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姓名文化

中国姓名文化是一个按照历史和逻辑的内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且因主次、干支和表里之分，显示出清晰的层次与方面性的立体感；而强烈的数典认祖、追宗寻根意识，便是这个整体的核心所在，或称之为精神内涵。无论是标识血缘和衍生的姓与氏，还是用以“正体”和“表德”的名与字，乃至与其相关的堂号家联、世系谱牒等种种姓名异式，莫不依循着追溯同源的走向，且最终朝着炎黄始祖归结。这种由传统姓名文化所承载的求本溯源意识，已逐渐积淀为中华子孙的共同心理，在凝聚民族亲情感、增强民族生命力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帝也正是它迄今影响犹盛的根本魅力所在。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定历史产物的传统姓名文化，又是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学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巨大库藏。比如从姓氏的起源、区分与合流入手，可以深化对上古时代不同社会形态更相替代之特征的认识；又比如：从谱牒、世系、堂号、联宗等一系列具体事象着眼，可以揭示血缘关系纽带在古代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历史作用；再比如，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取名的基本方法、择字风尚及忌讳要点等现象的分析，便可能在探寻当时的政治路线、时代精神和社会习俗诸方面，获得可贵的启示。要之，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本质特征，如家天下专制制度、家族型社会结构、以忠君孝亲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与行为准则等，远不通过其得到充分展示；这又是它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原因。 传统姓名文化还是古代中国精神文明中最富有民族性特征的组成部分之一；坐实在全面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普遍性特点的基础上，对其强烈的民族特色加以说明和分析，已成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途径。举个已有人注意到的现象为例：在中国古代文献和各种文艺作品中，人的姓名经常被突破其特指性、符号性或结构常态而加以灵活应用（参见郭文瑞《古代人名的活用》，载《文史知识》总143期），它如嘲氏、拆字、姓名酒令及诗谜、联语等姓名游艺形式，也无不同汉字构成的基本形态相关，所有这些课题的开拓，对于发掘民族文化珍藏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显异彩、重结奇葩，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片断： 名在世俗 不久前，听一位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朋友说起一桩轶闻，道是该系有个欧洲来的留学生，汉文根底已达到可借助字典攻读《红楼梦》的水平。但是，《红楼梦》第27回的回目，即《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却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反反复复看了三遍，也没在这一回故事中找出谁叫“杨妃”、“飞燕”来。后来有人告诉他，杨妃和飞燕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美人，因一位身段丰满如宝钗，一位体格瘦弱如黛玉，便用在这回目里做了她俩的代号。那个留学生听了才恍然而语。 其实，这个让留学生感到困惑的问题，恰恰是中国人语言习俗中的一种基本定式，即当某一个真实人物或艺术形象在群众中引起特别反响时，原先仅作为其个人特称的姓名或其它形式的称谓（如表字、绰号等），就有可能转化成一种公共符号，用以代表或者指称某一种社会特征或事象。比如赵飞燕和杨贵妃，原本是汉唐两个不同朝代的贵妇特称，因为史书上有关她们体态身段的记载，已经在人们心目中造成很大影响，于是她们的姓名就从个人符号转化成分别指称美女身形瘦弱和丰腴的公共符号。在一般情况下，这类公共符号的被理解性总是比较强的。 比如，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一个历史人物的姓名，在中国人的语言习俗中，就已经转化成了一个指称聪敏和智慧的公共符号，诸如“事后诸葛亮”、“自比诸葛亮”、“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种种生动的群众性语言，都因为这个符号的使用和易解而大大增强了形象吐与活泼感。《水浒传》里，智多星吴用一出场，作者便介绍他的道号是“加亮先生”；《小二黑结婚》中，主人公之一还没亮相，作者先点出他的“二诸葛”绰号；清朝时左宗棠“雅喜自负，与友人书翰，恒于其末自署‘老亮’”（《清稗类钞·姓名》）；民国时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自负力度也不亚于“老亮”，于是起了个表字叫“邻葛”（和诸葛亮相比邻的意思）。这一连串的别号、绰号、自署、表字，概循一条线索，即一个人物的姓名转成一个公共符号，一个符号又化生出更多人物的名字别号；而且毫无例外，都以这符号所概括的足智多谋为指归，使人一目了然，一闻即明。显然，这是中国姓名文化成果的一种别具特色的展示，不但为民间语言习俗的形象性与活泼感输送了养分，同样也为继续丰富社会姓名文化本身提供了素材。 综观古往今来中华姓名库藏，业已转成公共符号的具体姓名，比比皆是；因此而成为民间语言习俗闪光点的实例，也不胜枚举。比如： 西施是美人的符号，进而有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 鲁班是巧匠能工的符号，进而有了“鲁班门前舞大斧”之类； 张飞是刚猛的符号，进而有了“张飞卖豆腐人硬货软”之类； 孔夫子是读书人的符号，还带点迂腐味，进而有了“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之类；…… 与这种走向相似，中国姓名文化融入民俗风情的表现，还包括大量具体姓名成为民众衣食住行、仪节器用的通用性指称。 比如旧时潮汕一带妇女出行，照例有块盖头的丝巾或皂布（今已改为腰饰，又名“水布”）名为“韩公帕”，据称是韩愈遗制。再如，南方乡村有竹皮制帽遗俗，人称“刘氏冠”，据称是汉高祖当亭长时创制。它如“诸葛巾”、“谢公履”、“国姓鞋”（闽台人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齐王帽”、“丁娘子布”等，都以指姓称号的方式，映衬出中国服饰文化的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