么作为一代印学领袖，马衡自有他的标志性价值。 　　张宗祥是第三任社长。早在青年时，张宗祥即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西泠印社社员经亨颐有金石之交，并于1908年首次参加西泠印社秋季雅集，结交吴昌硕，诗作中咏西泠八家的颇多。并有《张宗祥藏印选》《张宗祥印选》行于世。而他在1956年秋于浙江省人代会上提案恢复西泠印社，更是以个人之力为西泠印社接续了50年一脉香火，即此一点，他的对印社的奉献足可上攀四位创始人，从而成为西泠印社的中兴名臣。或谓他在印社的中坚作用可能更鲜明于马衡。而作为文化领袖，他在古籍研究、目录版本之学方面，更是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业绩。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图书馆长还只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 而组织补抄《四库全书》归藏文澜阁，手抄、校勘各种古籍如《国榷》108卷、《越绝书》15卷、《洛阳伽蓝记》30卷、《神农本草经》12卷、《论衡》30卷、《吕氏春秋校注》10卷，以及校补《明文海》等，乃至在晚年以亲自核抄的稀世善本古籍孤本2000多卷捐献浙江图书馆，皆可说是惊天动地、在古文献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的。此外，他在1919年所撰的《书学源流论》也具有在近现代书学方面开启新学、荜路蓝缕的功绩。如果说马衡作为第二位社长，是以金石学统领印学从而扩大了印学的视野的话; 那么张宗祥的功绩，则在于存亡继绝，并以版本目录文献之学的身份与地位，在推扬西泠印社的学术形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大作用。正是有了他的庇荫，印学家篆刻家们才有机会从事积极的“研究印学”活动。 　　沙孟海是第四任西泠印社社长。这又是一种不同于前三者的新的典范。他早在1928年即写出《印学概论》、至1962年又写出系统的《印学史》。此外，在创作方面有《兰沙馆印式》，在印学笔记方面有《沙印话》，又在论文方面有过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并获得崭新的学术结论。如1963年撰《印学的发展》、1964年撰《巴慰祖父子印谱》、1966年撰《谈秦印》、80年代后则有名声赫赫的《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所有这些在沙孟海的创作、学术生活中只是作为一个局部的“印学”，其实却体现出了明显的“专业”“职业”“主业”风范。于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学术范围更集中地圈定于“印学”，从而与“研究印学”的宗旨形成了真正的对接。这一点，是同样擅长学术的马衡、张宗祥，与不擅学术但诗文或篆刻创作极优的吴昌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仅仅看到沙孟海的“主业”是印学研究，或是他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双擅，还不足以领悟体察他的伟大。更关键的是在于，沙孟海是一个创新研究极为强烈的人物。在西泠印社八十大庆(1983)之际，沙孟海以社长之尊，又以一个学者大师的至高身份，毅然对长期以来以“金石”指代“篆刻”，造成“金石学”与“印学”混淆的传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3]，在当时也曾引起印社中老辈社员的不理解并且有过一些辩论。在现在看来，这种在印学学科独立的层面上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做法，的确显示了沙孟海作为一社之长的大师巨匠气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泠印社的专业印学家——区别于一般篆刻实践家，也不同于金石学家或一般学术家——的独特的熠熠光辉。在100年社史中，沙孟海的致力于篆刻学(印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的努力，是最为精彩的、无可取代的一笔！他不但是书法大师，也是使印学界当之无愧、足可比肩于同时代其他学科的真正的“领袖”。 　　赵朴初是第五任印社社长。作为中国的国家级领导人，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政治头衔本来未必能直接套用于像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团体，但当一个文化素质绝高，又是一代书法大师的重量级人物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而且是从原有的名誉职务转向实职(赵朴初是沙孟海任社长时期聘请的名誉社长)，这种在常理上很难想得通的范例，至少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是西泠印社在文化界的身份地位绝高，至少可与像中国佛教协会这样的社团并驾齐驱。第二，是一位已身兼要职的国家级领导人(是文人学者型的领导人)来眷顾西泠印社，又表明西泠印社作为“清流”的形象所在。赵朴初善诗、工书，一手苏体冠绝天下。他是一位享誉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务活动家。在就任西泠印社社长期间，他的确从关心《西泠印丛》的编辑事宜、并还捐款资助这样的小事开始做起，表明他作为社长的并不只是挂个空名虚位而已。但这些对一位国务活动家而言，当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业绩。与张宗祥的存亡继绝相近似，赵朴初的赫赫业绩，是在于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为西泠印社凝聚了几代人宿愿的“印学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主导性的大作用。今天屹立在孤山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作为国字号的、全国独一无二的专题博物馆，的确是连上世纪初的四位创始人也未能梦见的辉煌业绩。正是赵朴初的鼎力，圆了数代西泠士子的梦，从而使百年西泠印社史有幸获得了一块高大巍峨的学术的、专业的“里程碑”[4]。试想想: 有哪个印学社团，或更扩开去说，有哪个文艺社团，是像西泠印社这样拥有全国独一的印学专业博物馆的？ 　　走向新世纪，我们迎来了西泠印社的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 　　与已故的五任社长有一个共通点，是启功先生也是书画方面的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学术泰斗。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以及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表明了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精深造诣首屈一指、海内公推。而在学术上从一部厚厚的《启功丛稿》，还有《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启功絮语》《启功韵语》，或还有《启功论书绝句》甚至还有早年的注释《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的学术的一面。称启功先生的诗文是有“学术魅力”真是一点不谬，他的诗文平白诙谐，能道人所未道; 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又有着非同一般的严谨。启功先生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这又是一个应该被理解为“学界祭酒”的“领袖”级职务。他的欣然接受邀请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使百年西泠又找到了一杆历史的标尺。可以想象: 学术、业绩、身份、名望、地位方面都是国内外公认第一的启功先生作为一种历史空间定位，与西泠印社百年史的时间定位，一旦产生交叉，将会为今天的西泠印社带来何一种高度与何一等的机遇。并且，借助于启功先生在海内外的巨大的“领袖”影响、特别是身居北京首都的优势，西泠印社的活动，天然地会具备全国性的覆盖面并拥有国家级的高度。它对于我们继续谱写西泠印社新的百年历程，将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与意义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出发点。 　　梳理了六位西泠印社社长的情况之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的情况。 　　(二)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 　　作为一个整体，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不但对印社的贡献无与伦比，而且自己也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虽未达到“领袖”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名家特别是组织活动家，自有“领袖”们也无法替代的作用。 　　丁仁在西泠印社史的四君子中位列“班首”。几篇《西泠印社记》对四君子的排列顺序，或是丁、王、吴、叶(吴昌硕)、或是丁、吴、王、叶(呈钱塘县杭州府文)，王与吴的排序互有前后，但对丁仁居首则均无异词(胡宗成《西泠印社记》排列是叶、吴、丁、王，大约是依年龄而列)。之所以将丁仁排列领衔，至少有一个理由是极为充分的: 他出身世代书香。杭郡丁氏“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及“善本书室”，是当时钱塘文化界极重要的一个记录。而丁仁之祖丁申、丁丙在收藏古籍图书之时，也收得浙派领袖丁敬的印章72方，至丁仁之父丁立诚，又续收黄小松、奚铁生、蒋山堂及陈秋堂、陈曼生、赵次闲、钱叔盖的印章，先编成《西泠四家印谱》，后又增补各家印至500方，遂成《西泠八家印谱》。迄今为止，还是最权威的本子。丁仁刻印自辑《鹤庐印存》四册，足窥其铁笔涯略，丁仁集印除西泠八家印之外，兼集浙中印人的书法、文人画、尺牍、书籍等，显见得是一种文化的视角。至于他创立西泠印社之功勋卓著之外，还建造丁敬像、邓石如像，并刻印人画像等，还集拓《杭郡印辑》《丁丑劫余印存》等，又对商甲骨契文情有独钟，其甲骨文书联曾广为时贤所瞩目。此外，丁仁在上海还在印刷方面有煌煌业绩——欧体仿宋聚珍活体铅字的发明者，即是丁仁。中华书局出版《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所用的皆是这套字模。概言之，丁仁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在创社、集印、制谱又刻印这些方面，无愧为创社四君子之首，且许多贡献还具有开创性质。 　　王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中，是以地道的篆刻创作家享誉于时。若论创作而能进入近代印学史篆刻史，四君子中唯有王有开宗立派之功[5]。王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其父王同伯为光绪丁丑进士，历任杭郡各书院山长。王自幼承家学，喜篆刻，又与丁仁同事沪杭铁路局，再与唐醉石同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为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等，篆刻家而以职业为之，王在当时可称典范。也正是在印铸局之时，他与陈宝琛、陈叔通、罗振玉、马衡等皆为挚友，从而形成了王初创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个高峰。金潜庵办湖社有《湖社月刊》，王为顾问; 马衡等参与整理清宫内文物，王又与容庚、沈尹默、丁佛言共事其间。直到30年代，他由京返沪、设帐课徒，以铁线篆与浙派正宗面貌盛行天下，对已有的西泠八家印风，有存亡继绝之大功，而对于近代印风，则有开辟风气之力。特别是在40年代之后，由于吴昌硕、黄士陵、赵叔孺相继谢世，他成为当然的印坛领袖，其门生子弟遍布天下，北京有顿立夫、徐之谦; 上海有吴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秦康祥; 杭州有韩登安，可谓集一门之盛。在民国以降的百年间，能自成一军并且帐下名士俊彦如云的，除吴昌硕、赵叔孺之外，王是声势最大者。又加之他享高寿至81岁，长期生活于沪上而遥领西泠，有印社的体制在，自然也为印风与门派的强盛增色不少。此外，王用功极勤，存世印章也最多，仅《福庵印稿》存印在12000方左右，而他手订的自治印谱《麋砚斋印存》有20巨册，以80年的历史长度，几万方篆刻印蜕，表明王在篆刻界拥有四君子中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艺术宗匠的影响与威望。在100年印史中，是不会没有他的重要地位的。 　　叶铭与吴隐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均非书香出身，也没有朝廷功名。甚至，他们也还算不上一般意义上的“士子”——叶铭与吴隐，都是“刻碑”的工匠职业出身[6]，而刻碑的“刻工”，自然是无法跻入士林。但也正因为有一手刻碑的手艺，总是文墨艺事，故尔又能有机会“与诸君子游”，于是也才有可能在创办西泠印社方面作为中坚并且有足够的见识与手段。 　　叶铭在西泠印社初创时筹建“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其后丁仁、吴隐、王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铭则据守西泠，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40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铭之右。而他本人在40年间也不断钻研铁笔，有了大量的创作印谱，如《松石庐印汇》《铁华庵印集》《逸园印辑》，及手摹《周秦玺印谱》等。至于理论研究方面，叶铭不似王只关注古文字学部分而多作《说文部首检异》《麋砚斋作篆通假》之类，反而对文献检证与编撰花费了大量精力，从而体现出了相当的文人士大夫风采。比如，叶铭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是现存《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可谓是为印社史保存了最早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又编著《金石家传略》《说文目》《叶氏印谱存目》等，都是较为正宗的著述家风范。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辑《再续印人传记》以继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两先贤的著作，上起元明、下止近世，共得551人，后又增补50人; 其后又屡作扩展，共集得历代印人计1886人，合为《广印人传》16卷。可以说: 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叶铭的《广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在近代印学史中也无匹敌者。尤以一个刻碑为生的匠人而有如此学术业绩者，诚为大难事也，即此一项，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吴隐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创社四君子中也最特立独行。 　　作为以刻碑为业的职业工匠，吴隐有过许多令本行人艳羡的业绩，如《创建长山书院碑记》《葛府君家传》等，年纪轻轻即已在这一行中崭露头角。他还在21岁时与叶铭(也是21岁)合刻《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足见两人原有很好的私谊。吴隐在刻石方面另有一项创举，即是将古今名家楹联三百缩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风行于世，又适见出他是一个绝顶聪敏的才俊之士。从少年时家贫而在杭州碑铺学艺镌刻以求谋生，到自出新意刻古今楹联，又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在艺术上安分守己的人物。此外，他早早地就赴上海谋生，刻碑刻到大都市去，又见出他有着从商必需的精明头脑。故尔西泠印社在倡议与创办时，他是“由沪归”、“由沪遥通声闻，以张其事”，而叶铭是在杭州本地，一主一客，立场已有所不同也[7]。 　　吴隐刻印不多，好像也并不在意能否当个篆刻家。虽有《遁庵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但论印则未见出色。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创制优质印泥，为当时的印学研究风潮推波助澜，提供了一流的物质条件。“潜泉印泥”“美丽砂印泥”的成为名牌，自与吴隐的经商才能分不开。(二)创办印刷企业，出版了几百种名家印谱与古铜印谱，且质量上乘，广为时人所爱。又出版大规模的典籍《遁庵印学丛书》《遁庵金石丛书》，将古来的印学古籍“一网打尽”，普及印学功不可没。(三)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尤多，使西泠印社能有今天这样的景观建筑规模。而这三项，皆是印社四君子中其他三位所不拥有的业绩。从一个刻碑的工匠到拥有印社中最宏大的“文化产业”，吴隐以他出众的才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范例。 　　