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补课·治学

　　师道不可不尊 　　李国涛 　　我忽然想起师道尊严的问题。这是由于胡乱翻书引起的。 　　我很爱读费孝通先生的散文。近年所出费老的散文集我购得五本。新近见到《师承补课治学》，我又买来。其中的文章，《补课札记》是以前集子里未收的。前部分的文章里，我以为为潘光旦先生译《性心理学》所写的《书后》似也应当收入。那样，此书的“师承”部分就更完整。虽然我不懂费老的社会学精义，但我喜读他这种感情深厚的篇章。我想每个读者读了这一部分，都会为费老尊师敬业的情感所动。学者都敬业，而敬业者必尊师。费老在晚年忆及当年师长，一一为文怀念。外国师长有史禄国、马林诺斯基、派克；中国的有吴文藻、潘光旦等。这些学人各有成就，名垂身后。但费老还是恐其身后不为人知，或声名不闻，因而述其成就，摹其音容，思其教诲之恩。费老散文真是深得英国散文的亲切、淡雅，闲闲叙来，意趣无穷。他总是说师恩高厚，弟子难追，承教不足，晚年有悔。说得具体而微，深得我心。我在潘译《性心理学》的《译序》后，见到编者的附言，其中说，费老的《书后》本来应作为《序》用的，费老不肯，只同意附于书后，故成《书后》。这使我记起费老曾在某文里提到，他为自己立了个规矩，就是决不能为老师的书写《序》，因为序要放在书前，学生居于老师之前，不敢。他说，学术上的辈分不能错了序。我看到这本书名《师承·补课·治学》把师承放在第一位，因有深深感受。我想到季羡林先生对陈寅恪和胡适的回忆，那样充满深情，总觉师恩高厚，弟子学浅。我想到在有关陈寅恪的回忆和传记上说的，关于他的入室弟子们的尊师之情。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要去老师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 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还是陈氏的秘书黄萱来了，才让坐。这也都可见他们尊师的情况。最后我还想起大学者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一生倨傲。《吴宓日记》出版，吴宓女儿摘出日记有关片断，请钱氏过目，并请他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吴宓的女儿，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那意思是说，希望老师不会把我这个白头学生开除出去吧。那时候，钱氏已八十三岁，卧病不起了，还是那样讲究师生关系。 　　我想，师道是要有些尊严的。 “文革”中破得过了。三十年代的一辈学者是讲师道尊严的。而且，写到这里我才注意到，我所说的这些学人，还都是老清华大学的。那年代里，清华出了那么多人才，是不是与此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