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求生

前 　言　千人坑

第一章　鬼哭神嚎的世界

上海序曲 014

浙北陷落 018

宁绍战役 026

浙赣战役 032

难民数量及目的地 035

第二章　面对难民危机

处理难民面临的障碍 042

金华：难民围困的个案研究 046

以工代赈 049

其他形式的政府救济 055

非政府难民救济组织 058

第三章　转乎沟壑

即将来临的战争 070

去何方？ 073

从石门湾到杭州 076

从杭州到桐庐 083

缘缘堂 092

第四章　苦日子

社区与家庭：冯宗孟的叙述 098

汪梦松日记中记录的局部灾难 102

金锡辉的日记 108

逃难经历 114

桃花源 118

第五章　掳掠中国平民

战争中的颠沛流离 123

吴英才的例子 136

第六章　流动中的政府

迁至永康 147

离散的政府 153

其他政府方面的困难 155

迁往松阳县 160

阮毅成与南迁 161

流离失所 164

云和的生活 167

幸　存 170

第七章　与敌人玩捉迷藏

流动的余姚县政府 176

两极化世界中的行动家 182

秋季的复兴 186

情报与牺牲 188

王乃仁的报告 193

辞职还是免职？ 194

第八章　游击的教育

绍兴县立中学 202

绍兴嵇山中学 206

湘湖师范在松阳 211

省临时联合中学 212

嘉属联中 218

第九章　战时的商业

浙江省铁工厂 228

工业内迁 233

浙江省地方银行的战时角色 236

浙江印刷厂 240

交通运输障碍 241

“如雨后春笋”：处州的战时商业 244

利用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246

第十章　焦土

炸毁闸口电厂 252

炸毁钱塘江大桥 254

宁波的非商业化 257

破坏铁路和公路 260

衢州空军基地 261

浙赣战役 266

第十一章　贸易和走私

温州与前往内陆的新通道 277

走私 279

内地的贸易模式 283

经济繁荣 286

经济位移与替代 292

第十二章　鼠疫弹

各异的政治文化 300

宁波的防疫战 302

衢州的防疫战 304

义乌的间接传染 310

结　语　重建家园

致　谢

以工代赈

1938年及此后，金华当局除了推行一些特别工作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以工代赈的尝试。其中一项小尝试是让难民自己充当难民救济管理者。起初，军方负责管理难民中心，但有些人认为这些职责可以由难民自己完成。浙江赈济会组织起考察系统，选择出学历和道德水准较高的难民成立服务处，管理难民救济工作。最初的目标是选出22—40岁之间的34名难民，对如此庞大的难民问题来说，这个数字极为保守。考试的内容包括普通话和时事，同时还要求体检。通过考试后（1938年4月17日在永康县中学举行了第一场考试），还有为期两周的培训。5月初，这些新的管理人员接受任命，派遣到邻近各县。不过，我未能发现可以反映他们对这些地方难民工作产生影响的资料。不过，这种尝试表明，官方希望对那些至少暂时落脚在当地的难民们有一种规范化管理。

在1938—1942年流亡的省政府所在地永康县，政府发起了最重要的以工代赈项目，在芝英镇成立了难民染织厂（见地图4）。由于难民救济费用收支不相抵，政府想设立制衣厂，为省公务员、省级和县级警察以及军事单位提供衣物。赈济会开始筹设工厂，却因为各种涉及法规和程序的难题而备受阻碍。省主席黄绍竑让曾任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吕公望（1870—1954）直接负责这一项目。吕公望说：“曩年在办厂时，事颇棘手，人材物力，并感空尽，机具生财，百无一有。”凭借农业银行贷款10万元和芝英地方精英的帮助，吕公望在1938年4月建立了染织厂，有3800名难民在此做工。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让满是虱子、脏兮兮的难民们分批次沐浴。为了容纳难民和工厂，吕公望征用了镇上的寺庙、祠堂。