至此，对于创社四君子的煌煌业绩，我们大致可以作一归纳以清眉目: 　　丁仁有定位之功，王有标示之绩，叶铭有守护之劳，吴隐有联络之力。这四位名家，对西泠印社而言，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试想想: 即使是吴昌硕这样的大师，纵有通天之力，又岂能同时兼顾四者？ 　　(三)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 　　在有社长名衔的六位巨匠大师，和有创始人身份的四君子之外，西泠印社还有一大批热心社务，钻研印学的艺术家与社会活动家们。其中，有“副社长”身份的前辈们，如方介堪、方去疾、王个、傅抱石、潘天寿、钱君、诸乐三等，自然是此中的首选人士; 而另一些没有这一名分的，如张鲁庵、韩登安，尚健在的在解放前入社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又是此中的重镇。当然，像傅抱石、潘天寿、王个、诸乐三等都有刻印的记载甚至有印学著述的记载，但通常我们多以画家视之而不是以篆刻家视之，因此作为印社的“中坚”，可暂时置而不论，留待后议。而对于专以印学名于世的方氏诸昆仲、钱君与张鲁庵、韩登安或还有秦康祥、阮性山等，当然还有健在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当然应在我们首论之列。 　　先来看印社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方氏三兄弟现象。 　　据方去疾的回忆[8]，丁亥(1947)春温州永嘉方氏一门“亲戚兄弟五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在当时传为佳话”(《九十年的变迁——代序》)。五人为谢磊明(外舅)、叶墨卿(表兄)、方介堪、方节庵、方去疾五人。五人中方介堪与方去疾后均出任西泠印社副社长。这当然更是“佳话中的佳话”。 　　方氏三兄弟中，方介堪年最长，方节庵次之，方去疾最小，后二“方”为胞兄弟。方介堪自幼即以鬻印自给，20多岁赴沪，入吴隐在上海开设的“西泠印社”书肆任出版部主任。又投入赵叔孺门下专攻铁笔，后又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篆刻课。其印风也开始由博而专，对古玉印的印风进行了深入研讨，还辑《古玉印汇》及《介堪手刻晶玉印》，在上海时，几乎每年皆辑自刻印成谱。直至晚年深居东瓯，还日日治印不稍懈，故尔称方介堪为正宗的印人、篆刻家，是最恰当的定位。方节庵与方介堪为堂兄弟，亦同时由温州到上海，入西泠印社书肆学艺。而以印谱出版为最主要的业绩。其后，由于西泠印社书肆出版部吴熊无心此道，发展受到限制，于是方节庵于1935年自立门户，创办“宣和印社”，出版了《介堪手刻晶玉印》《谢磊明印存》《胡邻印存》《吴昌硕印存》《缶庐印存》《徐星洲印存》等，其中尤以《晚清四大家印谱》为最有影响。此外，宣和印社精制“节庵印泥”，也广为时人所推许[9]。可惜方节庵于1951年方39岁时英年早逝。与方介堪相比，方节庵显然不以创作见长，但他的出版印谱之精，制作印泥之优，却是斐声印坛的。方去疾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在解放前的西泠印社活动中，因为年龄他还不可能有所作为。1947年方氏三昆仲同时参加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之时，他也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但在后50年之间，方去疾利用他在出版社的专业地位，和在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中的影响与威望，不断组织各种篆刻专业创作活动与普及印学活动。比如他组织刻《农业学大寨印谱》，倡导简化字入印，汇辑《新印谱》各集，又精心编选出一部在80年代作为篆刻学习最权威的启蒙教材《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在持续不懈地从事篆刻艺术事业的40年之间，他几乎成了上海篆刻界的领袖，还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可以说: 方去疾的“后发效应”，使他在占地利之便、又取独擅之胜方面，比起方介堪、方节庵来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至少在中国篆刻史的20世纪80－90年代之际，若论篆刻的代表人物，是首先会想到方去疾的。 　　方氏三兄弟，或再加上谢磊明、叶墨卿，在中国100年篆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于我们去重新认识与发掘——只要看到三兄弟中除早逝的方节庵之外，其余二“方”在1978年双双当选西泠印社副社长，即可明了他们在印人心目中的威望。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性的存在，或可与建社初期的杭州高氏家族相媲美。杭郡高义泰绸布庄高家有六兄弟，世有“高氏三绝”之称，一是高时丰，善画松；二是高野侯，善画梅；三是排行第六的高络园，善画竹。其余四是高时衮，五是高时敬，也皆长于丹青。但一、二、六三昆仲皆为西泠印社中人，或为社员或为社友，于篆刻铁笔皆独步于时。如知名者有《乐只室印谱》《方寸铁斋印存》等，而各名家印谱中，高氏为序跋者又甚多，当然也是一个明确的“集团性”的存在。只不过相比之下，仁和高氏昆仲只是把自身的活动定位在文人风雅、铁笔自娱的层次上，而永嘉方氏则以弘扬、发展印学为己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重大影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永嘉方氏三兄弟明显地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再来看处于百年印社史中期的另一个“群体”——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中青年”群体。 　　早在1948年初，寓居上海的王福庵与门生子弟多有交流往还。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准备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四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王福庵闻讯大为高兴。遂确定名单，由张鲁庵提供印石与连史纸、印泥; 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 而由高式熊负责篆刻。其间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均由三人合力完成后交王福庵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定稿。《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中，除有社籍登录者外，还出现了一些于印社支持资助有贡献者的名册，共计有220方之多。应该说: 这是一份绝顶珍贵的、并且在40年代(即早于《西泠印社志稿》)即已成形的系统史料[10]。 　　50年代初，高式熊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基础上，又刻镌成一套以西泠印社景点名胜(斋馆楼阁)为题材的印谱，意在以景配人，相得益彰，取名曰《西泠胜迹印谱》，可见在上海，这个群体一直活跃在印坛上，尽管限于当时的时势，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大也罢。 　　除了刻成套的以西泠印社为主题的印谱之外，上海的这个“群体”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编撰《西泠印社志稿》。 　　早在印社开10周年成立大会的稍后，1915年之际，叶铭、丁仁、王即共同撰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共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志余”等，但此志编成后未及印行，原稿即告散佚。其后，叶铭曾编成过《西泠印社小志》，流传亦不广。直到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上海“群体”曾共同整理原有资料，终于由秦康祥执笔，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西泠印社志稿》。共分六卷: (一)志地，(二)志人，(三)志事，(四)志文，(五)志物，(六)志余。卷前有王高足吴朴双勾赵之谦书风“西泠印社志稿”六字，孙智敏作序，后有王与秦康祥二跋。从《志稿》所涉的内容来说，当然不可能是1947年才入社的张鲁庵、高式熊等青年才俊们所能经历与把握的。且张、高等均热心篆刻自身的内容，不太注重文字材料与文献; 而秦康祥却是于文字文献有特殊的嗜好。他虽然也是1947年入社，却一直承担着文献整理的许多工作。比如刻《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边款所刻的人物传文字，即是由秦康祥任其职的。且秦氏作执笔时，叶铭也寓居上海，“晨夕盘桓、备闻绪论，缘是尽读社中金石文字”(《志稿》跋)。有这样的条件，秦康祥在王、叶铭二翁的指导下编成的这一部《西泠印社志稿》，自然有较高的可信度。当时的上海“群体”中，除王、叶铭外，应该列出姓名的有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之外，或许还有孙智敏、吴朴等。而方氏昆仲虽然当时也在上海，但因为是与吴隐、吴熊等交往，身在西泠印社上海书肆(或自办宣和印社)，却反而未能参与这一群体，尽管方氏昆仲也是在1947年丁亥由王、叶铭介绍入西泠印社的也罢。 　　上海有一个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又有王指导的“群体”之外，在杭州，也有一个同出于王之门的“群体”在活动。这个杭州“群体”的努力，直接导致了西泠印社后50年的兴旺发达。它的核心人物，是韩登安与阮性山、沙孟海。 　　若论入社时间，韩氏昆仲韩登安与韩君左，是早在1933年时即加入西泠印社。早岁学徒，得叶铭与高野侯指点，从17岁开始即每年辑成《登安印存》持久不衰，直到1933年，才赴上海拜王为师。但由于年辈关系，王一直不以弟子视韩登安。由于学徒时有过工艺的积累，故韩登安在印钮、边款方面都有独创。而在印文方面，他以说文篆入印，而独以大印多字为胜，1979年行世的韩登安刻《毛主席诗词刻石》印谱，每印刻一首诗，共计35印，最多每印要刻114字; 如此绝技，恐怕当世难觅第二人。 　　韩登安是在40－50年代之间，由于西泠印社主持乏人而成为总干事的。当时王、叶铭等因抗战避居上海，社长马衡又远客京师。在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必须有人主持，故有沙孟海先生在《西泠印社85周年碑记》中所述: 是“马先生远客京师，韩登安先生以总干事处理日常社务”。在抗战结束后几年战争之时，韩登安竭尽全力，在1947年补行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出了大力。此后又是解放，一段时间内西泠印社被禁止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56－1957年之际，才又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而改由政府直接领导。当时成立筹委会共有成员七人，张宗祥、潘天寿、沙孟海、陈伯衡、阮性山、诸乐三、韩登安，又以韩氏充秘书之职，具体主持印社日常事务。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泠印社才会在1963年的60周年大庆之际重新展现出煌煌大国气象，从而真正为篆刻史作出了存亡继绝的历史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为韩登安的社史经历作一概括: 作为一名老社员，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这两个印社正处于停顿、形同虚设甚至面临解散或自然消亡之关键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凭着一己的努力，又广泛联络同道，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奔走呼号，尽心尽责，这才保住了西泠印社的一脉香火。从而使西泠印社再次走出困境，走向一个蓬勃的未来。而韩登安自己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恢复印泥制作生产，又专心刻成《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这部印谱以“志地”而足以与高式熊镌刻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志人”相辉映，从而成为西泠印社中期在篆刻创作方面的“双璧”。 　　此外，在当时的杭州“群体”中，除政府派出的领导干部如王树勋等作用也很大之外，沙孟海是以学术形象介入西泠印社——几次大活动，都指定他担任主讲，如著《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如撰述《印学史》，如在吴昌硕印章捐献西泠印社时重点谈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如社庆六十周年时承担“篆刻艺术的源流及其发展”的报告题目；而阮性山则在联络各处动员向西泠印社捐献文物书画、丰富社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根据现存资料，在韩登安这个“群体”中，无论涉及印泥生产、筹备社庆、恢复景观等甚至发展新社员，还是争取领导支持、递交各种申请报告诸方面，一定会有几个人的身影。韩登安以外，沙孟海、阮性山、诸乐三、朱醉竹等，皆是此中的核心人物。相比之下，张宗祥、潘天寿等要么是德高望重的老辈，要么是身居要职，虽有兴致却无暇分身; 相比之下，总是以这个工作班子为实务而有具体的工作成效。 　　讨论完方氏三兄弟、上海群体与杭州群体之后，我们还想提出一个于西泠印社后50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并不是社长理事，甚至也不以篆刻开宗立派，与印社的社长、创始四君子们也没有个人的渊源。但正是这位社员，对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后的六十周年大庆直到今天的印社建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最至关紧要的大作用。这位社员，就是张鲁庵。 　　穷毕生精力，这位杭州“张同泰”药行、益元参行名号的贵公子只钻研印学，除了自己亦攻铁笔，有印谱传世之外，他以个人之力收聚购集的古印谱达460多种，所收藏的古印章也有1500余方。其中传世最珍贵的海内孤本印谱，即不下十数种。在他暮年时即有将印谱捐献国家之愿，经过西泠印社长老曹漫之等的多方协调，这批印谱与古印终于在1962年由上海送至杭州，入藏西泠印社。由张鲁庵遗孀叶宝琴遵其遗愿捐献印社的，共计秦汉铜印305方，名家印作1220方，印谱433种约2000余册，其中明代精拓印谱与各种孤本、善本等，约有33部200余册。印谱的捐献事迹在海内外被争相报道，从此，“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又多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录: 印谱所藏天下第一。我们完全可以想到: 有着一个风景秀雅的孤山社址，有着一批海内外堪称一流的名家大师，有着100年的社史记录，如果缺少一流的收藏，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现在，张鲁庵以他的无私捐献，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缺项，这又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情怀与壮举！ 　　眼见得在政府领导下，西泠印社从萧条走向辉煌，大有希望。在此之前，吴东迈、王个向西泠印社捐献了吴昌硕的画41件、书法35件、篆刻32件、手写诗稿2本、手刻端砚1件、生前用物48件、诗集版片279块，作为对1957年成立的孤山吴昌硕纪念室陈列品的展示、兼纪念吴昌硕诞辰120周年。一时间，社中诸贤无不奔走相告，各种捐献鱼贯而至…… 　　这就是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有这样一批无私奉献的社员，西泠印社无往而不胜！ 　　同样地，有一批领袖级名人出任社长，有像创社四君子的精诚合作的业绩，还有一批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求酬报不求闻达的社员，西泠印社100年的社史是怎么被谱写至今的，其中缘由不已经是一清二楚了吗？ 　　五、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名人 　　与社长们、创社人与中坚人物们对西泠印社的大贡献相比，还有许多热心之士的作用，在西泠印社史研究中也不可忽视——如果说: 领袖级大师与中坚力量们的努力，是从篆刻艺术内容或西泠印社社史内部着手的话，那么许多文化名人、政府官员等的热心襄赞极力推助，则不妨被看作是来自西泠印社社外的提携与声援。一个西泠印社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是有篆刻界与文化界的支持作为支撑的。而篆刻史本身也还不是孤立的，它又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界)来加以支持与定位的。看不到西泠印社史100年历程中来自社外、篆刻界之外的支持与声援，我们就不能说是具有真正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视角的。一部西泠印社史，不应该少却这些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的名字。 　　