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通论

绪论

内 涵 论

一 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建构

（一）新文学的学术张力

（二）汉语新文学的理论优势

（三）汉语新文学学术实践的价值

（四）汉语新文学概念唤起的学科审视

二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学术优势

（一）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学术整合力

（二）理论比较中的汉语新文学概念

（三）学术呈现及其可能的尴尬

三 汉语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的学术维度

（一）面向古典文学的“中国”理解

（二）面向少数民族的中华论域

（三）面向世界文学的汉语语种

（四）面向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掘进

四 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意义

（一）汉语新文学的引申义

（二）文化伦理的理论范式

（三）文化伦理与心理情结

（四）汉语新文学研究的文化伦理意识

五 世界性文学格局中的认知

（一）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本然意识

（二）世界性倾向与中国新文学的自我定位

（三）汉语新文学： 世界性取向的表达

六 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属感

（一）汉语新文学概念对国族文学概念的弥补

（二）汉语新文学的故国归属感及其必然性

（三）汉语新文学文化归属感的学术意义

（四）汉语文学、汉语新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

范 畴 论

一 汉语新文学的语言学矢向

（一）废灭汉字： 关于新文学世界性的表层反思

（二）拼音化： 关于汉语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三）全与美： 汉语文学表现的深层构架

二 汉语人文学术的原语价值与汉语文学研究规范

（一）汉语人文学术与西方人文学术

（二）汉语学术与汉语语言优势

（三）汉语人文学术的原语价值分析

三 翻译文学与汉语新文学

（一）翻译作为传播方式：其文本重构的意义

（二）翻译作为资源凭借，重新编码与定型

（三）翻译作为语言创造的途径，变革汉语新文学文本

（四）汉语新文学对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包容性

四 汉语新文学的“雅”“俗”分野

（一）雅与俗的相对与互涵

（二）雅俗文学与汉语语言

（三）雅俗分野与汉语文化伦理

五 汉语新文学的空域背景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汉语新文学家的空域意识

（二）汉语新文学空域背景的独特性

六 汉语新文学的评论形态与当代发展

（一）文学评论的文明建构

（二）文学评论的功能价值

（三）汉语新文学评论文体的多样化

传 统 论

一 五四新文化与汉语新文学传统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汉语新文学的思想传统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汉语新文学传统的复杂性

二 汉语新文学传统建设中的科学因素

（一）科学： 外在于新文学传统建设的“理想类型”