1938—1942年，即吕公望所说的“和平时期”，染织厂和在县城以及金华县内7个城镇的21个工厂每年为三四千人提供工作、救济、教育。为了照顾做工的难民，难民工厂还设立了接收婴儿和13岁以下孩子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部。此外，还为文盲的难民设立夜校进行补习，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那些不能在染织厂做工的年老难民则可以从事其他工作。除了为难民们提供工作场所和住所外，每完成一件成品都可以给工人现金奖励，用以难民们的日常开支。难民中男女各住不同宿舍。吕公望对难民抱持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的态度，下发了印制的指导和规章以及军事准备的说明。

难民工厂的成功之处在于吕公望在组织、资金和管理中动员当地资源的能力。据说，在难民工厂存在的7年时间里，有140多人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从明代起就是集镇的芝英镇是永康县最有权势、经济上和政治上最成功的应氏家族的聚居地。吕公望接到掌管难民工厂的任务后，联络了曾当过芝英镇镇长和区税务所所长的应文龙（1881—1950）。应文龙也是应氏宗祠的管理人，他领头支持吕公望的要求，将大小寺庙挪给工厂所用。他还呼吁其他精英捐资，用于管理工厂、购买机器和材料。起初，地方精英们买了1000台木织机，但随着工作的扩展，需要的机器数量增加到1200台。地方精英还从始至终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以及几年后在另外四个城镇中设立分厂的工作。总的来说，在应对难民危机中，这里的地方领导人愿意、甚至急切地充当政府的盟友。

尽管据说有些难民拒绝要靠做工获得食物和住宿，但在难民工厂工作和在一个稳定地方带来的安全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的对工厂及其体系的认同感。吕公望声称，工厂难民将工厂看作战时家庭，他们对它非常忠诚；他表示，他们成为难民的许多苦楚已经被淡忘。在混乱和不安的气氛中，对难民来说，这种归属感无疑比他们生产的任何纺织品都更重要。

吕公望称难民工厂第二个阶段为“迁移”。这可能称之为“遣散”更好。尽管工厂总部设在芝英，但起初工厂设在县城周边各处，日本军事活动的刺激，导致工厂不得不搬迁到其他地方。1941年夏，宁绍战役期间，日军占领了与永康县相邻的东阳县，并轰炸了永康县。吕公望和工厂领导人决定将500台机器搬到125英里外、位于浙江西部边陲、靠近江西边境的江山县。到1941年末，工厂的最大问题是棉纱的供应来源已经被切断。与上海和香港的联络已经被敌人阻断，萧山县和宁波县的纺织厂或被日本控制，或被日本摧毁。工厂领导人决定在永康县创建7个分厂；每个厂自己寻找货源购买棉纱，自负盈亏。现已迁往江山县的主厂将负责销售，从各分厂的成品布匹中抽取1%的管理费。军需供应办公室确定需要完成的布匹配额。主厂和7个分厂自己负责决定各自应完成的布匹总数以及各自应需的资金。“迁徙”时的混乱对生产总量的影响很是明显。1938年，工厂工人生产了27903卷布匹；1939年，产量是72268卷，1940年，产量是100206卷，1941年，只有56361卷，比上一年锐减了56%。

1942年永康县沦陷前夕，吕公望动员了1000名工人将机器拆卸、打包，分三条预定路线转运到其他地方，同时还带着尚未分配的成品布匹、衣物和储备的棉纱。为难民们提供救济工作的机构现在也变成了难民。他们被日军从山路围追、又被各种散兵游勇和流氓恶棍伏击，许多人半道被杀。已经完成的8000匹布（遣散开始时，尚未送到军队）和棉纱一路上被劫匪四处劫掠。长途跋涉六个月后，幸存的难民工厂的工人们抵达了偏僻的云和县—也是新的省政府所在地—的赤石镇。吕公望的办公室是赤石镇上的一所基督教堂，工厂在两英里之外。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寻找棉纱更为困难。在讨论备选方案后，难民工厂出台了一个计划，用当地桐树生产的桐油与上海东南公司换取棉纱，这也意味着要与敌人或与敌人有关系的公司做交易。尽管这在当时是非法的，但政府考虑到形势紧迫以及难民工厂对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批准了这一计划。双方协议，2100担桐油换取700包棉纱。