(一)西泠印社史中的学术名流 　　与篆刻作为艺术的学科定位相比，“学术”主要是指非艺术创作的那些内容。比如古文字、古文献、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学等的内容。通常而言，与篆刻艺术创作紧密相连的篆刻艺术或印学理论，当然也不应该被主要包括在我们这个“学术”之内，而最多不过是点缀而已。 　　据此看来，则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本来即是学术中人。他除了有《凡将斋印谱》《庐印稿》以示篆刻家的身份之外，更多的业绩却是地道的学者派头的。撰《中国金石学概要》，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对汉魏石经用功最深，于石鼓文、度量衡、铜器研究均有新发明，又从汉代简牍上溯古典书籍形制而撰有《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此外，还为抢救清代大内档案收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力独多，在任职北大时还兼图书部主任，古迹古物调查会(后又改名考古学会)会长; 其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先任古物陈列馆长，1932年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并非一个艺术家所能胜任的。作为一个学者的马衡所拥有的形象，远胜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即使是在谈篆刻时，马衡也仍然不失一个纯正学者的风范，比如他在《说文月刊》(1944)上发表《谈刻印》一文时，即明确指出: “余尝闻之人曰: 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视金石学矣。”在讨论篆刻时却如此地扬金石学之学问而抑刻印之技艺，显见得骨子里有一个学者意识在发挥强烈作用。拥有像这样的学术眼光，再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我以为不但不会导致篆刻创作价值的被忽视，相反还会极大地提升篆刻艺术应有的品质并予它以一个恰当的定位，这就是学者的功用。 　　张宗祥当然也是此中的佼佼者。精于典籍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增补抄存使之“完璧”立下汗马功劳，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作为一个学界名流，他的书法篆刻只是一种“余技”而已。这样的定位当然使张宗祥更贴近于学界本色而不同于一般的篆刻艺术家。那么相对而言他更近于马衡而不是吴昌硕。 　　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期，印社社员中能以学者称之的，如黄宾虹、经亨颐、陈伯衡、葛书徵、马一浮、邵裴子等，皆各展所长，以学术立身，于印社的社会影响与地位的建立功莫大焉。 　　黄宾虹在现在，是被当作伟大的画家来对待的。但在民初30－40年代之时，他的山水画并不被时风认可，而他主编《美术丛书》三集共数百卷，撰写《古画微》等理论著作，甚至自己编印《宾虹草堂藏古玺印选》之类，却是被时贤反复称颂的。其中，尤以黄宾虹发起并参加“南社”志在反清的政治态度以及与名流志士的结交; 以及他在上海时报、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期间，编印《国粹学报》《神州大观》等所拥有的影响; 还有他执教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北平艺专、国立艺专的经历与桃李遍天下的声势，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学术功底深湛的文人士子的黄宾虹。在西泠印社中，黄宾虹应该是一个于古玺印有深厚研究，但同时又具有深广的学术交往的一代学界、艺界名流。这与单纯的以篆刻为专业的社员相比，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在四君子看来: 他还是“槛外人”，但却是有分量的、受人尊重的“槛外人”。 　　经亨颐亦是“南社”社员，早岁即能治印，参加西泠印社也很早。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教育。留日回国后即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又兼任校长并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再赴国民政府任教育行政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但这些后兼的学校教职都不足以概括经氏的教育成就。他的行踪中最为关键的，一是任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务长与校长，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浙江聚集了李叔同、夏尊、陈望道、马叙伦、姜丹书等教师，又培养出了如陈建功、潘天寿、丰子恺等优秀人才。二是创办上虞春晖中学，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如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夏尊、丰子恺等，成为当时文化人聚集的名校。以至于当时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社会声誉。由是，作为民国初年由政治家转为教育家的一个典范，经亨颐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 　　陈伯衡在解放后的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与60周年大庆筹备委员会中有记载，但过去对他的生平经历一直语焉不详。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他是官场文牍方面的专门高手。又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专员、浙江省通志馆通纂、浙江省文管会委员。他的学术，主要集中在金石学特别是碑版之学方面。有《历代篆书石刻目录》《枫树山房帖目补编》《金石述闻》《两浙碑碣志》《石墨楼金石见闻录》等，而其功力最深的，则是碑版拓本“黑老虎”方面的造诣，可称得上是两浙地面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对地域文献中记载的摩崖书迹，屡以地方志乘及笔记等先作印证，再亲临考察，每有新的心得，而不同于一般耳食之徒。民国时余绍宋编《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依靠陈伯衡的支持，每期皆刊发他的“石墨楼藏拓”，连载数月仍不消歇，曾被传为艺林佳话。故尔陈伯衡很早即加入西泠印社，在50年代之所以出任西泠印社筹委会委员，想来应该也是基于这个金石碑版之学的理由而不会是篆刻艺术创作或印学研究的理由——它是学术的、而不是艺术的。 　　葛书徵是平湖世家，祖传“传朴堂藏书”家业，内分“守先阁藏书楼”与“爱日吟庐书画楼”两部分。后日益增扩规模，藏书达到40万卷，其中宋版书，孤本善本书籍约有4000多种，其父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儿女亲家，故商务印书馆刻印之书，每取“传朴堂藏书”为之，于此可见平湖葛氏的威名。至于其藏书画，由名画家陆廉夫整理编目，亦有两种目录传世。有这样的典籍与书画收藏，于印章收藏自然也是一个大项。葛书徵在印章收藏方面的规模，可以以他所辑的六种原钤印谱为证。1925年辑成《传朴堂藏印菁华》12册，后又辑成吴让之赵之谦所刻的《吴赵印存》10册，1939年又与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等合辑成著名的《丁丑劫余印存》20卷，计273家1900方印，后在1944年又与胡淦辑成《明清名人刻印汇存》12卷，这些印谱均为选印精工、钤拓精良、装订精美的传世名谱，作为一个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葛书徵的典籍收藏、书画收藏特别是印章收藏，堪称是无与伦比——与吴隐等出版印谱是借印编谱不同，葛书徵的印谱均出家藏而无重复之例，这一点是尤为珍贵的。60年代初，年已老迈的葛书徵还向西泠印社捐出明清名家刻印43方，其后，葛氏夫人又将“传朴堂”所藏吴昌硕刻田黄印数方再次捐献印社，表现出一个老社员的崇高风范。考虑到葛氏自己不擅刻印而只是集拓印章，我们也将之归为广义上的学术范围中一并论列。 　　马一浮是一代国学大师。在西泠诸学子中鹤立鸡群，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者。马一浮精研佛理、淹贯典籍，又寓居西湖广化寺，专事攻读文澜阁《四库全书》，此外，马一浮又曾赴上海习英文法文，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办《翻译世界》，再赴美国、日本、德国，大量攻读西方名哲的经典著作，还自学拉丁文、西班牙文等，成为一个博通七国文字、又精于各国哲学历史的超一流学界泰斗，梁启超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沙孟海推为“现代中国硕果仅存的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儒”。传世著作，有《泰和会语》《宣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濠上杂注》《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等，且以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四学(玄、义、禅、理)自许。即以其所涉范围，已是宏大无比，一般人断然无法企及; 倘再要论其深邃洞明，则更是超乎侪辈，从而成就一个盖世无双的马一浮。马氏在民国时期隐于市，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西泠印社，则交往契厚者为李叔同与丰子恺。而在西泠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筹备印社六十大庆之时，在张宗祥、韩登安、阮性山、沙孟海们讨论事宜时，也时时可窥马一浮热心参与的身影——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身影，是西泠印社亟需要的一种特殊的身影。 　　邵裴子作为西泠印社老社员，外界知之不多。其实他早即中举，又公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国后任浙江高等学堂教习、教务长、校长，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在浙江教育史上，他是以创办浙江大学而被载入史册的。作为教育界的元老，他又有藏书与藏印的嗜好。藏书宏富，后捐献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 而藏印则全部由后人捐献浙江省博物馆。建国后，邵裴子以地方文化领袖的名份参加西泠印社活动，以其声望崇高，而为印社贡献甚多，特别是在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到60年代举行社庆期间，协调省市领导与西泠印社的关系，求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等等方面，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故在当时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初，是以张宗祥、马一浮、邵裴子合称“湖上三老”，是以他们为年长的一辈，而以韩登安、阮性山与沙孟海、诸乐三为较后的一辈的。 　　印社六十大庆以后直到世纪末的40多年之中，学术界的名流大师仍然不断加盟印社，使西泠印社的学术氛围得以进一步持续与发展。比如罗福颐、谢稚柳、商承祚、徐无闻、顾廷龙、郭绍虞、陈从周等已故社员，皆在学术界有着鲜明的学术形象与专攻范围。如罗福颐在印谱学与古玺印学方面、谢稚柳在书画鉴定与书画史方面、商承祚在古文字学方面、徐无闻在春秋战国文字方面、顾廷龙在典籍与图书馆学与目录版本之学方面、郭绍虞在古典文学批评史与诗话词话研究方面、陈从周在古代园林建筑方面，无不是顶尖的学术领袖一代权威，他们曾经活跃于西泠印社的身影，与社长中如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及启功先生等相呼应，使西泠印社拥有了一个学术的铜墙铁壁。可以说: 只要学术不倒，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在历史上就不会倒。 　　在西泠印社的百年史中，还有一些学界名流，是未有正式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的身份，但却由于各种关系而与西泠印社有过联络或往还的。据社史记载: 早期西泠印社史中，有王国维、鲁迅、余绍宋、杨守敬、朱孝臧、李瑞清、沈曾植、冯君木等，还有一位外国闻人印度泰戈尔，中后期的学者则有郭沫若等文化界的大师名流。他们的学术活动中都有关于西泠印社的记载，对我们而言，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兹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王国维。王氏为一代学术泰斗，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曾在寓居上海时到过西泠印社，是近代学人中较早关注西泠印社者。他与印社的缘分，大约应该与他置身于上海文人墨客之圈有关系。他还为西泠印社留下过一首诗: 是为陈豪(止庵)所作《西泠印社图》作题。【壬戌】 　　踏弩飞云事事新，行都社事记纷纶。 　　如今百技都消歇，管领湖上归印人。 　　把臂龙泓共入林，缶翁图像写倭金。 　　何由更复吾邱魄，湖水西泠深复深。 　　估计应该是在沪上或杭州期间，应友人约为此图作题。在当时，许多并不专攻篆刻的大学者们，都因此而留下了咏西泠印社的篇章。比如李瑞清题“遁庐”，沈曾植作“缶翁像赞”，朱孝臧作“《西泠印社图》咏”，冯君木作“与诸子会饮西泠印社”等，皆属此类。兹各引诗句如下: 　　李瑞清题“遁庐”: 　　天地有正气 山水函清晖 　　集文信国谢康乐句，戊午十一月清道人 　　沈曾植作“缶庐像赞”: 　　缶庐之画， 发挥其诗， 诗度他方， 　　未绣弓衣， 画合天倪， 云垂涛泻， 　　安吉一灯， 分光日下， 怀铅和墨， 　　人人家家， 不会翁诗， 践尔乃差。 　　金容，我来自东，苦铁为铜， 　　铅泪在胸， 攻金朝仓， 筑亭王震， 　　注视翘勤， 礼翁若圣。 圣阿弥陀， 　　邻洞炳然， 代身阳迈， 长侍佛前。 　　朱孝臧也有咏《西泠印社图》: 　　微闻汉印关兵象， 心尽雕龙老斫轮。 　　留得西泠干净土， 家风梦篆有斯人。 　　冯到过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他有两首记实诗，颇具史料价值: 　　与李霞城(镜第)、赵芝室(家荪)、陈玄婴、叶叔眉(秉良)、胡君诲(良箴)、何秋荼、家仲肩(堪)、王幼度(积之)会饮湖上西泠印社，林亭水石，布置绝胜。赋诗记之。【壬戌】 　　五步林亭十步楼，真堪席作敖游。 　　婵嫣佳境心能造，离合山光目与谋。 　　弹指空中思往日，题名石上贺兹邱。 　　习池会饮都非偶，潦倒清尊惜白头。 　　湖上杂诗，孤山瞻吴缶庐遗像: 【己巳】 　　良金范象孤山陲，手掬寒泉一荐之。 　　忽忆小楼灯皎皎，茗瓯清对夜阑时。 　　杨守敬也是一代学宗，他在上海与吴隐有交往，还为陈豪的《西泠印社图》作跋: 　　山阴吴石潜精篆刻，……尝以其秦汉印选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辅之结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余旧友陈君兰洲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作诗文，倚装书此志之，宣统元年五月十一，杨守敬。 　　之所以不厌其烦详引这些诗文，首先当然是基于作者的身份: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开山，在甲骨文、上古史研究方面，独步百年，后无来者，而于哲学、美学、词学、中国戏曲史、文字学等，都有开创性的建树。李瑞清曾为两江师范学堂总督，是创办新教育的开风气者，又以遗老身份在上海，以书法名家。沈曾植为清季大儒，在西北史地、音韵训诂、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之学及乐律之学皆有一代宗师之称。冯君木()是沙孟海的老师，一手汉魏风格的古文享誉沪渎，在1925年即组上海修能学社任社长，诗文皆为时所称。至于杨守敬，更是于北碑书风极有钻研，在日本掀起北碑旋风，被称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而编《古逸丛书》，撰《日本访书志》，皆是于古籍目录版本、金石考据舆地之学极有贡献的大家。朱孝臧则为一代词宗，其《村丛书》和精湛的词学研究，包括整理词籍与创作词篇，都是词学界的泰山北斗。有这样的一个学术群体在关注着西泠印社，当然是印社介入学术界的重要标志。 　　其次，关注这些诗文的理由，还在于它们本身牵涉的内容。比如李瑞清、沈曾植、王国维、朱孝臧、杨守敬，个人的题诗反映出不同的角度——朱孝臧与冯君木是契交，而沈曾植、李瑞清则是与吴昌硕的私人关系。冯君木又是与吴昌硕交友极密的、甚至是他介绍年轻的沙孟海投师吴氏门下的。至于杨守敬，与沪上的文人集团有些往来但不密切，故尔显然稍稍隔了一层，反倒是由吴隐而了解西泠印社。此外，大抵对西泠印社的题录，是针对陈豪的《西泠印社图》而作的题咏。陈氏为杭州人，是应丁仁之约画成此图的，时年68岁。画时正逢印社初创两年之后。《西泠印社图》后并有金蓉镜、胡、吴昌硕、程兼善、金鉴、盛庆蕃、张祖翼、金尔珍、高保康、章澍等题咏。有如高时丰(存道)所言，“印社会集很多，不胜枚举，均有记录，当以此卷为最先”。那么，把此卷携到上海，请　　