（二）科学概念在新文学传统运作中的漫漶与变异

（三）科学与新文学传统的理论关系

三 汉语新文学传统建构中的古典主义影迹

（一）工具理性的克服

（二）价值理性的引退

（三）意念理性的建构

存 在 论

一 鲁迅传统及其对汉语新文学的多面体贡献

（一）作为创作主体的鲁迅

（二）作为文学行为主体的鲁迅

（三）鲁迅传统中的批评本体意义

（四）鲁迅论战传统中的意气因素

二 从鲁迅到王蒙： 汉语新文学中的文学存在

（一）从鲁迅到王蒙： 文学存在的意义

（二）发现文学存在主体：汉语新文学“创研率”命题及学术意义

（三）文学的全与美： 王蒙之于汉语新文学的意义

（四）汉语新文学批评本体的暗昧

（五）《闷与狂》等自传系列作品的汉语新文学意义

三 莫言的文学存在及其汉语文学意义

（一）社会拥有与文学存在

（二）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

（三）莫言文学： 历史的哈哈镜

（四）莫言文学之于汉语新文学的意义

四 汉语新文学概念与金庸研究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评价中的意义张力

（二）汉语新文学视角对意义张力的规避

（三）汉语新文学之于金庸研究的可能性

文 体 论

一 汉语新文学学术概念的延展性及文体呈现

（一）新文学概念文体延展的优势与劣势

（二）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延展性与文体应用

二 汉语新文学文体炫张理论

（一）当代汉语小说的炫张体征及其理论思考

（二）汉语新文学中的小说操作

三 汉语新文学与汉语新诗的学术辩证

（一）汉语新文学中的汉语新诗

（二）汉语新诗主体地位的必然性

（三）“常”“变”逻辑关系中汉语新诗的价值审视

（四）汉语新诗的倡导及创作实践

（五）《当代诗坛》： 汉语新文学世界的诗梦

四 郭沫若的汉语诗性与诗兴传统

（一）汉语新文学论题中的郭沫若

（二）《女神》风格与汉语新诗传统的开辟

（三）郭沫若的诗性与诗兴传统

五 戏剧本质体认与汉语新剧的经典化运作

（一）汉语新剧经典化要素中的戏剧本质体认

（二）面对传统： 汉语新剧本质体认的偏颇与回归

（三）走出经典： 戏剧本质的反思与影响

外 延 论

一 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一）汉语新文学中新诗运作机制的完备

（二）现代主义汉语诗歌的复兴基地

（三）都市诗歌与南国情愫

（四）走向世界的汉语新诗

二 汉语新文学视阈中的澳门文学

（一）从“澳门文学”概念说起

（二）引进汉语新文学视野

（三）汉语新小说*初的澳门面影

三 汉语文学与民族语文学

（一）民族文学的论述层次

（二）民族语文学概念的优势

（三）汉语文学与民族语文学

（四）民族语文学的可能性

结语： 21世纪文学的平庸化走势与汉语新文学的可能

附录：

一、汉语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宏观认知

二、汉语新文学视野中的台湾文学

三、翻译文学之于汉语新文学建构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学术优势

汉语新文学的主体领域，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期起，就被约定俗成地指称为“中国新文学”，这一概念直接承续了新文化运动推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的宗旨，故为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概念历史性认同的辉煌成就。虽然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但几乎是在此概念刚刚得到普遍的学术性认同的同时，就产生了以“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后被证明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概念取代原有“中国新文学”概念的学术尝试。特别是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体与时代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象征性，新文学研究者很自觉地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既突出了国体又强调了时代因素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进而将原可理解为与“中国新文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改称为“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近代文学”等。*初是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后来更是由于政治意识表达的需要，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便逐渐形成了将汉语新文学的主体领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趋势，到5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相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优势得以形成。还是由于政治意识表达的需要，几乎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优势得到历史性的肯定的同时，一种突破“中国现代文学”既有框架和指向的新概念——“中国当代文学”訇然登场，虽然*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作表述，但借助于当代中国政治强势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终于在50—60年代之交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优势，成为更具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显然，“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代表着一个具有思想和文学新质的时代，这种新质所具有的强势背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足以使得任何文学研究者都无法以主体概念覆盖之，虽然作为主体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无论从内涵的明确性、外延的清晰性以及内容的重要性方面而言，都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如此优势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与如此强势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相持不下，而汉语新文学学科整合的要求又势在必行，于是经过学科管理者和教学科研人员的权衡、撮合，一个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权威性和*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港澳台乃至于国外的汉语文化圈。

