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文学

第四章“物相杂，故日文” ——《周易》孕育的文学观念 与审美意识关系十分密切的是文学观念，但是在《周易》成书的时代，具有真正文学意义的任何文学观念都尚未产生。“文学”一词，首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孔子把“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指的是研究“人文”之学，具体说来是历史文献之学。孔子也经常谈到“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过他的话：“《志》 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人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他所提到《志》，当是一部后已失传的古书。这部《志》的产生年代也必定晚于《易经》，因为《易经》卦、爻辞中涉及“言”的只有一条，“言有序”(《艮》六五爻辞)，通检全书，没有发现一个“文”字，可见于此以远的先人，只有自发的而没有 自觉的“文以足言”的意识(六十四别卦中如《贲》卦与《涣》卦，实含文饰文采之意，但都在隐约之中)，使《易经》中很多隐含的文学要素呈现于外并上升到观念化层次，则又是《易传》作者们的功劳。《易传》演绎出来的种种观念，更多的还具有哲学和心理学意义，不能说是纯粹的文学观念，但中国古代哲学实是文学的近亲，血缘关系十分密切，而诗歌创作虽由“外物感焉”实“本于心”，与属于心理学范围的观念意识更是一拍即合。今天，我们探讨纯文学观念的起源，如果只上溯到有了文学自觉意识的魏晋，那就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上溯到《易传》再深入到《易经》，对于构成中国文学理论众多文学观念的来龙去脉，就可大致清楚了。 一“观”、“感”、“情”与“精义入神”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是成年人还是孩童，他与客观世界的最初联系，都是通过眼、耳、口、鼻、肤等感觉器官而发生，而其中又以睁开双眼观察世界最有直接的效果。当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直接进入了感觉器官，人的头脑中也就随之产生了某一事物的印象和对其个别属性的认识，于是就有最初的抽象(从实物中抽出)——感觉。“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可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先“观”而后有“感”，这是人类任何精神活动继而进行精神性创造的诱发基因。《周易》的产生，首先发生于“观”：“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一连用了三个“观”，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物取象，“于是始作八卦”。可见，远古之人就有“观”的种种经验，六十四别卦中之第二十卦专述“观”的种种方法和作用。 《观》之卦象，下《坤》上《巽》，“坤”为大地无疑，“巽”可象征空中流动之风，亦可象征高高挺立于大地之上的树木，取后一义更合远古情形，因为为了观察得更多更远的事物，唯有攀上高枝方能高瞻远瞩。卦中居尊位第五爻为阳爻，此又可象征人君在上居正位，其下四爻皆阴，属臣民之位，因而此种爻象又可解释为君临高位俯察臣民之状。《观》的卦辞是：“盥而不荐，有孚颐若。”说的是在隆重的祭祀典礼上，主祭人(或一国之君)洁净自身、凝神静气地观“天之神道”，他的虔敬诚信之态亦使观礼的人敬仰。卦辞对“观”的意义统而言之，把“观”看成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倒是在六爻的解释中，赋予了“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意义，从观察方式到观察内容根据爻位的变化依次而言：“观”的方式，初六为“童观”，六二为“窥观”。“童观”是指比较幼稚与浅薄的观察，所观的程度比较粗略，浮于表面；“窥观”，是指如女人在闺房之内暗中窥察外面的事物，虽然观察得比较细致。但不可能观察得全面。六三至上九四爻，分别为：“观我生，进退”；“观国之光”；“观我生”；“观其生”。观的对象和内容大大地拓展了，不但观物，更重要的是观人，反观自己，亦审观他人，观 察自己的生存环境，亦观国家的治况和民众的情状。特别有意义的是处于最佳位置的“观我生”，那是超越个人的生存环境而对广阔的现实人生进行“大观”。王弼日：“观我生，自观其道也。