Edward Yang

作者：  (美)约翰·安德森著;侯弋飏译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有关对电影潜力认识不足的话题，现在不必引申开去；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说的话，在此也不必重复。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就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杨德昌最好的作品已经跨越了地域和时间的藩篱，成为无论从哪一面攀登顶峰的登山者都要依赖的指向标（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术语）。 约翰·安德森编著的《杨德昌》完全是依照美国人的观念写就的。我不是亚洲人，对亚洲电影也没有特别的造诣。但对于研究杨德昌电影来说，我的缺点也不失为一种优势。杨德昌在美国生活了很久，因此他的作品也表现出美国、美国文化及美国文化碎片的影响。对于杨德昌电影的观众来说，辨识扬基队棒球帽的符号学意义和广泛的共鸣，与了解中国人儒、释、道的传统思想同等重要。一起来翻阅《杨德昌》吧！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

作者：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1998

简介：　　目录 张国焘 徐向前 陈昌浩 王树声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二画 丁园 丁楷 丁子高 丁甘如 丁世方 丁先华 丁先国 丁先德 丁纪才 丁武选 丁国文 丁国钰 丁荣昌 丁思林 丁宪法 丁彩光 丁维山 卜万科 卜盛光 三画 干炎林 于侠 于桑 于韬 于江震 万汉江 万成章 万海平 万海峰 万德坤 马骏 马文波 马文海 马再生 马有明 马志选 马启海 马良骏 马忠全 马宗凯 马选泰 马保平 马清峰 马琮璜 马道清 马澄清 四画 王允 王兴 王进 王进 王均 王枫 王明 王波 王相 王俊 王透 王烜 王浩 王谦 王强 王煊 王燮 王力方 王才宏 王才金 王才定 王才贵 王大华 王大旺 王大学 王万金 王万祥 王义元 王义昭 王之刚 王子良 王子纲 王子宜 王夫同 王夫凯 王天明 王元和 王云清 王太诚 王友成 王友钧 王友德 王巨金 王少怀 王少真 王少清 王日新 王长先 王长德 王仁兴 王文生 王文吉 王文章 王文模 王心学 王心勤 王正进 王正祖 王世仁 王世远 王世怀 王世明 王平章 王占金 王汉斋 王必成 王吉文 王吉功 王吉祥 王西元 王成寿 王尧中 王则先 王传训 王传野 王仲琪 王兴中 王兴友 王发明 王安夫 王远芬 王志仁 王志恺 王志凯 王志廉 王秀松 王佑华 王佑林 王伯川 王伯新 王近山 王宏志 王宏学 王宏坤 王宏祥 王良太 王其全 王其康 王直哲 王卓玉 王国佐 王明礼 王明坤 王明宣 王明祥 王贤宜 王泽卫 王治福 王宗应 王定国 王定烈 王宜亭 王诚汉 王建刚 王建安 王建南 王承先 王春生 王政柱 王荣澍 王奎先 王贵德 王思炎 王泉媛 王祖营 王勇成 王振全 王振亚 王振华 王振祥 王根培 王恩厚 王效亭 王海廷 王海清 王海清 王继初 王培吾 王银山 王崇国 王清生 王维舟 王维聪 王道喜 王焰青 王新兰 王新亭 王福明 王霁初 王德元 王德安 王德连 王德贵 王德润 王德清 扎喜旺徐 尤太忠 车厚桥 毛大海 毛正初 毛和发 毛挺芳 毛普安 凤元义 凤玉奎 文彬 文正龙 文建武 文革德 文盛森 文德胜 方明 方强 方震 方子翼 方升普 方文举 方玄瑞 方礼瑞 方永乐 方乔南 方运炽 方应月 方应全 方明胜 方忠加 方忠顺 方忠敬 方忠舜 方官富 方建忠 方思发 方思德 方炳仁 方效忠 方继如 方敬焱 方毅华 方耀南 尹先炳 尹进富 尹良太 尹良汝 尹宪贵 巴方廷 邓岳 邓才文 邓义山 邓天珠 邓天福 邓少东 邓仕均 邓仕俊 邓永耀 邓廷壁 邓国军 邓昌德 邓忠仁 邓锐铃 孔凡立 孔庆同 孔庆德 孔俊彪 五画 甘元景 甘近池 甘良仁 甘良发 甘思和 甘思宽 甘济时 左叶 石新 石世友 石世忠 石生财 石志本 石忠汉 石和伦 石理会 石德银 龙鸣 龙光瀛 龙道权 卢仁灿 卢从珠 卢仕盛 卢永彬 卢兴明 卢言文 卢炎文 卢南樵 卢洪海 卢洪源 卢祖炎 卢燕秋 叶声 叶明 叶大枝 叶永松 叶成焕 叶成湖 叶光宏 叶行旺 叶志立 叶志雨 叶志崇 叶来礼 叶启文 叶宗伟 叶宗振 叶建民 叶崇本 叶道友 叶道志 叶道武 叶道勋 叶德恩 申平 申昌义 田文举 田长华 田守尧 田贤成 田国章 田厚义 冉泽 冉正全 冉在恒 冉光普 冉南轩 白玉生 白崇友 乐军 乐和伢 兰方瑞 宁贤文 冯仪 冯小田 冯元洪 冯仁恩 冯丕成 冯有灿 冯先林 冯先卓 冯先望 冯传宝 冯伦奎 冯福友 冯福铭 皮定均 边沿钻 六画 匡继学 邢绍孔 吉开达 权卫华 成少甫 成仿吾 毕占云 吕杰 吕云峰 吕仁礼 吕兆宣 吕作松 吕黎平 年鸿才 朱光 朱明 朱士焕 朱大林 朱友德 朱仁勤 朱火华 朱以柱 朱玉山 朱玉学 朱玉康 朱世声 朱业奎 朱亚伦 朱兆林 朱良才 朱叔平 朱忠利 朱金同 朱金畅 朱金紫 朱泽益 朱绍云 朱显桃 朱炳成 朱致平 朱涛民 朱家霖 朱祥武 朱鼎生 朱潘显 先国华 伍万 伍云甫 伍宏毅 伍奉朝 伍坤山 伍国仲 伍能光 伍瑞卿 伏全斌 伏得凤 任荣 任难 任天贵 任玉洪 任寿武 任玮璋 任思忠 任炳煌 任道先 任耀芳 华全双 华克功 向荣 向守全 向守志 向建廷 全兆瑞 邬兰亭 邬贤跃 冰野 庄田 刘义 刘飞 刘丰 刘杞 刘坚 刘何 刘英 刘坤 刘昂 刘型 刘琦 刘凯 刘寅 刘震 刘士吉 刘士奇 刘士清 刘大礼 刘大传 刘大坤 刘大煜 刘万长 刘义华 刘义惠 刘子才 刘开源 刘天贵 刘元义 刘元清 刘元奎 刘少文 刘文金 刘文蔚 刘文震 刘正北 刘仕香 刘汉雄 刘必正 刘记春 刘永全 刘永康 刘发枝 刘发意 刘西清 刘光烈 刘庆松 刘兴元 刘廷术 刘廷树 刘廷班 刘传根 刘华春 刘华香 刘华清 刘自双 刘兆华 刘兆瑞 刘名榜 刘庆忠 刘庆南 刘远臣 刘护平 刘志坚 刘志超 刘芳义 刘连福 刘伯新 刘希平 刘应启 刘良善 刘述刚 刘述忠 刘贤润 刘国鼎 刘昌毅 刘明金 刘明曼 刘明盛 刘明鉴 刘忠惠 刘金轩 刘泽沛 刘治国 刘定书 刘定根 刘诚光 刘建伦 刘绍文 刘栋勋 刘思盖 刘炳华 刘炳富 刘振国 刘晓山 刘健挺 刘海清 刘家谷 刘继明 刘理运 刘培基 刘清云 刘朝佐 刘雄武 刘辉儒 刘善福 刘善德 刘瑞龙 刘鹏旭 刘新权 刘福香 刘福胜 刘静生 刘德才 刘德义 刘德夫 刘德利 刘德贵 刘德海 刘镇一 刘澄清 刘鹤孔 刘赞洲 刘×× 齐勇 关叔衣 江明 江波 江波 江涌 江一华 江一真 江大愚 江子英 江汉东 江竹溪 江寿田 江求顺 江求浩 江应西 江贤玉 江彩伯 江鸿海 江腾蛟 汤子成 汤先寿 汤德文 安东 安志敏 安登榜 祁克邦 许昌 许士赐 许升长 许世友 许世明 许军成 许纯号 许金彪 许草春 许继慎 许×× 阮成怀 阮得成 孙光 孙士应 孙书祥 孙玉清 孙汉言 孙永康 孙光洪 孙传学 孙仲德 孙克民 孙怀宣 孙怀堂 孙运光 孙启贵 孙英武 孙洪道 孙继先 孙继争 孙超群 阳震 阳协堂 阳自碧 牟正茂 牟慈帆 七画 扶元贤 扶廷修 芮波 花尔中 严朴 严光 严政 严大芳 严长春 严有德 严似海 严尚林 严宗三 严昌荣 严家安 克明 苏风 苏民 苏新 苏大元 苏井观 苏光明 苏焕清 苏德洪 苏毅然 杜彬 杜彪 杜万荣 杜义德 杜长天 杜少亭 杜本连 杜本润 杜发树 杜华义 杜青平 杜雨生 杜国平 杜昌甫 杜泽洲 杜海林 杨白 杨兴 杨军 杨林 杨珊 杨挺 杨森 杨大易 杨大猷 杨天放 杨中行 杨中洲 杨文武 杨文忠 杨文保 杨立夫 杨以山 杨玉成 杨正元 杨正操 杨世荣 杨东生 杨业华 杨业奎 杨仕荣 杨仕福 扬永广 杨吉林 杨光龙 杨光明 杨兴华 杨兴国 杨志雅 杨克武 杨克明 杨秀昆 杨余厚 杨宏明 杨启轩 杨启焕 杨良第 杨国才 杨国夫 杨国宇 杨国先 杨国喜 杨明山 杨学礼 杨学海 