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写作基础学习指导

对官场的逃避实际上就是对体制的逃避。体制是以权力来维持的，而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反人性的属性。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但一些隐士对体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实有避免体制约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个人的所谓“建功立业”，往往是指当世事功，更多的时候更直接体现为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官职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等等。所以，合乎逻辑地，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个性自由，逃避体制，他就必连带否认功名。在陶渊明的时代，要追求功名，不仅要牺牲个陸，甚至要搭上性命——淋漓的鲜血与纷纷滚落的人头一再把这个事实展示出来。回归田园的陶渊明终于摆脱了弥漫士林的生命恐惧，他可以待在家里，静等生命大限的到来。他退出体制而“纵浪大化中”，所以能“不忧亦不惧”。他坦然而从容的三首挽歌及一篇自祭，见出他对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有把握，《与子俨等疏》对后事的从容安排，足见他心灵的平静。对于死亡，他是哀伤的，但不再是恐惧的。他的生命，是他与自然大化之间的约定，别人不得干预了。 　　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实际上是从官场上体制中赎回了自己，使自己重获自由。那能拥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有福的人。幸福不取决于一个人“有”什么，却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从“有什么”的角度来看陶渊明，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名声、地位、财富，他都缺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令后人无限羡慕的幸福的人。因为他“没有”我们一般人所不能摒弃的庸俗之心趋利之心得失之心荣辱之心——一句话，那一切使我们大不起来的“小”人之心，他都没有。我很喜欢汉语中“安心”这个词，它比“安身”更重要。安顿好我们这颗心，对人对事安好心，对自己安平常心，做 到了这些，我们也就有福了。陶渊明实际上也就一直在与自己谈“心”，又对我们交“心”的。他告诉我们“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他说他“心念山泽居”，他还自得地说他“虚室有余闲”，什么叫“虚室”呢?庄子有言：“虚室生白”，意思是说，清空而无世俗欲念的心灵才能充满阳光。心灵充满阳光，可不就得大从容大安宁大幸福；可不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人。 　　他的诗，除了四言就是五言，没有杂言，没有乐府，拟古也不是真拟古，这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四言是诗歌中最安详静穆的形式，五言是诗歌中最从容不迫的形式，它们与陶渊明人生的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