为众观之主，当宣文化光于四表。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欲察己道，当观民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他发挥的是以一国最高统治者为“观”的主体，我们何尝不能推而广之呢?譬如一个文学家一位诗人，他不但观自然风景及种种触兴起情的眼前物事，还应当观察世道人情、国计民生，以洞悉人世间芸芸众生(“观我生”，虞翻日：“生谓生民”)的现实生活状况、感情状态为“众观之主”，深观现实人 生方能在笔下真实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人生。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同样都要“欲察己道，当观民也”!《易》之《观》卦的演绎，从观物到“观我生”，是先人认识世界的一次大飞跃，《彖传》作者的话说得很有气派：“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前章对此已论及，此不赘)在此处没有说“观人文以化成天下”，但“下观而化”，意已及彼。“观”之字及义，很早就被引入文学艺术活动的领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了赵孟在郑伯垂陇之 宴上请郑臣子展、伯有等七人赋《诗》，说：“武亦观七子之志”。这是中国早期诗学史上所谓的“赋诗观志”说，与“赋诗言志”具有同样的开创性意义，孔子说《诗》“可以观”已是后进之言了。至于作为文学创作活动之“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观”与“感”在文学家那里已密不可分了。 “感”，在《易经》中还是作“咸”，有“心”的“感”字出现较晚，在《诗》三百零五篇中只出现一次，那是《召南·野有死唐》最后一节：“舒而脱脱兮，无感我悦兮，无使龙也吠!”《毛传》释“感”为“动也”(读如han撼)，是一种外部动作。女子对她的情郎说：“你慢一点，轻一点，不要鲁莽动我的围裙，不要惹得狗叫。”可见，从文字学方面看，当时还未有将“感”当作一种心理活动的体验，可能直到“咸”之下再加“心”，“感”才明确为一种心理活动，这应该是在《易传》形成的时代，“十翼”中出现大量的“感”字，且都符合后来《说文》所界定的字义：“动人心也。”《易经》虽无“动人心”的直接表述，但《彖》《象》的作者发现了“动人心”的典型之卦，那就是下经之首卦《咸》。 《咸》之卦象，下《艮》上《兑》，直观之象是“山上有泽”。卦辞没有任何描述性语词，只有短句“取女吉”示卦义，毫无感情色彩。如果没有阴阳观念的输入，没有《说卦传》所演绎的“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破此卦“取女吉”即利于婚娶之谜颇有难处。好在爻辞的作者是“近取诸身”的“立象”，从第一爻至第六爻的爻辞，可看作少男少女(以少男为主导)相互接近、交相感应到爱情发生，最后是身体接触的一个完整过程：“咸其拇”，少男春情发动，意欲去会情人，足之大趾跃跃而动，“志在外也”(《象传》语)；“咸其腓”，脚趾的动感传到了小腿，要动身出发了；“咸其股”，大腿动了，“执其随”，想去哪里便走向哪里，显然是去情人的住所或事先约好的幽会之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情人相会，相互之间眉来眼去，温情脉脉，倾诉相思之情；“咸其脢”，“脢”，背脊也，此句可有两解，一是女方因羞涩，把背向着男方；一是交感相应到了双方的背部，相互拥抱也，两人的手都在对方背部爱抚摩娑；“咸其辅颊舌”，这对恋人热烈地亲吻，吻了对方面颊又口舌相接，感情浓烈已到了欲作爱的程度。这样，六条爻辞完成了男女相感相爱的表述，“感”之义已表达得非常具体了。《彖传》日：“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于悦，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兑》为阴之卦，《艮》为阳之卦，所以是“柔上而刚下”；阳气是向上升的，阴气是往下降的，一升一降而相会，所以能“感应相与”，且男子主动(“男下女”)也。男女相感“止于悦”，“悦”是一种感情状态，正是“动人心”而产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情可见矣”，可见人的情绪与思想，都产生于人与人、人与物相感的过程之中，用王弼的话来说：“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能感者，就是“应物”，“应物”则有情；不能感者，就是“不应物”，“不应物”则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