官僚主义和坏运气带来了令人头疼的难题乃至灾难。第一批船运的5000担桐油被耽搁了，因为填写特殊贸易证明的官员们错写成50担。据吕公望说，纠正这一错误的时间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而且，一旦东西运到温州—从这里再转运到上海—还要被海关官员和军队扣留四五个月之久。考虑到温州的这种问题，第二批货物沿着通往杭州湾的富春江和钱塘江一路直上。但运货的船遭遇台风，沉没了，只抢救出一半的货。

尽管工厂里又吸收了新难民做工，但迟迟搞不到棉纱，棉纱价格也因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断上涨。同时，吕公望还参与了当地的其他企业建设：榨油厂、炼铁厂、酱油厂、肥皂厂、火柴厂和豆腐厂等。纺织厂主要是女工，男性难民则在其他工厂做工。

1944年8月，日军占领邻近的丽水县，吕公望和难民工厂的其他领导人告诫说，工厂难以为继，前一年，工厂仅生产了3500匹布。吕公望请求黄绍竑解散工厂，将剩余资产分发给工厂职工和其他难民。1943年，一位记者盛赞吕公望有“雄健的精神，雄健的体格，雄健的谈锋”“深刻的观察，肯定的判断，勇敢的态度和努力工作、爱好事业的精神”，说他“精神顽强”，还形容他是“童颜鹤发的老青年”（他时年64岁）。

毫不奇怪，芝英难民工厂是有效的难民以工代赈的理想模式。不幸的是，从未真正尝试过建立类似的工厂。尽管省政府下令各县都建难民工厂，但战时的现实妨碍了芝英难民工厂这样同类工厂的创建。而其他地方也不具备芝英难民工厂这样的良好条件：政府安排的贷款、如吕公望这样的领导人、接受以工代赈理念的地方精英以及让工厂得以成功的捐助资金。除了费用外，着手类似项目还存在着其他令人生畏的问题，如选址、购买和运输机器及材料。此外，在奉化、汤溪、龙泉县等也开设了一些规模小得多的工厂—缝纫厂、织袜厂、肥皂制造厂等。

国民政府强调的是，以工代赈的最长期影响在于土地复垦。1938年2月，1417个家庭（一共4000多名家庭成员）从浙江迁往福建（1226家）和江西（191家），开垦这两省指定的土地。政府负责这些人到开垦地的旅费；尤其是，浙江赈济会与浙赣铁路局商议，用铁路运输前往江西的难民。1940年，浙江赈济会的五人去福建与福建省主席商议推行更大的复垦计划，以减轻浙江的难民救济压力。浙江省内至少有九个县实施了复垦计划，将贫瘠的土地变成种植茶叶和其他农作物的多产农场。

除了纺织厂和土地复垦外，地方政府还进行了一些其他的以工代赈的救济工作。在难民迁徙和战争期间，找到足够的运输工具极其困难。1938年4月，省政府决定建立以工代赈的独轮车车队。第一笔投资是用公路局的资金在上海买了2300辆独轮车。共有2200人（加上一家老小，总共有5000多人）组成车队。省政府还指派一名车队队长，由各县赈济会分会选择年富力强的难民作为车手。金华县与丽水县、金华县与建德县、永康县与诸暨县以及浙江到安徽和江西沿途的独轮车车队激增。到1938年12月，有7000多难民推着独轮车前行—这也是对难民救济工作的重要贡献。

还有数百名难民从事建筑或修缮公共道路、拆除金华县城墙的工作。从1938年4月开始，难民中有三四千名妇女儿童被金华县、萧山县和永康县雇佣，为军队编草鞋。每人每天可以挣到两至三角钱，据报道，她们每月为前方编织6000多双草鞋。1939年1月，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前往重庆，请求增加救济资金，以用于修缮和重建杭州湾和台州的海堤、扩大以芝英难民工厂为蓝本的地方工业生产。我们不知重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要求，但显然，重庆拨付了一些难民救济资金，用于海宁县的堤坝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