杨宗毅 杨春于 杨春华 杨春晖 杨荣华 杨树华 杨思明 杨健生 杨家德 杨继武 杨梅生 杨朝礼 杨银声 杨焕民 杨焕章 杨焕章 杨喜明 杨植亭 杨晴轩 杨富云 杨锡光 杨燕堤 杨耀清 杨×× 李一 李白 李发 李亚 李成 李艮 李轩 李际 李明 李肃 李荣 李勃 李特 李基 李琳 李锐 李耀 李三金 李干辉 李士怀 李大清 李万芝 李万华 李子成 李子金 李井泉 李开芬 李开道 李开湘 李天远 李天佑 李天纯 李天忠 李天焕 李天锐 李天勤 李天德 李元兴 李云武 李云香 李少元 李少清 李少清 李中一 李中权 李中泮 李长如 李长林 李长燕 李凤友 李文江 李文安 李文进 李文斌 李文模 李书全 李玉书 李正清 李世安 李世怀 李世奎 李世桢 李世焱 李布德 李平三 李平章 李占彪 李业梁 李业雄 李立雄 李永春 李永洪 李永悌 李皮刚 李发应 李地山 李亚田 李有庆 李成芳 李成清 李光夫 李光华 李光华 李光前 李先忠 李先念 李先甫 李先茨 李传元 李华安 李全春 李名正 李庆柳 李庆雍 李齐声 李次华 李兴发 李兴弟 李兴程 李红先 李戒迷 李孝元 李志英 李连祥 李秀森 李伯钊 李伯选 李迎希 李兑钦 李泛山 李怀忠 李宏茂 李纯文 李其华 李林枝 李枝义 李卓然 李国山 李国厚 李国策 李明先 李明道 李昂茨 李忠泰 李鸣岐 李鸣珂 李凯国 李和生 李金元 李金德 李法意 李泽凯 李学先 李学传 李学寿 李学宽 李定灼 李定忠 李绍德 李承柏 李春生 李春林 李春霖 李荣桂 李映光 李思禄 李香恒 李保仁 李洪元 李洪章 李屏仁 李勇文 李振亚 李振兴 李致远 李润堂 李家齐 李家俊 李家益 李培基 李梯云 李盛才 李崇禧 李彩云 李隆兴 李景文 李景瑞 李摄宽 李锦云 李新国 李溪石 李聚奎 李德友 李德生 李德安 李德明 李德奎 李德恒 李德彪 李德堂 李馨诚 李×× 李×× 来显烈 来显流 来显焱 吴杰 吴忠 吴展 吴彪 吴毅 吴干才 吴大明 吴大胜 吴子太 吴云山 吴长泰 吴文斗 吴文说 吴正华 吴世安 吴世昌 吴世宗 吴仕宏 吴仕智 吴仕峨 吴立斌 吴永达 吴永光 吴永康 吴有卿 吴成甫 吴光浩 吴先元 吴先宗 吴先保 吴先胜 吴先洪 吴先恩 吴先继 吴先楚 吴先筹 吴先聪 吴传山 吴传保 吴传德 吴传懿 吴华夺 吴华高 吴行正 吴后样 吴克华 吴克栋 吴钊统 吴伯川 吴国璋 吴林友 吴林焕 吴昌炽 吴忠泰 吴鸣鹤 吴岱朝 吴金陆 吴宝山 吴宗先 吴诚忠 吴珍明 吴荆赤 吴荣正 吴保才 吴信行 吴恒寿 吴振挺 吴席伢 吴家凤 吴家龙 吴基荣 吴焕先 吴绪太 吴维井 吴维谷 吴维周 吴维荣 吴维益 吴维基 吴维儒 吴敬行 吴朝祥 吴新甫 吴尊让 吴富莲 吴瑞山 吴瑞林 吴盖瑞 旷继勋 邱阜 邱大兴 邱大银 邱兴国 邱勇前 何丁 何均 何明 何畏 何九仁 何子友 何子成 何云峰 何太阳 何长工 何文发 何正文 何正清 何正德 何东家 何兰阶 何立池 何存志 何光宇 何光辉 何传修 何延振 何华章 何兴义 何寿堂 何运德 何志远 何志余 何志聪 何雨农 何明智 何柱成 何保书 何信德 何莲芝 何莲梅 何海洋 何祥如 何继海 何曼秋 何辉燕 何德庆 何德林 何耀题 何耀榜 余金山 余积德 余元 余明 余雄 余天云 余天生 余文化 余本政 余立贵 余成章 余成斌 余伦文 余伦咏 余孝礼 余克勤 余述生 余昆白 余定礼 余品轩 余笃三 余信会 余洪远 余娃子 余家寿 余趾林 余道钧 余登田 余登钱 余嗣贵 邹丰长 邹丰明 邹功凯 邹国厚 邹俊亭 邹洪盛 邹善芳 况玉纯 闵学胜 闵鸿友 闵敬德 汪易 汪乃贵 汪少川 汪心明 汪印宗 汪立进 汪加申 汪成功 汪光元 汪光恩 汪兆西 汪庆植 汪如意 汪运祖 汪作清 汪应中 汪忠华 汪明国 汪治国 汪宗情 汪荣山 汪荣华 汪迺荣 汪厚友 汪禹宗 汪洪清 汪烈山 汪烈清 汪家训 汪家道 汪维裕 汪尊友 汪奠川 汪登科 汪瘦剑 汪德寿 汪德沛 汪德海 沈本义 沈先夫 沈传赞 沈保荣 沈泽民 沈振东 沈海庭 沈家祥 宋文 宋俊 宋烈 宋万林 宋文德 宋世永 宋志霖 宋侃夫 宋金标 宋治民 宋承志 宋洪志 宋维舟 宋维栻 宋献璋 张云 张文 张明 张迪 张忠 张凯 张波 张荣 张俊 张竞 张海 张祥 张甦 张毅 张一虞 张力雄 张才千 张才珠 张万鸿 张广才 张广恩 张义德 张子义 张子英 张开基 张天云 张天伟 张天恕 张云晓 张友周 张友亮 张长兴 张长运 张仁初 张仁俊 张介民 张文西 张文德 张方明 张书田 张玉清 张玉鉴 张正田 张正朝 张世海 张世焱 张世谦 张世盖 张世魁 张本科 张四季 张生先 张令彬 张立山 张立朝 张汉丞 张汉卿 张吉厚 张芝芳 张百生 张百春 张有荫 张达善 张成台 张成毅 张光寿 张廷发 张传成 张传根 张行忠 张兆泉 张江霖 张池明 张汝光 张兴福 张如屏 张远斌 张孝迁 张志勇 张克彬 张秀山 张体学 张希锦 张应学 张怀礼 张宏元 张宏盛 张良德 张英礼 张雨滴 张贤元 张贤约 张国传 张国安 张国坚 张国良 张国学 张明汉 张明伦 张明远 张明远 张易元 张侠生 张金朝 张金雄 张受荣 张泽礼 张治家 张学文 张宗华 张宗胜 张宗逊 张宗耀 张定贤 张定朝 张宜步 张宜爱 张建中 张绍东 张绍基 张绍喜 张春森 张荣森 张荣福 张南生 张显扬 张思德 张贻祥 张炳兰 张炳吉 张炳南 张祖谅 张卿云 张益信 张海林 张家凯 张通思 张继怀 张培荣 张盛宝 张逸民 张琴秋 张智理 张登克 张瑞田 张献金 张新胜 张新福 张福山 张福庭 张福庭 张静波 张竭诚 张震东 张德全 张德贵 张德信 张潮夫 张儒宏 张×× 陈宏 陈奇 陈奇 陈波 陈科 陈钦 陈桂 陈竞 陈益 陈祥 陈彬 陈康 陈赓 陈群 陈赞 陈大义 陈大国 陈久安 陈小屏 陈子周 陈子望 陈子谦 陈云祥 陈友寿 陈少猛 陈少清 陈长兴 陈仁常 陈文彬 陈正洪 陈世钧 陈世道 陈龙义 陈仕富 陈尔云 陈立义 陈发洪 陈再道 陈西之 陈光才 陈则凤 陈先泰 陈先瑞 陈自岗 陈庆先 陈庆华 陈兴山 陈兴建 陈守信 陈安民 陈安海 陈远吉 陈志方 陈克明 陈伯钧 陈伯禄 陈伯穉 陈佟矩 陈应兵 陈应寿 陈怀高 陈启华 陈初杨 陈其通 陈国礼 陈明义 陈明江 陈明池 陈忠宝 陈金台 陈金钰 陈炎清 陈浅伦 陈学柱 陈宗坤 陈定侯 陈宜贵 陈绍荣 陈绍清 陈春甫 陈春堂 陈修坤 陈保青 陈美藻 陈前圣 陈炳意 陈挽澜 陈真仁 陈桂清 陈海山 陈海松 陈家柱 陈家贵 陈继寿 陈继武 陈继周 陈崇礼 陈绪润 陈智才 陈登荣 陈锡联 陈锦秀 陈新盛 陈福初 陈福章 陈增连 陈德三 陈德生 陈德跃 陈鹤桥 陈履谦 陈耀元 邵式平 邵烈坤 邵清双 八画 武杰 武万志 武传圣 幸元林 幸世修 苗宗元 苟天普 苟元书 苟友贵 苟在松 苟成富 苟先良 苟先学 苟纪明 苟学祥 苟耀德 范陀 范希更 范朝利 范朝福 范景香 范新友 林伟 林彬 林乃清 林开征 林木森 林友章 林月琴 林英安 林英谷 林英俭 林承祥 林柱中 林树松 林思和 林保成 林恺成 林桂森 林培松 林维权 林维先 林维钧 欧阳辉 欧阳毅 欧致富 卓雄 明玉山 明波成 易乃贵 易云均 易文洮 易汉文 易良品 易绍成 易迺有 易继明 易德高 罗云 罗云章 罗长波 罗仁全 罗文进 罗文志 罗文启 罗文叔 罗玉琪 罗世文 罗汉章 罗礼银 罗圩政 罗戎疆 罗成云 罗传鼓 罗华明 罗寿林 罗克连 罗希林 罗亨洲 罗应怀 罗青长 罗若遐 罗国德 罗明远 罗明勋 罗明健 罗明高 罗明银 罗明焕 罗明富 罗学华 罗宗盈 罗绍义 罗绍金 罗南辉 罗厚福 罗映臣 罗映青 罗炳刚 罗炳辉 罗家镐 罗梦刚 罗维清 罗舜初 罗斌虎 罗登元 罗福祥 罗碧均 岳心广 岳如云 金刃 金赤 金仁先 金世柏 金绍山 金荣功 金荣华 周彪 周维 周黎 周大鹏 周子昆 周天庆 周仁平 周化德 周文君 周文祥 周世忠 周世珍 周世觉 周丕君 周丕德 周东屏 周加伦 周吉可 周光坦 周光策 周汝功 周安富 周志坚 周时源 周希汉 周应凯 周纯全 周纯麟 周畅昌 周明仁 周明松 周明国 周季方 周学义 周绍城 周春山 周厚福 周洪坤 周狷之 周益华 周骏鸣 周萌文 周绪璜 周维邦 周维炯 周越华 周新林 庞永俊 郑重 郑毅 郑大林 郑与恒 郑义斋 郑友生 郑文荣 郑文烈 郑本炎 郑执德 郑自强 