当然并不是拼凑型的概念就无资格成为一个严肃的学科名称，虽然拼凑型的概念本身往往更多地带有临时性和随意性的表述意味，无论是西方的“英美文学”还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问题是，诸如“英美文学”这样的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及其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哪种语言表述中都相当明确，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则很难准确地换用别的语言特别是西语作准确的翻译与表述。翻译家们可以举出一此例句来说明，“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现代文学”)中的“Modern”在表达时间的近指义方面，事实上并不比“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当代文学”)中的“Contemporary”更弱，只要将“Modern”一词按照习惯的音译表述成“摩登”，其所表现“此在性”的能力立刻就能显示出来，而且似乎比“Contemporary”更“此在”。以这样两个区分性能很弱的词汇相并列，所拼凑出来的“现当代文学”概念自然很容易令外人费解。虽然一种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命名并不首先服务于外人，不过从语言表述上同样可以借鉴这种翻译的尴尬来反推这一概念或名称在组合上很勉强：“现代”与“当代”倘若不是因为习用已久的文学和历史概念形成了特指的语感，任何认真的语义分析都无法准确地揭示其中的时间性差异，也无法将它们视作两个自明性的时间段然后再并列地拼凑成“现当代”一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这种“现当代文学”合称概念已经约定俗成，而且，这一概念轻易统一了官方学科目录与研究者习语表述，同时对海外学界也造成了事实上的影响，例如王德威教授就接受了这一概念，他在《如此繁华》一书《序言》中指出：“城市与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过，如果以这样一个只能在约定俗成意义上运用于特定对象（也就是中国本土的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推向别的对象甚至使用到外国文学领域，则显然属于粗暴地滥用话语权，至少显示出在概念把握上的稚拙与不严密。有些学者正是这样，在著述中将外国文学的相应阶段也用“现当代”来标示，编撰的书籍有了诸如《中外现当代女诗人诗歌鉴赏辞典》之类的题名。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为学界所普遍使用并长期存在于官方学科目录，其所显露出来的是某种稚拙与不严密，这并不单是因为它在表述上来自于临时性的拼凑，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原本生存和发展状态，是多部族和民族（包括一批古民族和今存的56个民族）在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扮演着的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审美文化创造，并*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因此，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新文学，“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整体而言，汉语文学只是部分，尽管是主体部分”。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名行汉语新文学研究之实，自说自话地缩小了研究范围，典型地属于一种名不副实的学术操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不仅在空间意义上难以完成对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而且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这是它在中国文学的内部关系上显示出的另一番名不副实的情形。综合这两方面名不副实的情形，从概念的严肃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的角度进行顺理成章的提炼，则学术界正常采用和对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不过是“汉语”“新文学”。

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为流行和*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092—2106页。

绝大部分专书选择“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以及其他中心概念作为题名。显然，大部分研究者在接受“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官方概念的同时并非心安理得地乐于沿用这一概念，他们接受这一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之很少提出理论和逻辑方面的疑义，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未意识到它的不妥当，而是因为他们有意保持一种世故的缄默，或者刻意体现一种虔敬的服膺，当然还有粗略的疏忽。无论出于怎样的心态，客观上都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以一种不够严肃且缺少严密的逻辑性的样态得以长期尴尬地呈现并范导着相关的学术与学科，由此形成了一种似乎是积重难返的学术惰性。学术界应该勇敢地克服这样的惰性，以一种有错必纠、有枉必矫的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态度对待这门学术，对待这门学科，包括对待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概念表述。

在与“汉语新文学”密切相关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中，除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而外，“汉语新文学”还能成功地理顺其与“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关系。曾几何时，这些概念相当含混，之间关系错综纠结，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能够终结这样的含混与夹缠，因为它们都不具有综合概括其他所有概念又不会产生歧义的弹性与张力。或许“世界华文文学”能够差强人意地具有这方面的概括力，然而由于它的诞生“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在语用层次顿然失去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领域的涵括能力。更何况，“华文文学”这一关键词仍未完成对区别于旧体文学（即“古文学”）的新文学的必要强调。能够用来综合概括所有这些概念并在其能指意义上不会产生歧义的只有“汉语新文学”，它从文学写作的基本语言状态出发，严格锁定新文学的品质特性，并不言而喻地呈现出其与汉语旧文学传统的联系与区别，以及相对于其他语言文学的影响关系与异质关系。

在人们习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的外部关系上，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更勿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容。“汉语文学”概念旨在弥合这种由人为拆卸所造成的裂痕，不过没有关照到“汉语文学”不仅仅是“汉语新文学”的问题，因而用来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发难，显然不如后者更有力度。至于后来出现的“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虽然充分意识到并体现出了“汉语文学”概念的原有张力，但在时间与空间上仍然存在着人为设限的现象，当然同时也显露出对其中应包含的“古文学”（其实是汉语旧体文学）未及关顾的缺憾，概念表述的不够简洁精练倒在其次。