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宗教会议运动的主张虽然成为此后一系列宗教改革的起点，但其民主主义的内容在教会内部并没有实现。作为一种政治要求，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在英国革命时期由平等(the levelers)和掘地派(the diggers)明确地提出来的。所谓平等派是克伦威尔指挥的国会军中由利尔本(John Lilburne)和奥维尔顿(RichardOverton)等人为代表的、主要由下级军官和士 兵组成的一个团体。作为新教徒，他们深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更重要的是，他们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认为，在政治上也应该人人平等。他们宣称，耶稣就是平等派的领袖。利尔本在1646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便明确指出：由于人人都是亚当的子孙，因此他们“生而平等并且具有同样的权力和尊严。”他们明确地向特权者们指出：“如果你们(的权力)惟一的依据是自然法的话，那么根据自然法，你们无论对于这块土地还是对于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比我多一丝一毫的 权力。” 平等派并没有停留在论证抽象的平等权利上面，他们并且具体地提出了一系列使这种平等成为现实的政治方案。奥维尔顿尖锐地指出：“你们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一个自由的民族根本不相称，我们必须对它从头到尾加以考察，进行严膏的讨论，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体现了公众平等的、正确的理性的协议。而这正是每一个政府理应具有的形式及其生命力所在。”也就是说，应该建立一种为所有的人参与政治提供条件并得到所有的人同意的政府。正如平等派的一位成员所提出的：“我的确认为，在英国最卑贱的人应该与最伟大的人过同样的一种生活。而且，先生，我认为显然，必须首先经本人同意处于某个政府的管理之下，他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同时我也深信，在英国即使最卑贱的人，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的情况下，在严格的意义上，他也没有必要服从于这个政府。” 强调人在政治上的平等的一个自然的结论必然是人们对于政治的平等的参与，这就成为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平等派的出现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来就是政治民主要求最好的反映——他们希望在国会军取胜之后新的政治“安排”中反映他们作为下级军官和普遍士兵，从而也就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平等派认为，政府根本的基础是人民的同意，奥维尔顿在他的小册子《下议院对自由民的呼吁》(An Appeal from the Commons to the Free People，1647年)中指出：政府只有在其行为符合理性，并且得到理性的人的同意的情况下才是合法的。“所有公正的人间的权力都是经过人们普遍的同意而被托付和授予的，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人都被赋予某种自然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人侵害或滥用。”奥维尔顿进一步指出，政府的民众基础在于民众的理性。虽然完善的理性只属于上帝，但他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它平等地为每一个人所具有，并且构成了政府行为的惟一基础，所以政府也将自然地被除任何贵族政治的特性。 奥维尔顿认为，体现政府的民众基础的方式就是政府官员由民众选举产生。平等派甚至提出全体成年男性都应该参与选举过程。一份由平等派提出的被称为“人民协议书”(AnAgreementofthePeople)的文件正式提出了这一要求。平等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伦勃罗夫(Ranbor0U8h)提出了比奥维顿更进一步的观点。他认为，仅仅承认政府的基础在于人民的同意是不够的，只有当人们有权利选举国家的立法者，这种基础才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他的理论根据是，法律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从而与所有的人利益相关；同时，由于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就应该有权决定由什么样的人为他们立法。 “掘地派”在历史上被称为“真正的平等派”。他们的除了要求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和全体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作为政治平等的制度性体现之外，随着英国革命的进行，还进一步把平等导人经济领域，提出了在经济上人人平等的口号：“没有任何人理应成为压在别人之上的主人或者地主，全部的土地都向人类所有的子女开放，使他们能够自由地生活。”这就成为一种类似社会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在掘地派的代表人物温斯坦莱那里有明显的表现。 不过，就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来看，不论是平等派还是掘地派都远远走在了他们的时代前面，因为就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来看，既不存在一种普遍民主的民众基础，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准备，所以他们的要求因而也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平等派由于后来士兵抗议拖欠军饷而发生的叛乱，掘地派则因为触犯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先后遭到镇压。事实上，虽然平等派和掘地派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英国革命的产物，但却又远远超越了这一次代表商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的界限。他们的思想要等到大约两个世纪之后才重新在英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民主主义的第一位自觉的理论家可以说是卢梭。卢梭是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全部文明的一位激进的批判者。他相信，虽然当时不少人相信文明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但实际上对于人的本性而言却是一种根本的倒退。他认为，在一切社会罪恶之中，最根本的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为这是人类社会一切邪恶的根源。因此，虽然他把平等与自由作为人类根本的政治目标，并且常常体现出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姿态，但在他看来，平等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出现导致了人对人的依附与奴役。 卢梭认为他的使命就是提供某种政治和社会的设计，使人类重新回到平等与自由的状态，这种设计就是他所说的社会契约。卢梭相信，在人们根据这种社会契约而结成的新的共同体中，虽然他们体力与智力方面自然的不平等会仍然存在，但是，“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卢梭并且认为，在新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作为主权的体现者的“公意”具有一种不断地接近于平等的走向，它将保证每一位成员的独立。当然，所谓自然条件下的不平等是容易理解的，那么所谓“道德上与法律上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呢?这要通过卢梭所提出的社会契约成立的过程及其规定来加以理解。根据卢梭的叙述，每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在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都放弃 了原来属于自己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原来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平等便不再存在，因为他们已经一样地一无所有。但与此同时，他们作为新的共同体中的一员，又将根据社会契约平等地得到并拥有由共同体所提供的权利和利益，这就是所谓“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