郑行齐 郑行瑞 郑如意 郑志芳 郑位三 郑其贵 郑国仲 郑泽吾 郑前学 郑维山 郑植煌 郑新民 宗国治 官宗礼 官俊亭 官楚印 郎献民 居德仕 居德来 屈志统 孟克 孟永福 孟传清 孟芳洲 九画 封俊 项志平 赵杰 赵俊 赵群 赵镕 赵大孝 赵义京 赵仁山 赵月光 赵文进 赵玉环 赵正刚 赵正洪 赵本全 赵兰田 赵永清 赵仲凯 赵华轩 赵次吾 赵安泰 赵佛山 赵良明 赵林枝 赵国威 赵明才 赵明恩 赵承丰 赵承忠 赵显正 赵炳伦 赵炳安 赵凌波 赵基金 赵基梅 赵彩银 赵湛如 赵遵康 赵箴吾 赵鹤亭 郝毅 胡图 胡底 胡哲 胡三术 胡大荣 胡山宗 胡云龙 胡少先 胡玉金 胡正平 胡世安 胡立声 胡立信 胡汉生 胡永春 胡加旺 胡有贵 胡光祖 胡光耀 胡传护 胡华居 胡兴傲 胡远传 胡克槐 胡青山 胡英荣 胡英荣 胡奇才 胡贤才 胡贤贵 胡国钧 胡明政 胡学美 胡宗万 胡定千 胡定发 胡定武 胡绍山 胡柱先 胡炳云 胡祝三 胡祥仁 胡继成 胡继亭 胡盛文 胡清章 胡裕文 胡锡烺 胡绵第 胡鹏飞 胡嘉宾 胡德润 柏阳初 柯柏园 查子清 查玉升 查炎林 查国桢 柳志杰 钟山切 钟文法 钟正义 钟立彬 钟行忠 钟芳荣 钟美科 段中玉 侯礼堂 侯国祥 侯金龙 侯泽远 俞少纯 俞荣华 昝明德 昝绍南 饶子健 彦鹏 施正福 施传银 闻盛世 姜钟 姜玉坤 姜正芹 姜仕安 姜立清 姜启化 姜绍宏 姜振海 姜焕绚 姜镜堂 姜德尧 洪礼 洪涛 洪有道 洪学智 洪美田 洪益万 洪善维 祝世凤 祝永兴 祝守金 胥光义 姚克 姚先发 姚寿华 姚运良 姚志修 姚保明 姚家华 姚家芳 姚德智 贺健 贺长清 贺志山 贺德斋 十画 秦云 秦为宝 秦仪华 秦光远 秦传厚 秦华礼 秦贤安 秦贤海 秦昌福 秦定国 秦春文 秦祖如 秦祖珍 秦泰山 秦基伟 秦道贤 秦遵耀 袁彬 袁渊 袁力先 袁天禄 袁化荣 袁汉铭 袁永庆 袁成汉 袁光焱 袁芳菊 袁克服 袁作舟 袁宏华 袁良惠 袁学凯 袁学鑫 袁厚双 袁皋甫 袁登厚 耿飚 耿子英 耿协丰 耿锡祥 聂凤炎 聂凤智 聂国先 聂洪国 莱真 莫异祥 莫春和 桂干生 桂步蟾 桂伯炎 桂绍忠 桂绍彬 桂恩桥 桂尊农 贾彪 贾本维 贾守仁 贾安潮 贾克国 贾歧鸣 贾绍华 夏克 夏云飞 夏云超 夏世文 夏邦华 夏如银 夏启仁 夏学清 夏前远 夏祖盛 夏泰易 夏益善 夏继平 夏德义 顾士多 顾汉臣 顾登友 柴宗孔 柴洪儒 柴维德 晏仲平 晏高寿 晏绪伦 晏福生 钱钧 钱信忠 倪兴中 倪志亮 徐彬 徐斌 徐璂 徐士凯 徐广礼 徐广顺 徐广梓 徐子清 徐云圃 徐长勋 徐文烈 徐以新 徐书宏 徐正昌 徐世义 徐世贵 徐世奎 徐仕贵 徐立身 徐立清 徐加生 徐邦新 徐再先 徐百川 徐光友 徐传实 徐行德 徐远英 徐远模 徐志贞 徐志春 徐体山 徐应忠 徐其孝 徐其坤 徐其海 徐其虚 徐其新 徐贤才 徐国夫 徐国泰 徐明乐 徐明德 徐金树 徐朋人 徐育山 徐学万 徐承勋 徐绍华 徐绍恩 徐荣华 徐相田 徐胜洲 徐高金 徐海东 徐海珊 徐继荣 徐梦书 徐盛礼 徐深吉 徐绪奎 徐斌洲 徐锡山 徐源强 徐德友 徐德先 殷国洪 殷荣坤 殷福成 翁子扬 凌霄 高林 高昆 高峰 高鹏 高立忠 高汉楚 高先贵 高兴普 高志荣 高志厚 高克文 高言成 高明顺 高明德 高京山 高建中 高建斗 高绍先 高厚友 高厚良 高厚祖 高继贤 高敬亭 高德华 高德财 高德奎 高德洪 高德清 高德勤 高德锦 郭炳 郭天民 郭从金 郭世昌 郭有模 郭进祖 郭步宜 郭启珠 郭启焰 郭述申 郭卓辛 郭国言 郭醉北 席汝林 席舒民 唐凯 唐天际 唐元田 唐成海 唐仲明 唐廷治 唐全弟 唐兴盛 唐克新 唐伯庄 唐青山 唐国忠 唐明春 唐荣华 益平 涂学忠 涂学渊 涂通今 涂锡忠 涂锡道 浚乐国 陶勇 陶越 陶玉璋 陶怀德 陶国清 桑吉悦希 十一画 黄刚 黄岩 黄河 黄超 黄群 黄士发 黄万德 黄子根 黄开群 黄天汉 黄中炳 黄仁廷 黄介人 黄火青 黄书荣 黄正平 黄本仁 黄白初 黄立清 黄永胜 黄光霞 黄志党 黄志勇 黄克浪 黄作军 黄应龙 黄宏伸 黄英九 黄英祥 黄述生 黄明甫 黄明铎 黄泽湘 黄学义 黄建中 黄绍余 黄树仁 黄思彦 黄思深 黄昭元 黄彦斌 黄祖华 黄祖清 黄振棠 黄高宏 黄继甫 黄崇礼 黄清友 黄绪南 黄朝兴 黄鹄显 黄登忠 黄锦思 黄耀华 黄耀宗 黄耀南 萧方 萧延 萧克 萧玉华 萧永正 萧永纲 萧永贵 萧永继 萧永智 萧永银 萧邦宁 萧全夫 萧志功 萧志贤 萧良书 萧选进 萧彬杉 萧新甫 萧新槐 萧福祯 萧德明 萧德新 梅光荣 梅宏华 梅盛伟 曹鼎 曹大骏 曹广化 曹天平 曹日昌 曹丕堂 曹西康 曹达兴 曹光南 曹里怀 曹学秀 曹学楷 曹思明 曹家庆 戚先初 戚怀培 龚山云 龚占庸 龚树林 龚炳章 龚堪彦 盛元忠 盛世坤 盛修铎 盛梦吾 常毅 崔建勋 崔继芳 符必玖 符先辉 符向一 康立泽 康克清 康荣生 康烈功 康海生 康家礼 阎廷明 阎廷泰 淳杰 梁天喜 梁仁芥 梁从学 梁玉洲 梁业坤 梁光明 梁庆芳 梁次冰 梁旷生 梁镰生 寇庆延 寇奎甫 尉家成 十二画 彭辉 彭上坤 彭玉兰 彭永清 彭传清 彭合朋 彭志海 彭明启 彭宗义 彭绍辉 彭清良 彭敬轩 彭瑞珍 彭嘉庆 彭德轩 彭×× 葛廷贵 葛明旺 葛忠仁 葛海仙 葛海洲 葛能义 董光永 董兴谱 董志常 董国禄 董俊彦 董洪国 董振堂 董家义 董家安 董富先 董德洪 蒋开印 蒋克诚 蒋国钧 蒋宜贵 蒋群麟 蒋德富 韩义良 韩卫民 韩文吉 韩世福 韩东山 韩先良 韩先楚 韩步奇 韩国祥 韩明柱 韩金城 韩振江 韩家松 韩家富 韩继祖 韩继能 韩绪生 辜宗庆 景伯承 喻杰 喻本立 喻新华 程平 程坦 程明 程勇 程浩 程鹏 程熙 程九章 程子文 程子华 程正鑫 程世才 程世清 程业棠 程永贵 程再当 程寿国 程怀山 程怀友 程怀龙 程怀和 程怀朗 程启文 程启光 程启波 程金荣 程泽峰 程绍山 程绍祥 程荣耀 程昭续 程悦长 程清正 程登志 程新芳 程翰香 程儒珍 傅钟 傅科 傅习抗 傅习松 傅元必 傅长寿 傅文杰 傅志文 傅林标 傅昆言 傅凯南 傅绍甫 傅绍瑞 傅春早 傅家选 傅继忠 傅崇碧 傅德昌 焦玉山 焦福兴 储云 储余 储士明 诸精益 舒少 舒宁 舒从善 舒玉章 舒传云 舒传贤 舒竟舒 鲁加汉 鲁家修 鲁瑞林 鲁嘉焱 曾韬 曾广泰 曾广澜 曾日三 曾中生 曾传六 曾旭清 曾庆良 曾庆息 曾纪奎 曾明谦 曾绍山 曾昭烈 曾宪池 曾振仁 曾继富 曾常仁 曾新泮 温玉成 游正刚 游树臣 谢良 谢正荣 谢邦选 谢扶民 谢甫生 谢忠良 谢治国 谢学福 谢海泉 谢家庆 谢祥军 谢维德 谢富治 十三画 靳斗祥 蓝侨 蒲大义 蒲万兴 蒲友山 蒲光荣 蒲国恩 蒲明海 蒲奉芝 蒲春阳 蒲荣钦 楚大明 楚凤梧 赖毅 赖光勋 赖仲生 赖际发 赖尚林 赖国安 雷震 雷玉书 雷绍康 雷德弟 简国湘 詹彪 詹才芳 詹才焱 詹大列 詹大南 詹少联 詹化雨 詹以才 詹以贤 詹谷堂 詹梦雨 詹道生 詹道奎 詹焰清 鲍英 鲍辉 鲍长禄 鲍先志 鲍启祥 阙启普 窦克难 十四画 慕容楚强 蔡杰 蔡奎 蔡威 蔡简 蔡天坤 蔡长元 蔡仁年 蔡申熙 蔡宏安 蔡泽礼 蔡定金 蔡炳臣 蔡济璜 裴凯 裴寿月 鲜明 鲜春 鲜才文 鲜富文 廖辉 廖开诚 廖仁先 廖业棋 廖赤见 廖忠诚 廖宗佐 廖承志 廖绍财 廖政国 廖炳国 廖海涛 廖家付 廖鼎祥 廖弼臣 廖登清 漆开元 漆先玉 漆先保 漆远立 漆远志 漆远航 漆远渥 漆雨元 漆叔甫 漆昌沦 漆明华 漆承龙 漆德伟 漆德武 谭子银 谭友夫 谭永华 谭守贵 谭知耕 熊挺 熊九思 熊大海 熊少山 熊玉坤 熊立臣 熊发庆 熊邦赞 熊再先 熊先天 熊先春 熊志生 熊作芳 熊应堂 熊国炳 熊国祺 熊明高 熊金波 熊受暄 熊厚发 熊海清 熊家林 熊家鸿 熊绪光 熊敦同 熊登钦 熊登亮 熊德臣 熊德成 熊德安 十五画 樊学文 黎光 黎光 黎萍 黎正祥 黎本益 黎时中 黎武忠 黎映霖 黎锡福 滕发玖 滕海清 颜东山 潘同 潘峰 潘焱 潘广宽 潘子乾 潘友清 潘凤楼 潘幼卿 潘传品 潘自力 潘阳泰 潘寿才 潘寿德 潘明成 潘忠汝 潘河瑜 潘皈佛 潘家万 潘遐龄 十六画 操球 薛占才 薛卓汉 十七画 戴重 戴业强 戴克林 戴克杰 戴克明 戴克敏 戴季伦 戴季英 戴觉敏 戴朝仁 魏正禄 魏传弟 魏传统 魏孟贤 魏朝晖 魏新涛 十八画 翟道文　　

作者：  

出版社：

简介：曹程良主编的《曹程良杨氏太极拳三十九式(附光盘)》介绍上海体育宫太极拳教练曹程良先生集数十年修炼杨氏太极拳之心得。主要包括：太极拳重要理论须知；修炼太极拳队强身怡性养性方面的益处；杨氏太极拳三十九式名称顺序；关于杨氏太极拳三十九式图照的几点说明、动作分解机动作要求等。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topology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作者：  汪容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数学物理中的微分几何与拓扑学》以理论物理文献中常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微分几何与拓扑学（涉及代数拓扑与微分拓扑）近几十年来有深刻意义的重要发展。这些发展与理论物理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全书分三个部分。第1部分介绍有关微分流形的基础知识，包括外微分形式、斯托克斯定理、弗罗贝尼乌斯定理、流形上张量的微分运算、黎曼流形和复流形等。第2部分讨论微分流形的整体拓扑性质，包括同伦性质、同调性质、德?拉姆上同调理论、陈省身发展的纤维丛理论和纤维丛示性类理论。第3部分对指标定理和四维流形的性质作了较深入的探讨，着重介绍了阿蒂亚一辛格指标定理如何具体应用于四种经典椭圆复形，如何应用于杨振宁-米耳斯场（y-m场）而给出瞬子的模空间的维数。在此基础上，又介绍了唐纳森的一个深刻的定理及其证明的思路，并扼要叙述了弗里得曼和陶柏斯等利用唐纳森这个定理获得的重要结果：4维欧氏空间r4中有不止一种，甚至不可数的无穷多种互相不微分同胚的微分结构。这与n≠4的rn只有唯一的微分结构有着重要的区别，从而引起理论物理界的重视。 　　《数学物理中的微分几何与拓扑学》可作为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科研人员参考。

杨振宁传

作者：  江才健著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

简介：　　 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 　　 杨振宁是一个精彩的人。不仅在于他对20世纪物理学的贡献，还在于 　　他非典型的成长环境，在于他在战乱期间的西南联大所受到的世界水平的 　　本科教育，在于包括费米、泰勒在内的国际顶级物理学家对他的教诲，在 　　于他在那个时代非常罕见的家庭教育背景――他的父亲是第一个获得芝加 　　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于他和杜聿明将军的女公子杜致礼半个 　　多世纪的美好婚姻，在于他年逾八旬终又找到年龄相差54岁的“甜蜜的天 　　使”…… 　　 杨振宁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名声远超过了人们对他的实际贡献了解的兴 　　趣，但对于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这种了解的缺失势必对客观完整评价杨振 　　宁是不利的。 　　 《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的作者江才健先生，历经四年时间写 　　就本书，其中有一年多在美国，对崔曼、佩斯等物理学家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采访。江才健先生是另一位伟大的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传记的写作者 　　，有着较高的科学素养，这些艰辛的工作，让这本传记达成了科学家传记 　　最困难的一点：描述了杨振宁的数学和物理兴趣及风格的形成，对杨振宁 　　的研究工作做了精当的阐释，同时，这本书力求言必有据的信息采集，也 　　超脱了大多数传记不自觉的文学性的煽情倾向。也因为如此，杨振宁自己 　　评价这本书，开创了用中文写科学工作者传记的新纪元。 　　 《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不仅记录了杨振宁的学术生涯、科学 　　成就，也描绘了他的家国之思、儿女之情。由于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特殊 　　地位，这部传记也是20世纪物理科学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众多物理学家 　　都在其中绽放光彩。 　　 对于持续半个世纪的杨、李之争，本书论述较详。但对于其中的是是 　　非非．作者并没有臆断，只是以中立的视角记录。书中更提及杨振宁与翁 　　帆的婚姻生活，这是杨振宁首次正面、全面回应此事。 　　 有的人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精彩，其他人有缘分享，是传记最大的价值 　　。现在，请翻开此书，开始一段美妙的旅程。 　　

主持人技艺训练教程

作者：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节目主持人委员会编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1)鲁迅喝酸酒 1925年的一天，有个神经有些错乱的叫杨树达的青年学生，跑到鲁迅家里胡闹，说鲁迅拿了苏联的“卢布”。鲁迅敏感地认为这是敌人派来的走卒。愤慨之余，当晚写下《记杨树达的袭来》送《语丝》杂志发表。但不久鲁迅得知实情，内心很不安，登门向杨树达赔礼道歉，又郑重其事地写了《关于杨君袭来的辨证》一文。送《语丝》杂志发表时，他承担了刊载此文所需纸张和印刷等全部费用。有人说不必如此，鲁迅说：“由我自己酿出的酸酒，当然应当由我自己将它喝干。” (2)名人失恋 1841年，20岁的恩格斯在不来梅商行当练习生时，同一位姑娘的恋爱失败了。恩格斯很悲伤，于是他翻越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旅行，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爱情的痛苦”，“在大自然壮丽景色中得以怡然开脱，熔化在温暖的生活之中”(给友人信)。1844年，恩格斯又与一位姑娘恋爱了，可几个月后他又一次失恋了。于是恩格斯用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来冲淡失恋的痛苦。像恩格斯这样，在失恋的痛苦中站起来的人是很多的。柴可夫斯基失恋后写成名曲《悲怆》，舒伯特失恋后完成了《未来交响乐》，罗曼·罗兰失恋后创作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歌德失恋后写成传世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3)这是“多管闲事”吗? 据《新民晚报》报道：11月14日傍晚5时许，公交lO1路新风车驾驶员杜明生驾驶一辆公共汽车从吴淞驶向北站。途中，人们看到一辆外地汽车油箱起火，那位驾驶员急得束手无策。小杜看见后立即停车，拿起车厢里的灭火机，冒着呛人的浓烟和油箱随时会爆炸的危险，奋不顾身地扑灭了烈火。外地司机拉住小杜的手感激不已。但遗憾的是，当小杜回到车上时，车厢里隔车观火的部分乘客竟指责他多管闲事，自讨苦吃，并怪他耽误了他们回家的时间。 (4)一个曾被人讥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英国的谢灵顿是荣获诺贝尔奖金的著名科学家。他出生在伦敦的贫民窟里，是个被人收养的孤儿。少年时代他沾染了许多坏习气，人们说他“不是好种”，成不了材。他对于别人的侮辱、谩骂习以为常。有一段时间，谢灵顿对一个挤奶女工产生了爱慕之情。他向她求爱，那女工说：“我宁愿跳到泰晤士河淹死，也不会嫁给你！”这一“闷棍”把谢灵顿从迷困中打醒了。他一改恶习，发愤攻读，决心彻底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后来他终于在研究中枢神经学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担任了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的教授。 训练提示： 主持人的述评应力求“述”中显“评”，做到“示之以形”，达到“晓之以理”的目的，这样的叙述虽没有抽象的议论，但有一根“理”的红线贯穿，并注入感情，以显示自己的倾向。 八、终结语训练 终结语是主持人在节目即将结束时说的话。 (一)终结语的重要性 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说，人们欣赏节目都希望有头有尾，不能有头无尾，所以人们将“终结语”看做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程式。作为一种文化承传，甚至终结语的选词用语也比较固定。比如，宋代演艺活动的主持人(当时称做“竹竿子”)在演出活动结束时，一定要即席赋诗一首，然后以“歌舞既阑，相将好去”之类的套话作结。 但现在的节目已经不只是文艺演出了。常言道：“编筐编篓，全在收口。”一个节目播出，内容丰富而分散，观众的理解接受有的可能还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有的可能还需要帮助消化，这时主持人的终结语就是为实现节目的意图，为满足受众的接受期待而必须设置的了。 优生优育节目终结语 在“优生优育”节目中，播出了幸福的恋爱家庭生活和残疾孩子生活的纪录片片断后，主持人张悦作了如下的小结： “看了刚才的节目，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恩恩爱爱、温情脉脉的一对对情侣，而是这些残疾的孩子。尽管我们的编导用心良苦，尽量不给大家以视觉上的刺激，让那些令人心痛的画面一闪而过，但是它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记得当初我孕育生命的时候，内心深处有个最隐秘的想法：祈祷上苍一定让我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同几个过来人谈到这个想法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哎呀，咱们的担心怎么那么一样啊!是啊，生小孩比不得买东西，东西买得不理想，比如一件衣服不合意，我们可以狠狠心不要了，但孩子那可是自己的骨肉啊。有的朋友看到自己的残疾孩子实在可怜，所以给他加倍的呵护，其实，这些悲剧，只要我们掌握一些医学科学知识，早一点加以注意力，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说，只要想当父母，那么就一定要从准备结婚的那一刻起，有意识地注意优生这个问题。” 点评： 主持人张悦的小结语，并非可有可无，它为体现节目主旨而说，但是没有任何说教灌输的痕迹。她用平实的语言从自己切身感受的角度作结。这篇由主持人自己撰写的终结语，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丰富并拓展了节目的意义。它不仅是对整个节目内容的归纳，也是对内容的深化。 (二)终结语的语用策略 1．概括。在运用议论终结节目时，可以对节目内容作出简要的归纳，用提纲挈领的话表述。 2．确定。对毋庸置疑的或已经取得共识的结论性认识，可以语气肯定，用精确简洁的语言说得清楚明白。 3．强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不作面面俱到的总结，而是抓住关键之处，通过深化议论和“点睛”之语，给予强调。 4．升华。通过议论的拓展，设疑引思，给人以启迪；或通过抒情性的表述，使思想感情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训练设计 1．赏析下列终结语，说说它们的语用功能和语用策略。 (1)上海电视台《共度好时光·百年风流》的终结语： 曹可凡：这一期《共度好时光》节目已近尾声，在和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我们也将同1995年说一声再见了! 袁鸣：流光飞转，时间带领我们不断向前!回顾往日，我们有那么多的怀念，因为记忆里，有那么多真挚的笑脸! 曹可凡：时光荏苒，欢乐伴随我们走向新的一年。我们《共度好时光》节目在过去的一年里和观众相见相识，同乐同欢，就让这一年中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留在我们生命的记忆里，一起走向1996年，明天会更加灿烂! 袁鸣：让真情和欢乐伴我们一路同行，直到永远! (2)中央电视台2001年1月31日《焦点访谈》报道安徽滁州市一些贫困村吃喝风盛行，主持人的终结语是： “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孩子升学，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成为大吃大喝的理由，这种现象在咱们农村哪，的确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诛仙录.Ⅱ

作者：  逐没著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简介：　　上古魔神：拥有无数个分身的上古魔神蚩尤，杨戕遭遇生死危难之时，其中一个藏在魔门至尊宝典《神魔策》中的分身进入杨戕的精神世界，与杨戕的兽性融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可怕的反噬力。魔神一出，天地变色，它的潜伏带来了一场无法预言的灾难。 　　露伊：由两只斑虎收养的人类弃女，双目失明，却精通百兽之语，能够驱使森林百兽为其所用。这个虎女将杨戕视为同类，因为他们虽然拥有人的形貌，但其心性却是充满了野兽的气息。莫道虎女无真情，自古英雄空遗恨。生死关头，她挺身而出…… 　　毒刺：一支可怕至极的半兽人军队，他们没有人类的思想，虽然具有人类的形貌，却是完全由兽体组成。他们不畏流血，不怕疼痛，甚至不惜失去生命，只为将敌人杀死。他们丧失心志，以人为食，狂暴嗜血，却始终对制造他们的核心人物忠心耿耿、唯命是从。 　　被剑仙追杀坠海之后，杨戕凭借野兽之体躲过此劫。随后，杨戕被一个奇异的女子露伊——一个被老虎抚养大的女孩所救。然而老天依然没有放过杨戕，就在露伊所在的森林，杨戕遇到了仇人。报仇失败，杨戕再次被追杀，虎女露伊为救杨戕，驱动百兽前往，不幸死于杨戕仇人剑下，但杨戕因而逃脱。 　　旧仇新恨交集，然而杨戕自知修为与那些剑仙相比，差距甚远，只得压抑仇恨，在雪山之巅苦练三年。百兽之体让杨戕的修为进境一日千里，但是受到体内兽性和神秘魔神分身的影响，杨戕出山后心性大变、杀戮无常。为了报仇，他用华佗遗世的《青囊书》上所记载的神奇医术，将一些士兵改造成了实力强大的死士，并且招募了一些邪道上的修仙之人。一场血雨腥风就此开始……

现代量子力学 第2版

作者：  (日) 樱井纯 (Sakurai,J.J.) , (美) 拿波里塔诺 (Napolitano,J.)，丁亦兵, 沈彭年译.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年11月

简介：第 1 章基本没有变动。更新了一些图，对展示Dirac磁矩相对论起源的第 8 章给出了参考。第 2 章添加了一些材料。增加了关于基础解的新的一节，它包括三维自由粒子；使用生成函数的薛定谔方程中的简谐振子；和作为一种引入艾里函数（Airy Function）方法的线性势。线性势的解可供给WKB近似方法的讨论，其本征值可与“反弹中子”实验的测量相比较。还包括了一个展示量子力学干涉的中微子振荡的简短讨论。第 3 章目前包括了中心势场薛定谔方程的解。展示了一般的径向方程，并将其应用于三维自由粒子以及无限深球形势阱的情况。求解了各向同性谐振子,并讨论了它在“核势阱”中的应用。我们还用库仑势进行了求解，并讨论了简并度。强调了一些高级数学技巧。第 4 章增加了一小节讨论库仑问题的内在对称性，该对称性在经典物理中曾基于楞次（Lenz）矢量获知。作为先前第三章中关于连续对称性讨论的扩充，它提供了对SO(4)的介绍。第 5 章有两个补充。首先，对于5.3节在对动能的相对论修正的范畴内把微扰论应用于氢原子给出了一个新的介绍。它连同对自旋-轨道相互作用内容的一些修改，有助于对与本书末尾的狄拉克（Dirac）方程在氢原子中应用进行比较。其次，加入了一节有关 “*” 时间依赖的哈密顿量的内容。它包括对瞬变近似的简要讨论和一段较长的对绝热近似的讨论。之后，把绝热近似发展到了贝里相位（Berry’s Phase）的讨论，包括了一个自旋y系统的具体例子(配合实验验证)。前面增补的来自*个补遗的一些材料已广泛地被用到了这一节。本书的末尾有一些*有意义的修改，包括颠倒散射和全同粒子这两章顺序。同时，既把二次量子化包括进来作为全同粒子内容的扩充，又添加关于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新的一章，二者都会让大家更近地走近量子场论的主题。因此，现在涵盖量子力学散射的第 6 章就有了一个几乎完全重写的引言。用时间相关的处理来展开这一主题。与此同时，遵循这一新的思路，关于散射振幅和玻恩近似（Born Approximation）的几节都被重写了。它包括将曾经是一小节的关于光学定理的内容并入到散射振幅的处理中，然后再转到阐述玻恩近似。随着某些材料的删除，剩余的几节都已被编辑、组合和重新加工过，力图保留我和审阅者们认为在前一个版本中*重要的物理。第 7 章有两节是新的，包含对已有的全同粒子方面材料的重要的扩充。 (关于杨图（Young tableaux）的一节已被删除)。使用二次量子化方法发展了多粒子态，并较为详细地给出了两个应用。其中之一是在带正电的均匀背景中的电子气问题。另一个是电磁场的正则量子化。多粒子量子态的处理只是通向量子场论发展的一条途径。另一条途径牵涉到把狭义相对论引入到量子力学中，这是第 8 章的主题。这章介绍了这个课题，并且将在只要我认为是合理的地方一直采用克莱因-戈登方程。以几乎标准的方式，较为详细地处理了狄拉克方程。*后, 求解了狄拉克方程的库仑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向相对论量子场论过渡的评论。    重新组织了附录。新的关于电磁单位的附录是针对那些特定的学生写的，他们在大学期间用的是SI 单位制，而在研究生院期间却要面对高斯单位制。    作者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尝试着把相关实验结果融入教学中。已经找到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写入这个版本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是借助取自于现代出版物中的图。l   图1.6说明了利用斯特恩·盖拉赫（Stern-Gerlach）仪器分析铯原子束流的极化态。l  依据 m 子 g-2高精度测量的自旋转动如图2.1所示。l   KamLAND合作组观测到的中微子振荡展示在图2.2中。l   图2.4所示的 “反弹中子” 量子能级的迷人实验被囊括进来以强调线性势情况中的精确本征值和WKB本征值的一致性。l  图2.10展示了出现在前一版中的引力相移。l   引入一个老标准的图3.6，以强调中心势问题非常适用于真实世界。l   尽管宇称破坏自发现以来的50多年中已被多次测量，图4.6所示的吴建雄的原始测量仍是*清晰的证明之一。l  用超冷中子测量的自旋 y 粒子的贝里相位展示在图5.6中。l   图6.6是一个如何使用散射数据解释靶的性质的清楚例子。l   有时，细心实施的实验会显示出预言中的某些问题，图7.2就展示了交换对称性未被包括时所产生的效应。l   用卡塞米尔效应（Casimir effect）（图7.9）和观测压缩光（图7.10）的数据证明了电磁场的量子化。l   *后，展示了需要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某些经典证明。卡尔·安德逊(Carl Anderson) 的正电子的原始发现如图8.1所示。氢原子能级细节的现代信息放在了图8.2中。此外，书中还把许多与手边讨论题目相关的实验工作的参考文献收录了进来。

杨家将演义

作者：  (明)熊大木著;李豪整理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3

简介：《杨家将演义》 集中描写了杨家祖孙4代英勇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业绩，始于杨业身陷囹圄撞李陵碑殉国，终以12寡妇征西克敌凯旋，充满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歌颂了杨家将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尤其12寡妇继承遗志带兵出征，感人至深。然而一门忠烈，却遭到奸臣的百般陷害，又发人深思。它不是一部历史演义，很多主要情节于史无证，而是充满着浓厚的神怪色彩，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迷信、神怪的描写过多。这部传统曲目，流传较广，特别是在评书、鼓书等曲种中盛演不衰。

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作者：  王绍曾，崔国光等整理订补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网罗近人题跋 力图订误补缺——《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评介 　　杨锦先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创始于杨以增(1787—1855)，其子绍和(1830—1875)、孙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丰。当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时官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视珍宝。其后绍和官京师，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因此杨氏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子保彝，亦官京师，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世悠久，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时，以地方不靖，于1927年将部分宋元珍本?FDA8?载到天津出售，又以92种精品抵押天津盐业银行以为经商致富的资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5种：①《楹书隅录》5卷，《楹书隅录续编》4卷(以下均简称《隅录》、《续编》)，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②《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③《海源阁藏书目》1卷(以下简称《江目》)，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F9A6?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④《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保彝撰，1931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⑤《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氏海源阁抄本，原书未题撰人，书后有杨保彝题记，后人即以为杨保彝撰，经王绍曾先生考证，此书实为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今藏山东省图书馆。这5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外，其余四种均为简目。第五种杨氏视为普通本书目。现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使杨氏藏书均有目可据，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海源阁四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笈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为数甚多。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3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B82A?、叶恭绰、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校，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辑成《隅录补遗》。这个《补遗》，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竟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别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E85F?，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笈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所谓的普通本，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5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3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于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到善本书库核对原书。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5通(《书目》附录，漏收3通)，涉及海源阁遗书8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至于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誊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终于可得而言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16种当中，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流出国外)，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谢国祯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陆续发现。 　　261种珍本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王献唐、叶恭绰等具为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这都是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臣，王先生为他们一一列传，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5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记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书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特别是经弢翁的《楹书隅录》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保彝刻印时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增补黄丕烈跋，改正了黄跋的舛误，为《荛圃藏书题识》进一步拾遗纠谬，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根据弢翁的批校，对杨氏误录的藏书印记逐一予以改正和补充。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下字无法辨认，经?B82A弢翁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B82A弢翁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的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　　

新民说 卖掉房子去旅行

作者：  （美）琳妮·马丁 著 范晓郁 于杨 史国强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简介： 35年前，琳妮与蒂姆是一对恋人，却未能走到一起，35年后，两人重聚，终成眷属。2010年1月，这对夫妻不甘退休后的平凡生活，做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生的决定——卖掉居住的房子，提一对行李箱，探索那些令自己渴望已久的梦想之地！从2011年到2013年，他们以“long stay”的方式，“住”遍9个国家的12个城市，体验了极富异域风情的当地生活。这不仅仅为二人的晚年带来了无穷的欢笑和乐趣，也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包容，明悟生活和爱情的真谛，更加珍惜彼此间迟到了35年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